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被持续探讨的文化适应研究
文化接触自古有之，人类历史书写了众多不同文化接触的经历和体验。不同文化间的交往导致了原有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文化的改变，并且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风貌。变化（change）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关键词，它既是过程也是结果，其复杂性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原动力。一直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和视角对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路径和理论。这些理论话语莫衷一是，涉及不同学科，从微观的心理层面的人内传播研究到广阔的社会机制的研究，不一而足。它们在个体、人际、群体和社会文化等不同层面呈现、分析和解释了文化适应现象的不同面向。
当我们追寻跨文化传播学的智识之根（intellectual roots）不难发现人类学对其首屈一指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传播学的起源是文化人类学，其次是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这一点从该领域对文化人类学者萨丕尔（Sapir）、沃尔夫（Whorf）、霍尔（Hall）等以及社会学或人类传播学者西美尔（Simmel）、卢温（Lewin）等著作的大量引用可以看到。在文化适应研究中，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到群体和社会层面的变化，对这一过程中的群体关系、社会分层和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但是如今以“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为关键词搜索著名人类学杂志，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人类学者》（American Anthropologist）只有6篇文章涉及，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则一篇都没有。最早进行文化适应研究的人类学者真的淡出了该领域的研究？20世纪后半叶，随着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人类学者在国家层面对文化所进行的表述已经让位于族群性（ethnicity）研究。他们越来越少地使用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一词，但他们从未停止相关的族群（ethnic groups）研究，并且将它放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语境之中，做了大量的深入而细致的考察。社会学界也是如此，在当今国内外社会学刊物中搜索会发现以“文化适应”为关键词的论文寥寥，但是社会学者们在另一条路径上进行着相关的族群、移民等亚文化群体的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研究值得关注。
近几十年，以文化适应为关键词的研究在心理学和传播学领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心理学家强调文化适应对个体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关注到文化适应者认知、态度、行为、价值观的改变。传播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传播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心理学和传播学的期刊上，相关的研究论文呈迅猛增长之势。拉德明（Rudmin）对1900年以来到2000年的这100年间PsycINFO 和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这两个数据库中所包含的文化适应研究做了一个统计（见表1-1），形象地说明了文化适应研究在该领域强劲的增长势头。[8]
表1-1 1900～2000年文化适应研究的数量
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最著名的期刊《国际跨文化关系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从2001年至2011年间所刊发的602篇文章中涉及文化适应问题的文章高达175篇，占总篇数的29%，将近1/3的比例。从表1-2可见，文化适应研究已然成为当今国外跨文化传播学界持续研究的热点，是被反复探讨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在国内，有关文化适应的论文在21世纪初才见之于期刊，目前这一主题并没有成为热点，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以文化和语言为主，对中国对外传播以及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特别关注。[9]
表1-2 2001～2011年《国际跨文化关系杂志》文化 适应研究论文的数量
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古迪昆斯特（William Gudykunst）以互动的/比较的（interactive/comparative）和人际的/媒介的（interpersonal/mediated）为两根主轴把跨文化传播分为四个范畴：（1）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它由“人际的”和“互动的”两个概念组成，探讨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或团体相遇时彼此的互动关系；（2）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由“人际的”和“比较的”两个概念组成，比较不同文化间的人们传播行为和文化的异同，它从文化规范的角度在文化差异性层面进行静态的比较；（3）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由“互动的”和0“媒介的”两个概念组成，它从国家官方层面对它国媒体传播进行研究；（4）大众传播比较研究（comparative mass communication），由“比较的”和“媒介的”两个概念组成，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大众媒介体系、媒介文化的差异。[10]这四个部分都置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大的范畴之下。在国内，前两个范畴在外语界得到更多的研究，而国内的传播学界学者更多地在后两个范畴进行研究。就理论术语而言，实际上目前大部分学者基本抛弃了“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的使用，因为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已逐渐上升到从动态、静态结合的层面来考察不同文化间或不同文化人际的交流（即不同国家或不同群体间的传播现象）。人类的传播活动可以划分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与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目前，主要以人内、人际传播行为和文化间的互动为研究对象的文化适应研究是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流之一。
国外文化适应研究的理论流派较多，它们各成体系、各有千秋，从不同层面和不同的角度为文化适应研究提供了思路，并在世界范围内对不同的文化适应对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整个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文化适应理论零散，基本上各自为营，少有交集。古迪昆斯特（William Gudykunst，2005）在《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中罗列和介绍了以下重要的文化适应理论：金洋咏（Young Yun Kim，1979，1988，1995，2001）的跨文化适应与传播的整合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布尔里等（Bourhis etc.，1997）的交互式文化适应模式理论（the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古迪昆斯特和海默尔（Gudykunst & Hammer，1988，1998，2005）的跨文化调整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of Adjustment）；西田弘子（Nishida，1999，2005）的文化图式理论（Cultural Schema Theory，1999，2005）等等，但是他并没有就这些理论做学术渊源上的梳理，也没有做任何评介。他在“理论的未来发展”这部分中提到：（1）这些理论大多数使用客观主义方法（objectivistic approaches），试图解释和预测研究现象，却很少运用主观分析法（subjectivistic approaches）来描述研究现象。他认为只有综合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才能真正认识传播，不能死守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2）缺乏美国以外的理论，学者们应发展自己的本土化理论。（3）目前这些理论未包括“权力”这一课题，很明显，权力因素在很多跨文化和跨群体交往中起作用。（4）有些理论有着一致性，存在整合的可能性和空间。[11]他认为就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现状而言，进行不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是不可取的。
古迪昆斯特只看到传播学领域近几十年刚刚兴起的文化适应理论，而另一位著名传播学者金洋咏（Young Yun Kim）视野更开阔地看到了文化适应研究的跨学科性。她认为现存的文化适应研究概念和方法多样，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画地为牢，鲜有相互的引证。她提及：人类学者把群体的文化适应看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动态的变化过程；社会学者研究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社会等级问题以及少数裔如何结构化地整合到政治、社会经济体系之中；而心理学和传播学层面的研究试图解决文化适应者的人内和人际传播现象。但她在文章中没有就此展开，找出它们之间的分歧和联系。而只是提到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学术兴趣在于移民和族群长期的适应状况，而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更关心旅居者的短期适应问题。她在文中批评了“适应问题论”，重申了自己的“适应成长论”。最后她认为对长期的适应状况的研究和对旅居者的短期适应问题的研究之间，“适应问题论”和“适应成长论”之间，不同的适应模式和测量指标之间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同化论”和“多元论”之间都不是两分的，它们有待在概念和理论上进行梳理和整合，这是未来构架更全面的文化适应研究的根本任务。[12]
华人学者陈国明认为文化适应是“理解—尊重—接受”的动态过程，其间跨文化交流者加深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拓展相互接受的空间，这一过程可以视为“跨越边际的博弈”（boundary game），成功的文化适应需要“边际智慧”（boundary wisdom），从和谐角度既认识到文化的差异，又可以通过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认同，将主观的一元扩展为主体间的多元性。文章将文化适应理论分为五大模式：恢复模式（the recuperation model）、学习模式（the learning model）、复原模式（the recovery model）、动态减压模式（the dynamic tension reduction model）和辩证模式（the dialectical model）。他认为前四种模式倾向于把跨文化适应看作线性过程，而最后一种综合模式则是动态的、非线性的，整合了跨文化适应研究的不同面向。[13]他自己正在试图从跨越边际的博弈视角对跨文化适应的辩证模式进行理论构建。但是他所归纳的五大模式各自分立，似乎各不相干。
在心理学界，以山姆和贝利（David Sam & John Berry）为领军人物的文化适应研究者结集出版了《文化适应心理学》（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一书，该书从心理学层面论述了文化适应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及在不同文化适应群体和社会中所展开的实证研究成果。贝利、山姆和罗杰斯（John Berry，David Sam & Amanda Rogers）在结论部分中谈及了文化适应心理学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认为心理学者考察了情感、行为和认知上的变化，但是与其在这三个方向各自发展单独的理论，不如协力研究一个涵盖个人发展的综合性模式。目前研究者大部分在考察西方社会，他们应更多地关注非西方社会。另外，文化适应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同学科间的合作非常重要，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政治学都贡献了它们有价值的观点，需要把它们有机地纳入到一个更全面的文化适应研究体系之中。[14]
国外的文化适应学者在各自的研究层面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正如以上几位著名学者所看到的：文化适应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把各路理论进行整合，纳入到一个有机的体系之中，建构文化适应研究的立体化框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文化适应中存在分析方法上的问题以及“权力”课题缺失的问题。但是，要系统梳理和审视文化适应相关理论并非易事，因为它是跨学科的，这些研究分属在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不同的学术阵营之中，相当零散、繁复而庞杂。所以这些学者虽然认识到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很重要，却没有人着手探究不同层面、不同学科背景的文化适应研究之间的分歧和联系。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理论很可能是缺乏阐释力的，需要进一步的专题探讨找出其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
虽然跨文化传播现象源远流长，但跨文化传播学作为学科的历史只有短短的60年左右，而中国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渐兴起。在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主要在两个学科领域中展开，外语学界和新闻传播学界，但这两个学界在研究中没有多少交集，各自走上了平行发展的道路。外语学界通常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称为“跨文化交际”，学者们关注语言的跨文化差异，侧重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如外语语言教学、文化与交际、跨文化语用学等）。而国内的新闻传播学界通常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称为“跨文化传播”，学者们大多关注文化与传播的关系，特别是以大众传媒为媒介的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的新闻/影视/广告传播/营销等）。在文化适应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分立在不同学科中的学者常常专注于本领域的研究而忽略另一条路径。这些不同的路径时而交汇，时而向不同方向延伸，很难得到它们之间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图景。
传播学在中国正名在90年代末，而“跨文化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一个短板，众多的理论仍处在构建、探讨之中，目前以人内、人际传播行为和群体间互动关系为考察对象的文化适应研究还没有成为热点。21世纪初左右，有关文化适应的论文才见之于期刊。它们大多是从心理学和传播学或语言学习、教育学的角度所进行的理论引介、评述或有关旅居者生活的实证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许菊的《文化适应模式理论评述》（2000）；陈慧、车宏生的《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评述》（2003）；郑雪的《文化融入与中国留学生的适应》（2003）；陈向明的《旅居者与外国人——在美中国留学生的人际交往》（2004）；雷龙云、甘怡群的《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状况调查》（2004）；余伟、郑刚的《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2005）；杨军红的《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2005）；芮盛豪的《韩国留学生在上海的文化适应模式研究》（2008）；孙乐芩等《在华外国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现状调查及建议》（2009）；郁玮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跨文化适应状况以及对校内网的使用》（2009）；孙丽璐、郑勇的《移民文化适应的研究趋势》（2010）；史兴松的《驻外商务人士跨文化适应研究》（2010）；安然的《跨文化传播与适应研究》（2011）；等等。
就研究对象而言，国内学者普遍把文化适应研究的对象窄化为移居者（永久性的或者临时性的移居者）。比如，陈慧、车宏生就把文化适应研究的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期居留在他文化群体中的个体，如移民和难民；另一类是短期居留在他文化群体中的个体，即旅居者（如：商业人士、留学生、专业技术人员、传教士、军事人员、外交人员和旅行者）。以上研究对象都属于移居者（migrants）一类，移居者中还应该包括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s）。实际上，文化适应研究的对象更为广阔，除了移居者（migrants），还包括定居者（sedentary）——种族文化群体（ethnocultural groups）和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见表1-3）。目前，国外文化适应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跨国的文化流动群体，如移民、留学生、跨国商务人士、旅游者这些移居者，以至于国内许多学者们误以为文化适应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此，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表1-3 文化适应的研究对象
就研究方法而言，自胡文仲（2005）、关世杰（2006）撰文呼吁实证研究方法之后，国内的文化适应实证研究已广泛地开展起来，其研究比例明显上升，一部分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质性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考察。在实证层面，郑雪从东道国和本国文化认同两个维度，调查了澳大利亚的157 名中国留学生，探讨了他们四种不同的适应策略（整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及其与中国留学生适应的关系。结果表明，其中的整合者占40.1 %，分离者占42.7 %，同化者占8.3 %，而边缘者占8.9 %，中国留学生认同东道国文化和认同本国文化的指标均与心理适应指标有显著的正相关；在心理适应方面，整合者最好，其次为同化者和分离者，最差为边缘者。[15]雷龙云、甘怡群根据沃德等的理论，对来自6大洲47个国家的96名在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总的来说并不严重，33.3%的被试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困难与抑郁之间有较弱的相关。[16]
陈向明通过近两年的质性研究，追踪考察了一群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与美国人之间的人际交往状况，在深度访谈、参与性观察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这些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人际交往的状况和心态，揭示了他们在美国这块陌生土地上如何从苦闷、彷徨、无助到重构文化身份，适应新环境的这一艰难过程。[17]杨军红对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探讨了影响在华留学生适应的个人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研究发现不同留学生群体中，适应情况最好的是欧美留学生，其次是韩国留学生，适应最差的是日本留学生和非洲留学生。[18]
芮盛豪以传播网络为切入点对上海五所高校的韩国留学生进行了质和量相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韩国留学生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文化适应模式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它们分别为“分离型”“过渡型”“整合型”。[19]郁玮探究了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文化适应过程与本土校内网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年龄、在英居留时间以及个人感知的从校内网获得的社会帮助与校内网使用黏度之间有直接关系，校内网作为社会网络对跨文化适应过程有积极作用。[20]孙乐芩等通过深度访谈和开放式问卷对中国四个城市的外国留学生适应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华外国留学生总体适应状况良好，欧美留学生的适应性明显优于东南亚和东亚的留学生；方言对留学生的影响具有地域差异；以“同胞和中国人”作为主要社会支持的留学生适应性好于其他组。调查主要发现两类问题，一是小部分外国留学生心理适应水平较低，二是我国留学生教育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21]
史兴松采取量化研究的方法，以810名中国驻外与外国驻华商务人士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文化适应状况与其工作表现的关联性，影响他们文化适应的主要环境及自身因素以及驻外商务人员的选拔和培训问题。[22]安然等则主要从留学生多元文化教育的角度在实证研究中探讨了留学生的跨文化交流与适应、身份认同和跨文化传播能力等问题。[23]这些实证研究从社会个人因素、人际交往、留学生教育等不同方面解释和探讨了文化适应现象，以期改善一部分群体的文化适应问题，但这些专注于某一面向的实证考察很难让国内学者们对整个文化适应研究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在理论研究方面，一般性的介绍为多，深入分析的居少；零散罗列的现象为多，整体系统的研究居少，进行专题探讨和理论反思的更少。一些学者对文化适应理论进行了整理，但是没有把它们纳入到一个有机的体系之中。在外语界，许菊从二语习得的角度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舒曼（John Schumann）创建的文化适应模式，它结合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分析了第二语言习得的规律，认为语言学习者与目的语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是其动力机制。心理距离指学习者个体对目的语及其社会的心理感受和反应；社会距离指语言学习者被目的语社会接纳的程度，两者成为二语习得能否成功的重要的内外部因素。该理论认为最后同化是二语习得的最高理想。[24] 陈慧、车宏生总结了影响文化适应的因素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生活变化、社会支持、旅居时间、文化距离、歧视与偏见等；内部因素包括认知评价方式、应对方式、人格、与文化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人口统计学因素。[25]杨军红在其专著中从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和比较教育学视角进行了理论概述。[26]孙丽璐、郑勇通过研究发现，心理学界的移民文化适应研究在理论模型方面从横断面研究向过程研究转变，其研究对象从笼统性范畴向具体化的群际与代际取向发展，移民的人格特征、学术成就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得到关注，但对过程变量需进一步验证，研究成果需进一步普及。[27]
国内对文化适应理论的梳理并不系统，没有找出这些理论之间的联系，进行理论反思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值得一读的是余伟、郑刚的《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单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心理学路径》；杨宝琰、万明刚的《文化适应：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等。余伟、郑刚认为，文化适应研究已经成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西方国家移民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从文化适应的定义出发，探讨了心理学文化适应主要的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式，但同时指出文化适应的理论框架还不够清晰，测量量表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它很少考虑到少数民族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心理学层面，坚持多元思考的模式，引入跨学科的文化适应理论非常必要。[28]单波认为，跨文化传播集中呈现了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下“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的问题，为了探究这一核心问题研究者得走心理学的路径，导入这条路径并不是为了发现人类传播心理的普遍规律，而是为了寻求感知人类各种文化精神表现形式，发现各种文化心理之间的微妙关系，找到文化对话的可能性。他在论文中质疑了文化适应心理学者的普遍主义思维，认为以同样的方法、程序、概念把理论应用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之中，通过比较找出不同文化影响之下行为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往往是在文化之外研究传播行为，有悖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价值与目标。[29]
杨宝琰、万明刚论及了文化适应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者不同的学科偏向。他们认为，第一，目前有关文化适应的概念和定义模糊，不同概念之间存在混用和误用的现象，缺乏一致的共识；第二，不同学科所构建的文化适应理论只关注到问题的某些方面，它们之间缺乏学术互动；第三，文化适应心理学研究中过分倚重单一的量化研究方法；第四，不同国家的文化适应问题因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别而异，应批判性地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30]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者在理论探讨中认识到目前的文化适应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文化适应定义的模糊性，概念的混用和误用，理论框架不够清晰，研究方法单一。另外，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互不了解彼此所做的研究。这些问题的理清和解决有待于对不同学科中的文化适应理论进行梳理、整合，建构文化适应研究的立体化框架。当文化适应研究在高歌行进之时，停下脚步思考其理论问题，使不同分支理论的力量能走向联合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