第三章 中国政治哲学史概观

第一节 中国政治哲学史之发展阶段与历史分期

在第二章，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政治哲学的性质、问题和思想方式等进行了辨析和论述，以此为参照，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性质更为明显。仅从一个角度来看，即从“规范性的研究”与“描述性的研究”的区分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规范性研究的特征相当显眼，换言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哲学，而在更小程度上才具有政治科学的内涵。现代中国政治学者萧公权有关王夫之政治思想之特征的如下评论，在我们看来，实质上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看法。他说：“黄、顾深惩宋明专制之弊，故欲以封建分权之遗意矫正集权。船山立论则不专对一时一代之得失而着眼于政治进化之客观事实。前者乃改造家之主张，后者则近乎科学家或历史家之案语。吾国往昔不乏改造之思想家而较少纯粹之学者。”[1]这里的“改造家”所着重的无疑是“应当如何”和“应当是怎么样的”，而此处的“科学家或历史家”则更为侧重考察政治生活的实际样态及其演化轨迹。所以，总体上看，中国有政治哲学，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的“中国传统”源远流长，乃是无须争辩的事实。

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与此相一致，对中国政治哲学史的整体性透视和把握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对其历史演变之阶段进行辨识和界说，或者说，对中国政治哲学史进行历史分期。对中国政治哲学史进行历史分期的主要参照依据之一，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大势和历史分期。依照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发展阶段来划分中国政治哲学史的演进时期，之所以具有显而易见的合理性，无疑是由于政治哲学思想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根本关联。[2]当然，政治哲学思想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方式不是单一的，大致说来，两者之间的关联可能呈现为以下三种方式，即某时期的政治哲学以某种政治制度为思想背景，或者将某种政治制度设定为前提，或者指向某种替代性的政治制度的构想和探究。具体说来，先秦的政治哲学就是以处于衰落状态的“封建制”为思想背景的，但却并不一定以此种“封建制”为正当的制度形态，而秦汉之际到清朝末年的政治哲学则基本上是以君主专制为制度前提的，戊戌变法以来的政治哲学则转向现代政治制度的探求和论说。就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演进而言，西周的以“封建制”为基础的君主政体、秦代确立的奠基于“郡县制”的君主政体与戊戌以来所探求和建立的现代政治制度，自然地区分为三个阶段；与此相一致，中国政治哲学史也可相应地划分为先秦政治哲学、秦汉至清末的政治哲学和戊戌以来的政治哲学这样三个历史时期。

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哲学所表现出的思想方式和理论形态的特征之差异，我们还可以将中国政治哲学史划分为前经学时期、经学时期和后经学时期。前经学时期涵括从孔子到《淮南子》的政治哲学；经学时期以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为开端，向后延伸至康有为以今文经学的形式所展开的政治哲学和章炳麟的以古文经学为其形式的政治哲学；后经学时代的政治哲学则大致开端于新文化运动，并以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为其最为重要的条件和基础之一。我们这里给出的有关中国政治哲学史的这种三阶段划分，无疑是借鉴和套用了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之分期的观点，在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两个历史阶段，并在经学时代之终结的尾声中，展望了后经学时代的中国哲学。在该书中，冯友兰把廖平看作经学时代的终结者，[3]但从其思想的历史效应来看，我们以为康有为和章炳麟的政治哲学乃是出自经学的政治哲学思考之最后成果。当然，在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后经学时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传统经学的回光返照，马一浮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六艺论”和熊十力的《读经示要》所展现的政治哲学思考，大致就可以看作这种回光返照的典型例证。

还有一种对中国政治哲学史的阶段划分，这就是以先秦政治哲学为第一阶段，秦汉至1840年的政治哲学为第二阶段，1840年以来的政治哲学为第三阶段。这种有关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历史分期之特殊性在于，突显了1840年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这一时间节点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的中国“自然的演进”过程中断的标志，也是“天下体系”和“夷夏之分”的思想框架走向瓦解的开端；同时，从中国政治哲学思想演进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间节点是中国政治哲学“内生式发展”或者“自在自为的发展”历程之终结的象征性标志，从此中国政治哲学的思考和研究进入了古今中西相互激荡的思想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