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拉伯剧变发生的原因与特征

从剧变发生的原因来看，它既是转型过程中中东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矛盾问题长期积累、综合发酵所致，也是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新世纪后遭遇第一次全球性发展危机的一个必然结果，它客观上宣告了西方推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中东的破产。

1.剧变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地中海南岸影响的具体体现，也宣告了西方推动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在中东的破产

21世纪初，随着“9·11”事件以及美国接连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格局进入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时期，这对世界、中东以及中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观俄罗斯国防部时指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但国际格局深入调整，世界仍然不平等、不平衡、不平静，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交织，一些地区局势动荡持续蔓延。[3]笔者认为，这三个“不”非常恰当地概括出当前国际格局变动的不确定性特点。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指出，当前世界格局变动进入新的不确定期，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2008年以来陷入整体性发展危机，但仍存在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我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指出，当前西方资本主义主要面临着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思想道德“失范”等四大困境。一方面，危机和困境确实对西方造成较大打击；另一方面，西方仍具备较强实力，生产力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面对危机，西方国家也在进行反思，并抓紧调整和改革。[4]第二，发展中国家呈现群体性崛起之势，但可持续发展之路受到诸多限制和挑战。一方面，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一枝独秀，经济增长强劲，对国际经济格局重塑造成冲击；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种矛盾上升，进入高危的社会转型期。第三，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美国在安全格局中强势依然，特别是其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和“东亚战略再平衡”；另一方面，亚太各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运行轨道。亚太各国的外交政策出现双轨导向：在安全问题上以美国马首是瞻；在经济发展上以中国为政策标杆。各国普遍“两面下注”，增加了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第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缺乏制度安排，由此导致“安全悖论”的局面。一方面，中印等新兴大国为确保其安全利益，迅速发展军力；另一方面，美国及其安全同盟竭力保持军事优势，视新兴大国的军事发展为潜在威胁。其结果是：国际安全环境呈现出恶化趋势。[5]

在国际格局变动的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全球性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矛盾。首先，由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滑坡，大大抑制了全球的石油需求。国际油价一路狂跌，这对依赖石油出口的埃及、利比亚等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打击。其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失业群体扩大，直接导致出境旅游者的减少。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旅游或侨汇为支柱性产业的中东国家，如埃及、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约旦、黎巴嫩等。由于石油和旅游两大支柱经济同时受到打击，这些国家曾经引以为傲的经济自由化迅速转化为一场噩梦，国家财政收支的减少更是直接削弱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最后，最重要的且几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国际信贷危机所带来的商品价格，尤其是食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对长期依赖食品进口的中东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飞涨，引起了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既无法在经济体制内抑制市场炒作，也没有财力补助民众，听任民众生活受影响。在贫困、饥饿、失业的多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中东民众怀着愤懑之情，加入了街头抗议的队伍。而集结的人群，使得相互之间的情绪感染急速完成。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原本潜伏的朦胧的“相对剥夺感”很快浮出水面并逐渐清晰，很容易地把其中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专制体制与政府的贪污腐败。于是，要求推翻政权，建立新体制的愿望被统一起来了。[6]

从中东内部来看，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国家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陷入发展困境。地区大国埃及就是典型之一。冷战结束标志着全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突出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扩散。为了免除多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债务，从1991年开始，埃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专家的建议下开始进行结构改革。[7]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开放市场、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结构调整计划在埃及得到执行。但是新自由主义给埃及带来的不只是经济调整，而且是裙带资本主义的盛行、社会日益的两极分化以及大多数埃及人丧失了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对此，加拿大学者马耀邦不无讽刺地提到，“作为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在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改革数年后，埃及竟被标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之一”，“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金融投机商将谷物价格抬高至一种天价，从而导致大规模暴动。……由于城市中心区得到大量投资，而农村的农业发展遭遇忽视，埃及等许多国家很快沦为粮食极度匮乏的国家。更糟糕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经济改革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第三世界的农民遭受西方国家得到补贴的农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和粮食危机”。[8]因此，随着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开始信誉扫地。对于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和拥护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这应当是一记警钟。

总之，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如果说给地中海北岸国家带来了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像希腊这样的国家的政府由于面临财政危机而濒临破产，那么它给南岸国家带来的却是由于经济低迷而诱发的粮食危机，并由此“突变”为一场威权主义统治的整体合法性危机。

2.剧变是阿拉伯世界内部政治社会多种矛盾的总爆发

尽管事件来得突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政治改革不彻底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宪政的角度讲，上述这些国家均为实行议会制总统制的共和国。但是，由于相似的国情和历史经验，它们虽然建立了宪政，执行的却是一党执政，甚至国家总统多年来由同一位政治强人把持，宪法规定的有关议会、政党乃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无法得以实现和保证。

突尼斯制宪议会早在1959年6月就通过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突尼斯是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实行共和制政体；1975年3月，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宣布布尔吉巴为共和国终身总统；1988年7月，通过宪法修正案，删改“终身总统”等8项条款，增加了“竞选议员年龄”，“总统职位空缺时由议长担任临时总统职务”等内容；1998年10月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降低总统候选人的参选年龄，扩大参选范围，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两届。在这一宪法的框架下，从1989年4月本·阿里当选总统到阿里政府被推翻，阿里已经连任4届，统治达23年之久。也门情况类似，1989年11月30日，原北方、南方领导人萨利赫和比德在亚丁签署了统一宪法草案；1990年5月21日，双方议会通过了该草案；1991年5月，全国就统一宪法举行公民投票，98.3%的选民赞成统一宪法；2001年2月，也门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的任期由5年延至7年，并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在1978年就当选北也门总统，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萨利赫出任总统委员会主席。1994年9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改案，取消总统委员会，改为总统制，同年10月，萨利赫当选总统，1999年、2006年连任至今。利比亚1969年革命成功后，当年12月曾颁布临时宪法。1973年，卡扎菲发动“文化革命”，宣布停止执行一切现行法律。1977年3月发表的《人民权力宣言》规定：《古兰经》为利比亚的社会法典；人民直接行使权力是民众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保卫国家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利比亚信奉自由、社会主义和阿拉伯统一等原则；革命领导人是全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目前卡扎菲已经连续执政42年。[9]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认为中东之所以出现伊斯兰极端主义，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专制、独裁，因而要求对中东各国（包括其盟国）进行根本的民主化改革。2005年初，先是尚未建国的巴勒斯坦举行了阿拉法特去世后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的首次大选，然后是伊拉克人不顾恐怖威胁及谋杀的危险勇敢地走向投票站，参加了自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2005年2月初，沙特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市政选举。2月中旬，黎巴嫩举行了要求“主权”“独立”的街头运动，导致亲叙利亚政府倒台并最终成功地将叙利亚驻军赶出黎巴嫩。一时间，西方政界和媒体惊呼“中东民主浪潮兴起”，“阿拉伯的春天”已经到来。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赞说，在美国和英国的推动下，中东出现的“变革的涟漪”为这片愚昧的穆斯林土地带来了民主[10]。这种背景下，包括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在内的中东威权政府发现自己面临着严峻的民主挑战和变革困境。一方面，在世界民主化浪潮和国内反对派持续不断的巨大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以减轻民主化压力，满足反对派要求；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国内政治、经济等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又使得他们不愿或者不能彻底去改革宪政。突尼斯早在1994年就产生独立以来首届多党议会（当然执政的宪政民主联盟占压倒性多数）。1999年10月，又举行了独立后首次多党参加的总统选举。不过紧接着又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在2002年5月举行的独立后首次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竟然取消了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并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75岁，继续为阿里执政连任造势。2005年7月，突尼斯举行首次参议员选举，成立参议院。2006年，本·阿里在保持宪政民主联盟执政地位的基础上推进有控制的多党民主进程，引导反对党参政、议政，逐步扩大新闻自由，减轻西方国家在民主、人权方面的压力。[11]利比亚情况略有不同，经过多年被国际社会孤立，利比亚政治发生了较大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卡扎菲摘掉了美国所谓“流氓国家”的帽子而重返国际社会。他开始推行有利于利比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甚至把国名中的“民众”（Jamahiriya）解释为“大众资本主义”，受到了西方的普遍欢迎。但是他仍然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坚称利比亚的“民众国制度”是世界上最为民主和发达的制度，是其他民主体制应该效仿的榜样，而选举则是退步，因为利比亚人民现在正掌握着权力。

总的来讲，近年来在中东威权的共和国内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政府在民主化改革方面小推小改、不推不改，甚至倒退。每当遭遇较大的压力时，就不惜出动安全部队进行限制，依然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控制来维护政局稳定。

正是由于对政治改革不再抱有希望，经济改革又接连遭遇失败，各国反对派活动开始迅速发展。据统计，仅2007年上半年，埃及的群众性抗议和示威活动就发生了283次；2008年同期，达到600次。尽管这些活动被称为“没有组织性并且大部分与政治势力无关”，主要是民众为了表达对经济政策失败的不满。但它呈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的不同以往抗议活动的特征：第一，无组织性由此导致的混乱性，在个别情况下出现暴力倾向；第二，因为没有组织者，政府也就缺乏相应的对话者。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对这些抗议活动仍旧采取了传统的处理方式，出动警察进行镇压。一旦怨恨的持续集聚以某种民变的形式爆发，政权再采取妥协、拖延则为时已晚。其实，早就有个别西方学者指出，如果埃及政府不能继续向前推动改革，国家很可能会发生类似伊朗的革命或者“起义”[12]；还有的学者借用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概念暗示，如果埃及的政治统治精英不能兑现其对于埃及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承诺，那么埃及政府就很有可能会被国内的伊斯兰势力所推翻[13]。预言的可怕恰恰在于它逼近事实，2011年春天发生的事情再一次验证了中东作为“世界政治的流沙”绝非言过其实。

3.阿拉伯剧变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体现出传统意义上革命的共性特征——艰巨性、复杂性

前者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事件性”的，具有偶然性和时代性；另一类是“结构性”的，具有必然性，表现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政治文化上的伊斯兰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预示着未来趋势发展面临多重的选择性和不确定性。

首先，剧变体现出的“事件性”（偶然性）特征主要包括：无组织特征、新媒体特征、青年人特征、多样化特征。刘中民在《阿拉伯国家剧变的共性与差异》一文中指出，剧变具有缺乏独立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的草根性特征。抗议浪潮的主体为中下层民众，缺乏独立的政治理念和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及目标。这也恰如评论所言：“阿拉伯革命的主要谜团之一是它的理念”，“革命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推出统一的政治口号。暴动者一致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更换年迈的领袖。在其余问题上则没有志同道合的迹象。”

以青年为主体力量，具有政治不成熟的特点。在阿拉伯抗议浪潮中，占阿拉伯世界人口60%的青年构成了变革的“推动力量”，但也存在着政治不成熟、缺乏领导能力的弊端。“‘谷歌’青年仍处在一种政治无知状态。阿拉伯年轻人对阿拉伯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普遍不受信任。……他们几乎没有准备建立政党和自己承担责任。”

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体发挥了重要辅助作用。在阿拉伯抗议浪潮中，网络、手机、微博等新型媒体在信息传递、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媒体指出，这类革命只有在拥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才变得有可能，因为互联网能够迅速使民众集结起来。“不过，新媒体的作用相对于阿拉伯国家长期累积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而言，仅仅发挥了辅助作用，而非决定性因素。”

抗议浪潮在不同国家引发政治危机的程度及形式不同。具体而言，可以根据其烈度和影响因素的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民众和平示威为主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在突尼斯和埃及，虽然抗议浪潮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动荡，但由于“市民社会和中产阶层相对成熟，其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能够保障其国家不致在政治变革中走向内战或分裂”。第二种是民众抗议向部落冲突演变，直至发生内战并引发国际干预的局部战争。在利比亚，盘根错节的部族矛盾和教派矛盾导致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异常脆弱，并极易在政治变革中滑向部族和教派冲突，甚至走向内战。当前叙利亚的形势也具有这种特点。第三种是民众抗议与教派冲突相交织，并渗透着外部势力的复杂较量。巴林民众抗议的主体力量是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其目标是推翻逊尼派政权，但其背后则是沙特与伊朗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较量。而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也默认了沙特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对巴林的干预。[14]

其次，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具有长期性特点，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关键的问题在于自由化与社会化的培育程度。应该承认，剧变本身就是长期以来自由化、多元主义以及社会化的结果。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具有艰巨性特点，会有多种可能的结果，民主化只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而重新回到威权统治也将是选项之一，下文还要提到。在这个意义上，从“阿拉伯之春”到所谓的“阿拉伯之秋”有其历史的逻辑。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具有复杂性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深深打上伊斯兰的烙印，这是由中东政治发展的内在结构（体系、文化、功能）所决定的，解决存在于威权与民主之间的矛盾必然要面对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冲突。笔者曾就埃及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的关系提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分野（即所谓的左、中、右派）不同，在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上，中东国家不仅有着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分、威权与民主之别，而且还带有浓厚的宗教学意义上的世俗与神权之争。它不仅面临着要不要“发展”和“民主化”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怎么”去发展和实现民主化的问题。这是中东国家国内多种政治力量在长期交往博弈中形成的特点，也预示了它们在实现民主化的任务方面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复杂而艰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