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剧变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民主革命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本次剧变是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发展道路继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世俗的民族主义、20世纪下半期各国发展主义到伊斯兰主义之后以民主和民生为诉求的第三次转型[16]。近现代以来，伴随中东从传统威权主义到新威权主义演进的历史轨迹，中东发展道路的追寻与选择已经经历了两次艰难的转型。对此我们不妨结合中东社会政治思潮的演进做一详细的考察。

1.第一次转型是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坚持世俗化取向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为重点，威权主义政权在这一时期获得合法性而普遍建立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是中东民族主义觉醒和民族国家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东方国家和地区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主要倾向，它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更多地从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领域反映了东方社会的独特面貌”[17]。揭橥中东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就是被称为伊斯兰改革主义先驱的阿富汗尼。目睹英军在印度的种种暴行，面对伊斯兰世界被西方殖民主义分裂和撕碎的现实，游走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思想者阿富汗尼率先祭出“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大旗，振臂高呼穆斯林的团结，并且他并不拒绝西方文明的某些部分，不仅以其“宗教民族主义”[18]的主张彪炳于史册，而且也成为事实上的最早探索和思考“伊斯兰发展模式”[19]的先知先觉者。无独有偶，同样是阿富汗的马赫茂德·塔尔齐，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东民族主义的杰出代表，其思想主张和实践，不仅反映了阿富汗的民族自觉，而且通过《光明新闻》也代表了同时代土耳其、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是一个真正不可能被遗忘的所谓“被遗忘了的民族主义者”[20]。

大约在同一时期，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横空出世，这就是影响一直延续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前有著名的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家，以“伊斯兰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拉希德·里达和被誉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第一位理论家”[21]的阿布德·拉赫曼·卡瓦克比。接踵而至的是阿佐利和沙乌卡特、拉巴斯、阿拉伊利等，他们最杰出的贡献在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使作为完整的意识形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最终形成，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在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关系分开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的关系，一种非伊斯兰的世俗化的民族主义倾向初露端倪。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终于走向高潮，其杰出的代表即“革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米歇尔·阿弗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精神之父”萨提·胡斯里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埃及总统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经过半个多世纪抽象的原则在他们那里终于实现了理论化、现代化、体系化，并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他们不仅坚持了民族主义的世俗化原则，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把社会主义引入民族主义，体现了在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他们对于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道路做出的深层思考。

在土耳其，泛奥斯曼主义消沉之后，以凯末尔名字命名的“凯末尔主义”是“在东方出现的又一个自成体系的民族主义理论”[22]。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考察，以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为核心的六项原则，不仅显示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奥斯曼主义和强化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的内容”，并彰显了土耳其人的创新精神，对于以君主政治和传统威权为支柱而构建的中东意识形态来说，不啻是政治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十月革命的炮响把马克思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随着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其影响，共产主义开始向全世界传播，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走向新高潮。当时主要作为英法殖民统治地区的中东同样受到了这股革命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但社会主义在中东的早期命运并不乐观[23]。严格意义上来讲，20世纪中东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如果说，20世纪中期之前的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中东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和理论，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精神引领的作用；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具有浓厚地区特色或者所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则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历史选择。1947年4月，以阿弗拉克为党主席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成立，正式提出了“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从此，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亚，“复兴社会主义在塑造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政治、区域经济和民族文化格局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4]。在北非，1952年7月革命后不久，纳赛尔提出“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口号，1961年后宣布在埃及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由于埃及的特殊地位以及纳赛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君主政治的言行，纳赛尔主义成为地区影响最大的政治社会思潮，其发展模式也成为各国竞相效仿的榜样，苏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索马里等国家先后宣布奉行社会主义。

不管“自由”“统一”“社会主义”如何排序或者其地位与作用如何（例如，社会主义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事实上，或许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大任务对于阿拉伯人来讲一个也没有实现。其一，标榜“自由”的纳赛尔政府以及后来的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和老巴沙尔领导下的叙利亚都是典型的“独裁的集权主义政府”，他们创造性地完成了由老威权主义政治文化向新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转化，并使之一直延续至21世纪初。其二，不要说“统一”，就是阿拉伯的“团结”都大成问题。中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尔顿（1332～1406）所总结的社会“团体精神”的缺失在当今成为阿拉伯民族的致命弱点。除了在十月战争时期，阿拉伯世界曾经动用石油武器、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反对美国、荷兰，此后此种“齐步走”的决心和行动就风光不再；无论在对待埃以和谈、伊拉克侵略占领科威特以及海湾战争的问题上，还是从地区峰会上领导人公开的争吵到今天对待阿拉伯剧变的种种不同态度，阿拉伯世界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分裂的印象。其三，说到“社会主义”，五六十年代由轰轰烈烈的埃及“国有化”运动和土地改革掀起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随着阿拉伯政治彗星纳赛尔的陨落而成为明日黄花。

2.第二次转型是从形形色色的发展主义到伊斯兰（复兴）主义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后，“到底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的问题，即使在社会主义的激情消退之后，依然是中东各国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对内，总是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无比艰巨而复杂；对外，总是要交往，但大国的争夺愈演愈烈，主导权很少能掌握在中东人民自己手中。面对内外多重矛盾的对抗与纠结，中东国家纷纷开始探索自己富有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于是各种各样的发展“主义”话语应运而生。[25]但是，也必须看到，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它独特的历史、文化方面，尤其是宗教的影响与作用。而发展道路的选择从来就难以回避宗教文化的规定性。客观地说，以第三次中东战争失利和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为标志，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主义普遍遭遇失败，而具有浓厚宗教特点的大众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威权主义开始遭遇质疑和挑战，许多国家出现自由化、民主化迹象。

这些威权主义的“发展主义”在理论形态上既不同于之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也不同于继起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大潮，大多是着眼于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如何对待伊斯兰教的问题。体现了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中东文明内外交往过程中，中东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对其国家发展战略的探索和文化立场的坚守。20世纪下半期，作为中东最早建立共和制并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如前所述，在其立国的基因内部还潜藏着民主化因素），土耳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惑——先是接二连三的军人干政，然后是宗教政党的异军突起。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在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的稳定证明了伊斯兰在抵制极端主义、维护政府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2002年以来，纯粹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单独执政，并且取得了经济建设、国家发展非常骄人的成绩，也似乎在暗示中东其他国家，只要坚持民主的道路，伊斯兰完全可能引领国家走出发展的误区和陷阱。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治下的埃及给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境况，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萨达特启动有限的多元主义政治改革，到穆巴拉克时期在经济模式上选择“华盛顿共识”，埃及完全是在美国支持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经济调整，高调走向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与此同时，巨大的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随之而来。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给埃及带来的与其说还有一定的成绩，倒不如说埋藏下了巨大的隐患。

20世纪，哈桑·班纳的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在他的祖国埃及由于穆斯林兄弟会遭到世俗政权的打压而未能实践，但在埃及的邻国——苏丹，哈桑·图拉比却有机会进行这样一场“伊斯兰实验”，不过也是一场短暂的实验。苏丹的经济政治和南北现状最终使他由一个宗教的理想主义者蜕变成为一个宗教的空想主义者。与土耳其比起来，恰好相反，这场“伊斯兰实验”的失败告诉我们决定社会发展走向的，最终是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而不是某种思潮。

1997～2004年担任伊朗总统的哈塔米，坚信伊朗可以建立具有伊朗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民主政治。他对内支持在伊朗建立公民社会的主张，在具有浓厚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中东可谓石破天惊之举，因为对于严格控制的威权政府来说，公民社会常常意味着民主化在大众和社会层面的实现；而对外他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在彰显了伊朗作为中东大国对什叶派伊斯兰文明充满自信的同时，也隐含着伊朗应该有学习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先进部分的历史自觉。以他名字命名的“哈塔米主义”或许不仅是伊朗改革派的旗帜，“在全球呼唤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也代表着伊朗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以上各种思潮具有强烈的个人性特征不同，后犹太复国主义是由一批以色列的号称“新史学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对犹太复国主义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犹太复国主义曾经作为犹太人建国的理论和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潮；令人遗憾的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后，它逐步演化成为压迫、欺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工具，异化成为某种具有种族主义特征的大以色列主义。这些新史学派的历史学家依据新的可靠的档案资料对“以色列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朝向”[26]等问题提出了批判性看法，在关于以色列的历史阐释、舆论宣传和国民教育、以阿关系、以美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无疑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观点，但也唯其如此，它才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解构。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敏感多事的中东地区乃至整个幅员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带有群众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大思潮之一。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已遍布全球，在中东比较著名的组织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等。他们纷纷以复兴伊斯兰为旗帜，要求回到《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始教义上去，按照伊斯兰教法行事，重新建立一个政教合一，严格按照伊斯兰传统价值标准的社会，其来势凶猛，行为激烈，在整个世界政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独特而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还在于它是伊斯兰社会传统中自发产生并构建的一道抵御西方强势政治、文化冲击的防波堤，只是这道防波堤表现出来的不是被动消极防御而是主动积极出击。从时间上来说，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与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有着内在深刻的一致性，而不是偶然的重合；从形式上来说，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以民族化、本土化对抗西方化、美国化（当然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更非美国化，但在中东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如此）。

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实质上与伊斯兰教并无多大关系的中东恐怖主义，其起源、种类、诉求、发展、趋势，都是伊斯兰世界完全背离时代主题的“一股逆流”[27]。尽管它“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28]。问题在于，恐怖主义的存在并在短期内难以消灭，同样是该思潮对中东境遇的一种客观反映。向恐怖主义说“不”，是包括中东人民在内的全人类共同的责任，但“只要伊斯兰国家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仍处于边缘化的弱势地位、中东问题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只要美国继续推行错误的反恐怖战略，只要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中东恐怖主义就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激化”[29]。美国推动的全球化给中东带来了多少好处不好评估，但恐怖主义却通过打击美国而率先实现了全球化，真是时代的绝妙讽刺！

尽管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早就成为中东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但还是有一部分伊斯兰的思想家认为在这个不幸的时代，伊斯兰复兴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他们就是以著名的知识分子卡尔达维为首的伊斯兰中间主义的提倡者。他们自称构成的是一个中间主义学派，主张对宗教文本，如《古兰经》和“训奈”以及大量的有关伊斯兰的传统的法律、社会、政治思想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但他们的取向并不仅仅是文本，而是以对现代中东广大穆斯林境遇的深度关怀为特征，不仅是关怀他们的宗教和信仰，而且涉及穆斯林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心理等。此外，他们认为改善中东穆斯林的境遇不仅同伊斯兰观念、精神、生活方式的真正复兴、平等联系在一起，而且与穆斯林是否具备理性的知识、对现代世界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由于中间主义倡导正本清源，致力于社会公正、互信和谐，呼唤保护环境和适度开发，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具价值内涵的思想。与其主张相似的“新伊斯兰主义”“后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宪政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在强大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之外汇聚成一股股清新涓流。而作为世界主要文明体系之一的伊斯兰国家，其核心价值观的走向是继续片面强调战斗的“圣战”观，还是转向温和中正的伊斯兰中间主义道路，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3.第三次转型就是本次以威权政权的集群式倒台和政权更迭为主要表现的剧变，它以建构民主政治改善民生为诉求，毫无疑问是阿拉伯世界一场规模巨大而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即便可能是一场不成功的民主革命

威权统治走向关键点，一些国家的威权政权纷纷被推翻。从世界范围来讲，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化浪潮的继续，也可以说是民主化的“第四波”，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发展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界、政界围绕中东变局的性质存在多种观点。首先是“民主革命说”，认为中东剧变的性质就是一场“民主革命”或者“阿拉伯之春”，阿拉伯民众“是在为自由、尊严、公正而斗争，是为了用民主取代各自国家的专制制度而斗争”，民众抗议、要求当权者下台，用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这种抗议就是革命。[30]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王锁劳认为，“这是一次以实现‘政体’转变为目标的‘阿拉伯革命’，即从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转变为多党选举执政的民主体制”[31]。博联社总裁马晓霖也认为，“这是一场基于民生，而非民主，源自内力，而非外力的阿拉伯民主革命。……即使……宗教势力上台，那也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从历史上看，这是第一次颠覆威权政体，也是阿拉伯近百年来一次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是反帝反殖反封建，推翻外来压力或腐朽卖国的王权。但这次不一样，最大的成就是颠覆了一系列的‘假共和’，总统共和制的国家领导者纷纷下台”[32]。

此外还有“起义和暴动说”，认为阿拉伯抗议浪潮并非革命，更非民主革命，只是形态各异的起义和暴动。[33]“政治危机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京烈认为中东变局是波及中东广大地区，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政治危机，表现为民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宗教色彩的冲突与抗议以及示威游行引发武装冲突和外部干预等多种形式。[34]“社会运动说”，姚匡乙大使认为在中东形势动荡中，虽然掺入部落、教派冲突，其间甚至有分裂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趁机作乱，但总体而言，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发的社会变革运动，是长期积累的政治社会矛盾的总爆发。[35]不过，他也认为，阿拉伯动荡“尽管是内生性的政治社会运动”，但由于“推翻强人统治，在广义看，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大进步”。[36]安惠侯大使从四个方面认为阿拉伯变局宜定性为“社会和政治动荡”[37]。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东剧变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它是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第三次地区性的政治与社会运动”[38]。从总体上看，西方和阿拉伯学界更倾向于“民主革命说”。当中东变局仅局限于突尼斯和埃及时，“民主革命说”及“民族民主革命说”在中国学界引起共识，但随着利比亚战争的爆发以及也门、巴林、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多数人认为中东变局的性质尚有待进一步观察。也有专家认为，西亚北非动荡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来该地区最重大的形势变化，是多年来各种内外矛盾积重难返的总爆发，“大乱”是其基本表现形式，总性质尚难定论。[39]

笔者认为，这次规模巨大、几乎波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剧变，虽然22个阿拉伯国家中，2个未发生动荡，多数国家发生动荡后很快平息，5个国家遭到严重冲击，只是占了不到1/4，而且还出现了民族冲突、宗教斗争、部落矛盾、外力干预、恐怖主义等现象，但从性质上来讲，它终究是一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尽管可能是一场未成功的民主革命。

首先，要求民主是阿拉伯剧变的基本诉求之一（另外一个主要诉求是改善民生），推翻专制和独裁的威权统治与其说是剧变的表现形式，还不如说就是它的实质内容。埃及和利比亚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人政权，穆巴拉克、本·阿里、萨利赫、卡扎菲等长达三四十年的老人政权相继被推翻，在世界民主发展史上，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大事件；然而，革命并不到此就戛然而止，随着强人政权被推翻的还有他们长期以来执行的宪法、严格控制公民自由的紧急状态法；另外，实质上的一党专制被多党竞选所替代，甚至公民可以为自身权利做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公决；等等。从上述这些政体变化的角度出发，阿拉伯剧变无论如何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

其次，“革命就是流血牺牲掉脑袋”，话虽简单，道出来的却是真理。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革命常常伴随着民族的、宗教的冲突甚至战争。1640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一场典型的民族内战，而且还伴随着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远征，以及后期三次对荷兰的战争。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更是与战争、杀戮相始终，伴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倒退、高潮，又有多少人被送上断头台！英国、俄罗斯则与奥匈帝国联手对大革命进行干预和入侵，欲将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从而把法国的大革命引发为一场几乎扩及欧洲的战争。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阿拉伯剧变过程中出现了民族的、宗教的冲突就去否定剧变的革命性质，因为随着旧制度的被推翻，在新制度未建构起来之前，原来在旧制度下掩盖着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必然要暴露和爆发出来，并进而演化为冲突与战争。仔细考察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统治，班加西地区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卡扎菲对东部石油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以及存在于部落之间的矛盾等其实一直就存在，只不过在卡扎菲的强势统治和打压下，这些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一旦卡扎菲倒台，几乎所有矛盾和问题便集中显示出来。

最后，民主革命不一定必须取得成功，并建立起某种被想象的民主体制。革命失败也是一种结局，但这并不就否定革命的性质。回想1848年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不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吗？当叙利亚内战进入第四个年头，当埃及的世俗与宗教矛盾上演成为2013年7月根本逆转的局势，军方再度出手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很多人惊呼“阿拉伯之春”已经演变成为“阿拉伯之秋”或者“阿拉伯之冬”了。且不说“春”“冬”之间原本存在着的自然逻辑，但就从革命的逻辑来看，这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历史过程。早就有学者指出，所谓威权统治的“转型”，可能会导致三种后果，一种是理想的状态，随着威权主义制度开始解体，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第二种即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的回归，第三种则是以革命的出现来界定的。用所谓的“阿拉伯之冬”来否定“阿拉伯之春”，就像因为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而否定1917年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一样，其实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者是一种“双重标准”，只能蒙蔽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