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经济[1]

[英]I.G.佩特尔

世界经济本身在不断变化，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里这种变化的速度快，复杂程度加深，从而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越见复杂，且发展的前途难以预料。在许多方面，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国际上的重要十字路口。如果对变化中的世界经济缺乏某些了解，便无法就如何更好地处理相互间的经济关系作出决定。

本文首先对世界经济结构、经济趋势及经济观点的变化进行一番审视，接着探讨一下这些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一 世界经济结构

世界经济是在两条甚至三条轨道上运行：一些富裕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处在一条高速轨道上；一些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则处在一条轻快而又不十分高速的轨道上；而大多数贫困国家却处在一条十分缓慢的轨道之上。

即便是在同一类别的国家里，也普遍存在着经济两极分化和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的现象。这些差别在富裕国家里因为失业的增加和下层阶级扩大而愈演愈烈。在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增强，也出现了一些地区间的差异。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绝大多数人并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对经济平等或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关注（不论是在国内或国际）已成为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如何最佳地去协调增长与平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说，人们还不能说世界经济现在已经稳定安全了。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有可能发生突发的、难以预料的社会和政治动乱，从而给世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为此，有必要尽快建立起国内和国际的经济秩序，争取尽可能大的公平。展望增长的前景，依然存在着一些阴云。

近几年来，南北合作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曾经在70年代出现的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变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的呼声也显得不尖锐了。当时曾谈论过，南北之间进行一些全球性交易——南方保证提供诸如石油这样的短缺资源，以换取先进的技术和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管理。现在，我们不大听到全球交易了。但我们不能断定不久以后不会再出现另一种形式的交易议论，比如先进技术的交流、用资金换取处理核废料的设施或限制某种消费和工序。

问题的复杂性现已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出来：这不仅仅表现在能源、环境和资金的流动上，还表现在知识产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这是一种自由的跨国界的交流，它不仅限于商品，还包括劳务。在这些新领域的合作（或冲突）能走多远，这也是目前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记得，迅速的技术变化是近年来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技术转让或缩小技术差距。增长和竞争力都越来越需要依靠技术的引导。新技术也极容易为半文盲的人所接受。而且它们无须费劲去掌握，常常只要消耗有限的资金和自然资源。但是它们的困难是如何采用新技术——技术在不断地更新换代，没有必要总是让所有的国家都从头做起。这个问题如何能通过国际组织的生产来最好地解决？这种由多国公司组织的生产正在飞速地发生变化。但目前尚不清楚发展中国家如何最佳地适应这个新形势，从而使它们也能在新技术中合理地分享利益。发达国家却已经感受到了其在国外受到多国公司的竞争以及来自他们国内外的多国公司的竞争。因此，我们需要在学术上密切注意这一跨国间的世界性生产组织。最适合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是那些在任何国家集团中不享有任何既得利益的独立学者和国际机构。

二 一些主要的经济趋势

当前，美国能否在不把世界拖入衰退或不触发严重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减少其预算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我对这个问题持审慎的乐观态度。现在，布什在预算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是有可能的。他竞选时许诺的不增加新的税收并不排除对诸如进口石油的直接税以及堵塞一些漏洞。国防开支，包括支持其盟国防务的开支可在今后两三年里切实有所削减。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预算赤字尚未达到通常人们所估测的那么庞大。一些赤字还可能持续存在，尤其是如果私人储蓄率能有所回升，那么美国还能保持其经济发展势头。

目前的经常项目逆差呈现出一幅模糊不清的画面，尤其是在高利率的情况下，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经济状况更加捉摸不定了。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已成必要，也不应受到美国自身或他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抵触，与通常的意见相反的是，美国如果保持适当的汇率，它在许多商品方面仍然具有竞争力；日本也在竭力扩大其内需方面做出了努力，而且该国灵活管理的记录也给未来带来鼓舞。欧洲出现的是一幅较为混乱的画面，因为人们担心提高利率和抑制内需的增长会导致通货膨胀。目前欧洲采取的反膨胀立场好坏难说。但是在1992年这一背景下，增加投资的做法必将刺激欧洲的需要，甚至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样也有助于美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最后重要的是，美国仍将毫不留情地保持对其贸易伙伴的压力以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提高汇率和保持旺盛的需求。

对于负债累累的拉丁美洲国家，前景并不乐观。目前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稳定措施都归于失败，原因就在于需要偿还沉重的债务。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存在着长期的通货膨胀、资本外流、投资效益差和收入分配不平衡。这个教训显然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这些国家仍被认为具有较高的资信。不过，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内外政策，这种资信也会很快消失。拉丁美洲的经验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剂清醒剂。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拉丁美洲的教训，国际银行总的来说已对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畏缩不前了。国际银行过去曾一度津津乐道他们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收支平衡支持和发展贷款，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今天，要想让国际私人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观的资金贷款，希望可以说相当渺茫。

中国本身有两个投资的来源：香港和台湾。其他如日本、朝鲜或新加坡也都同中国有着某种文化上的联系，这也为私人直接投资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气候。在这个气候之下，投资者可以舒适地工作生活。对中国这个寻求在世界经济中更大的一体化的国家，这可能是一张有利的牌。

另一个更有意义的新现象，就是世界人口的大幅度的变化。现在及在今后几十年内，人口增长率在贫困的国家要比在富裕的国家高出许多。这一事实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目前还不易为人们所看到，而且似乎有对此避而不谈或不去认真研究的心理。不过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那些不立即控制人口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将仍旧处于贫困境况，即便是那些目前自认为资源丰富、人口密度不高的国家也不例外。人口的复合增长率所造成的压力已经使尼日利亚和苏丹不堪负担。第二，未来居住在南方贫穷地区的那部分世界人口将比现在更庞大，南北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和动荡将在较长时期里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从全球角度看，经济的盛世和稳定、安全的社会和政策仍很遥远，而且不论从哪一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也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

人口发展的另一面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些鼓舞。情况很明显，如果富裕国家老龄人口和相对贫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话，经济的动力平衡器就可能转向有利于这些贫困者。但这只有在这些人还不至于因贫穷而丧失其能动性的情况下才成立。另一种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发达国家的需求方式将不得不改变以增加贫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利益。老年人需要更多的个人服务，而他们的富有的后代不会对这样的服务有兴趣，因此就为跨越国界来满足这种需求提供了余地。有着相当的储蓄和退休金的老年人的确可以经常到外地做些有益的旅游。他们不愿像个匆匆的旅游者为省些钱到一地游上一两个星期。他们倒愿意做个客人在一个地方住上几个月以回避恶劣的气候。因此，这一国际分工以发展医疗和其他基础设施来满足这一需求——可能是迅速发展的行业——也许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事的明智的事业之一。

三 经济观点的变化

世界经济的变化反映了潜在的经济趋势和经济观点的变化。简言之，现在的经济观点是更多地倾向于市场力量。政府干预和集中计划已经不大吃香了：人们更多地意识到政府或国家并不是无所不能，而且大多数机构常成了腐败和懦弱的俘虏；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这一混合制度已有许多争议；不管怎么说政府仍能起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不能取代私营企业和创造精神；也不能低估供应学派主张的重要性，如工作动机、储蓄和革新的风险；资源的有效利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注意力应放在效率之上而不是需求刺激或供需稳定或平衡；内向的态度和对国际分工优越性的否认是经济低效率的主要根源；国内外的竞争是更高效率的主要推动力。

凡此种种，有关经济政策的新观点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和灵活性。因为经济政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固定模式，所以它允许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政策有不同的组合。不过，目前在大多数国家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原则。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观点看，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参与世界经济是有利因素还是不利因素呢？初看起来，在经济政策上越来越多的趋于一致显然是个有利因素，因为一致不仅意味着聚合，也表明凝聚力、连贯性和连续性。这就保证各国进入世界市场就得兼容他国的愿望和哲理，而这些国家在别国登门求见时不会关门谢客。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尚无定论。但共同的声音的确为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提供了某种保障。它总比世界按意识形态划分得一清二楚好得多。

不过也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新经济观点会在某些国家变得极端，他们会变得对其他国家的需要和境况漠不关心和不耐烦，而对方国家则要在某个时间里需要一个不同政策的混合，需要以不同的步伐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会被迫尽快“毕业”从而加入一个他们不再需求官方资金、有限的保护和外汇管制的环境中去。中国很快也会处在这种压力之下，就像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样。不过由谁来对经济变化的步伐吹哨都是个未决的问题。

国内不干预主义哲学也与国际合作的经济形式不那么合拍了。国际合作常被视为国际级的没有保证的干预。“新权力”对援助和国际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那么有利了。在对待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中的立场常常流于空谈。早期的里根政府显然在不干预问题上走得太远，有点过激，所以由此带来的难题使得美国当局更倾向于国际经济合作而不拘泥于极端教条主义立场。但我们不应忽视这里面存在的冲突和误解的潜流。

四 世界经济变化对中国总的经济战略的影响

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寻求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应采取一个外向而不是内向的发展战略。它所遵循的模式应该是出口导向的增长，而不是增长导向的进口替代。重视出口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增长之间的差异常常被夸大，因此必须对所主张的战略有清楚的认识。

常识告诉我们，就其本身而言，进口替代和促进出口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它们都利用国内的资源。节约一美元和赚取一美元同样值得称道。何况比较成本利益学说还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若拥有比较有利的条件，它就不应进口而应出口。相反，要求实施幼稚工业保护税或特殊扶助及边干边学的论点，不仅适用于与进口竞争的企业，也同样适用于占优势的出口企业。同样的，从长远来说，就进口替代本义而言意思并不大，因为一个国家寻求的不仅是减少对现行进口的依赖，还要避免未来过分地依靠进口。因此，我们不能说进口替代的余地有限，而促进出口却是广阔天地。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一个企业必须首先学会在国内市场上与进口商品竞争，然后才通过出口在国外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我们难以断言说出口就比节制进口更为重要。事实上，出口导向的增长只有在成功和有效的进口替代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

我们所能说的是，我们的政策应该是介于进口替代和促进出口之间，不偏不倚，互不妨害。我们还要指出，这两者都应该建筑在高效率的基础之上，这样，倘若其中一方得到保护或补贴（初期阶段常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保护或补贴也应该很快地削减和迅速取消。否则，便会出现“婴儿企业”发展成“痴呆儿”的危险，构成社会的长期负担。不过，我们也需记住，对出口的过度补贴也会使经济大伤元气。

还值得我们一提的是，一旦一个企业可以高效率地与进口竞争，我们不应立即在另一个企业着手进口替代，更不必多头同时从事进口替代。一旦一个企业可以有效地与进口竞争，这个企业便应承担更为艰巨的任务去不遗余力地开拓出口市场，如此方能充分地实现规模经济。这项工作应该优先于在另一个部门上马进口替代项目。

因此，真正的差异在于，在广泛的战线上同时搞进口替代必将费用昂贵和导致低效率，并且一方面使一个国家丧失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造成在一个新的部门被选定重新上马一个相同项目之前，一个部门的进口替代便被那个部门的积极的促进出口所取代。既然我们的资源总是很有限的，因此就必须择优而行。在这个意义上，最佳战略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些作为重点的进口替代部门和进入第二阶段的促进出口部门。南朝鲜和日本在预先做了大量的计划和得到国家的支持之下走的就是这条双轨制。我们还应强调需要国家有恰当的投资计划和自觉一致的努力去完成计划。这里国家可以使用它所有的权力，如给被选定的部门提供信贷支持、外汇、权限、原材料等。所以，我们不应忽视计划和政府干预的必要，尽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保证这一切是在符合经济规律的情况下起着恰到好处的作用。特别是竞争这把锋利的刀刃不应被弄钝。只要有可能，便应允许竞争而不是限制参与竞争。

此外，还应为私营企业的创造精神留出一个天地，这样我们便不应该事事追求计划或控制。在这里，中国有一句话甚为贴切，那就是：“两条腿走路。”

出口悲观主义或所谓的结构性谬误认为，一家南朝鲜或中国台湾的企业可以从事的生产不可被许多其他的南朝鲜或中国台湾的企业所为。假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都企图出口同样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或别的类似的东西，那便会造成需求不足。工业化国家当然也将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他们免遭这样大规模的冲击。毋庸置疑，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会也不需要像南朝鲜那样依赖出口。同样，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会就此消失，甚至还会得到加强。不过，我们没有理由不尽我们之所能去促进有效率的出口，因为中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急需大量的技术和资本货物的进口。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市场上竭尽全力以期获得最佳结果。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没有在效率生产力上进行努力，我们便无法成功地使出口工业高效率和富有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过去奢谈什么发展的总体战略实在是误入歧途。真正的战略（除了高储蓄率和技术培训外）是鼓励劳动热情和提高效率。这个战略将最终带来快速的增长，包括出口增长。也许这就是日本和韩国成功的真谛所在。

出口市场的竞争不仅决定于出口工业的效率，也决定于整个经济的效率，这一事实已经变得很清楚了。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重要的经济活动并不能直接出口，但它们却是作为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所必须的。没有交通、能源再生、银行及质量检验和海关等高效率体系，我们便无法想象能在国外市场上竞争。另外，农业不现代化，不使原材料和工资货物费用合理地降低，我们也无法在国外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制成品市场。

中国开发沿海特区，建立出口工业，引进外资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并已见成效。这样不可避免地也将带来一个扩大地区间收入和财富差别的副作用。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若不是处在双轨制上的话，它也不能在外部竞争中采用双轨制。

关于主要经济战略还需一提的是，不管一个投资总体战略如何完美都是不够的。它需要得到适当的经济政策和合适的制度机构的支持。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混合型国家，计划经济的常见失误是低估了政策的重要性而过度强调计划。我们所说的政策指的是总体的经济政策，不仅仅是直接冲击对快速、有益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极为重要的进出口政策。另外，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不管是倾向计划或倾向市场——都低估了创造一个恰当的体制结构的重要性。

五 世界经济变化对中国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肯定是经受不住完全的进口自由的冲击的。那么，进口的控制应达到怎样一个程度呢？许多国家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不允许被认为国内可以生产的任何产品从外部进口。他们因此人为地设立进口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只有在国内的生产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时才成为可能，根本不顾其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它自然会阻碍出口的增长，因为出口工业以及基础工业背上了消费高成本的国产进口货的包袱。

适当的经济战略是一个有选择的序列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进口替代和促进出口是根据投资计划有节制地逐渐地进行，进口政策也应是有选择的。进口政策必须支持投资政策，必须是有差别的和随时调整的。同样的，这也适用于出口政策，即所有的出口都不应是不加区别地予以补贴。

限制进口是仅仅出于保护幼稚工业的原因呢？还是为了总的国际收支平衡？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人们常常争论说，发展中国家在出现储蓄差距之前便出现了国际收支亏空，这是因为资源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非常不容易，而且要将国内资源转换成外汇尤其困难。通过控制进口，一个国家便可以适当扩大投资。是否这个论点补充说明了幼稚工业的论点尚难断定。如果是的话，它说明了进口消费品的诱惑力很大，若继续允许所有的商品自由进口，那么将给储蓄和国际收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认为这个论点确有实际意义，随便进口奢侈消费品或不重要的消费品，应该受到限制。据此看来，在国内允许生产这样的东西也没有意义了——如果没有严格的再分配政策，这个主张将难于付诸实施。这便是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禁止进口汽车、珠宝或此类奢侈品后却造成本国的汽车生产效率不高，珠宝走私现象严重的局面。凡此种种，我建议采取谨慎的措施，限制不重要的消费品进口，也限制在国内生产这类东西，并通过合适的分配政策来加强这些限制。当然，这些限制也不应太绝对化，因为我们不应低估奢侈品消费的刺激效应。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提倡放弃外汇管制。即便放宽进口或外汇管制已很理想，保持适当的谨慎还是需要的。如果公众对放宽政策的持续失去了信心，便会出现进口热（或资金出口热），造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信心至关重要。

引进资金的做法尽管不错，控制外资的借贷还是有必要的。虽然权力下放总的说来是可行的，但我认为在借贷外资的决策上还是以集中权力为宜。因为，第一，如果还债负担要应付自如的话，就必须对外资的借贷总额实行控制。总的原则是一个国家不应该借外债来偿还过去欠债的利息，也不应让债务费用超过出口盈利的20%—25%。第二，一个国家的信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迅速地还债。倘若中央政府缺乏对所有的债务和所有到期偿还债务和利息的意向，便无法做到迅速还债。我认为，政府还是应保证它批准的所有外债能按期偿还。这是一个国家在国外建立信誉的行动准则，这同样也是获取低息贷款的一个方法。

关于中央决策举借外债的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即需要保证所借贷款只能用于生产性目的。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借贷者都得去创汇以偿还借款——尽管在一些情况下这一点需要强调，尤其是牵涉直接投资。即便像交通和能源工程这些不可能以外汇偿还的行业，也起码应以国内贸易货币适当予以偿还。

我不赞成用短期借贷（即所谓的贸易信贷）来资助出口和进口。

一个国家最好应积蓄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尽可能避免贸易信贷。外国银行通常对贸易信贷提供资助最为积极，因为从它们的角度出发，这是最安全的借贷方式。而且，这种借贷在一旦出现信用不足时可以很快地抽回和中止，从而造成危机。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同这种方式的借贷不无关系。

至于对外直接投资，那些愿意出口或引进尖端技术的国家明显对之大加欢迎。发展中国家必须警惕它们相互之间不分青红皂白的竞争会使外国投资者坐收渔翁之利。不过，流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数额都不大。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一些一致的行动以防受骗上当——鉴于过去他们已上当多年，那时外国投资者仅仅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感兴趣并有秘密条款禁止出口。工业发达的国家在一旦它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能迅速集合到一起一致对外——就同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它们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抗和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时与债务国对抗那样。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意识到要团结起来。

中国在这里是拥有优势的，因为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是动态经济并拥有大量储蓄盈余和外汇收入，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销路。中国的“一国两制”政策将毫无疑问地在今后几年里在经济和政治上起重大影响。是否它将侧重于倾向双轨制增长的道路还不好说。但中国的情况对开展对外私人投资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对中国来说，一个很快就要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应有多少和什么地方它的资本可以在国外投资。

关于出口政策，除了一个得到政府全力支持的合适的投资计划外，其他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恰当的结构体系和现实的汇率。出口并不仅是对提高效率或有竞争力的生产而言。辅助出口的基础涉及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出口信贷、提供担保、质量检验、各国市场和服务设施，以及包括设计、款式、时尚变化和技术等商业信息——所有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难题。但是中国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拥有各项技能的海外华侨，这是中国的一大优点。这些因素应该予以充分发挥。的确，如此众多的海外华人可以宣扬中国的风味和时尚，以及旅游和侨汇成为中国出口收入的巨大源泉。中国还可以迈出富于想象力的一步，吸引国外的老年富有者到中国客居。从某种意义上说，眼下的外汇收入更多的是依靠组织和机构成功的支持，而不是仅靠生产耗费。

话又说回来，成本费用的考虑还是有必要的，因此，也就需要一个现实的汇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它们的汇率同某一种关键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相联系。在汇率动荡不定的时期采用这种办法是无可奈何的。但是这常常导致脱离正常价格而过分高估或低估，这主要取决于一组货币中某一种货币与那一组中别的货币的升值或贬值的幅度，这些波动常常与有关国家的局势毫不相干。同样的，商业汇兑率的变化也发生影响，这样即使与之相联系的一组货币不产生一点变化，国内价格的动向也能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大起大落。换言之，同一篮子货币联系的同时，我们仍不应忘记起作用的还有比较购买力。哪一个环节出了轨，我们就必须根据一篮子货币的情况迅速做出调整。发展中国家常常忽视了这一点，因而总是在汇率政策问题上陷于被动，因为它们错误地认为只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便会反映出真实情况而不会出现波动。

再重申一下，侧重注意商业汇兑率的变化总的来说是强调国内政策的价值，尤其是避免国内的高通货膨胀率，这种高通货膨胀率一旦形成，不仅会促使汇率的频繁变动，还将由此导致不断的货币信用危机，从而带来各种后遗症。这种局面一旦出现，通货膨胀将难以收拾，如最近拉丁美洲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通货膨胀率很高时，要扭转它并非易事，对付通货膨胀，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一有苗头便应立即予以平息。这是促进增长和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的最好保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提出同样简单但又是最重要的真理：一个健康、效益高和有活力的经济能使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融洽和富有成效；一个健康和有活力的经济是一个国家国内计划、政策和体制正常运行的基本体现。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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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