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世纪英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源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因为它是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贫困，反而加深了灾难，著名历史学家哈孟德夫妇说过：“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力量极大发展，也带来了与物质力量相伴随的无穷机遇。……然而，这次变革并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而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都为利润牺牲的城市生活方式。”[94]这段话概括了工业革命引起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发展的事实。贫困与贫富差距极度发展并不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贫困问题极度发展与政府采取的发展模式、方针政策以及当时人们的贫困观念有很大关系。

（一）19世纪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发展的根源

19世纪英国贫困问题极度发展，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社会分配不公、工人工资低下是工业革命时期工人贫困的主要原因。

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既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反过来也会对那个时代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8世纪末期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自由放任思想逐渐在英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英国政府的指导思想。工业革命中后期英国社会经济的基本方针是自由放任理论（laissez-faire），根据这一理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通过市场经济活动的自动化调节而达到尽善尽美。利物浦勋爵对此论述道：“在这样的世界里，应让每个国家不受干涉地从事按其性质和条件在各方面都适合它的特殊种类的工业是完全清楚的。……如果这种制度能为世界所有主要国家接受，无疑，只有它是所有国家必须作为最合适和最理想的制度来加以考虑的制度。”[95]亚当·斯密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他认为，每个人最关心的都是为他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但是他是社会的一员，他追求利益的活动必须限制在社会认可的框架之中，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具有最大价值”，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他必然把自己的资财用到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之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96]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斯密认为应该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放开双手去追求利润，政府则不应该对此进行任何干涉。

自由放任的方针政策的确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给经济发展松绑，促进了经济的早期发展。政府的工作重心只放在处理政治问题上，经济上不去干预，放任社会成员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社会成员生存方面过于疏忽，穷人的“穷”和富人的“富”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理所当然的结果，国家和社会并没有责任来进行干预，一切都应自由发展，自生自灭，经济领域中出现了“自然状态”。

实际上，斯密的原则不仅应用在经济发展领域，还应用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当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加时，没有人意识到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有人试图对社会财富分配进行调节。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社会对于处于贫困状态之中的人毫无救助之责，政府也无须采取任何措施调节收入分配。政府的干涉和管理未必比无为而治更有效。对人类事务的干预是百弊而无一利的，应当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放手去追求其自身最大的利益，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之下，他不仅会满足自身利益，也能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贡献。他注意到了劳工在经济状况变动时要蒙受极大痛苦，却认为他们没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利益与社会关系。在斯密那里，政府显然不应对穷人伸出援助之手，穷人应该对其命运负责。这个思想极大影响了英国政府的社会政策，表明英国社会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英国是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摧毁了原来的社会生产结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大批失地农民纷纷涌入城市，大批手工业者先后破产，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对于如何管理由于工业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英国政府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前工业时代，社会的领导者还觉得有义务以家长式的姿态保护“子民们”的生存，那么现在，在当时盛行的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任其发展，一切都在竞争中自生自灭。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英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采取任何政策措施，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化解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

机器的使用，并没有给工人带来普遍的繁荣，相反，“由于这些发明，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给了机器，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工作的任何信心”。[97]当时统治阶级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是，谁拥有财富就证明谁有能力，当时有人还说：“就是应该让社会下层尝尝贫穷的滋味，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变得勤奋起来。”[98]贫穷被看成个人的事情，与国家无关。

在这样的体制下，“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占有，所以很明显，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一方面了。他们一旦被投入了这个陷人的旋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么等待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只有去做贼，或者饿死”。[99]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拼命压低工人的工资，延长工作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仅仅被看作是一种资本，他们把自己交给厂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们工资……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100]其结果就是“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101]工资低下成了导致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贫困问题严重最重要的原因。工人的工资低下，只能勉强维生。即使是这样可怜的工资，工厂主还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克扣。英国学者史密斯（J.H.Smith）分析了1851年曼彻斯特迪斯盖特（Deansgate）地区的统计数字发现，1821个家庭中的70%从事的是工资低、地位低、没有任何保障的小商贩工作。[102]曼彻斯特救济委员会（Committee of Relief in Manchester）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1842年对曼彻斯特2000个家庭的调查表明，每个家庭每周生活费用为5先令3又1/4便士，即人均周生活费用为1先令便士，而根据调查，2000个家庭平均每户每周收入为6先令便士，平均每人周收入1先令便士。[103]据统计，1830—1850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可能还略微下降。[104]

1870年以后，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西伯姆·朗特利（B. Seebohm Rowntree）等人在工业城市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对各种贫困问题做了量化分析，指出了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朗特利等人认为，约克城贫困人口中将近52%是由低工资造成的。在所有使工人阶级陷入贫困的因素中，工资过低是主要因素，其次是家庭孩子过多（一般超过4个孩子），然后是家庭主要劳动力突然去世造成的贫困，但是失业、半失业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见表1-5）。

表1-5 致贫原因分布状况[105]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低工资导致的贫困“不是间歇性的而是永久性的，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由于意外的不幸，而是这些城市的持续特征”。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城市工人的工资仍然不高。1888年，曼彻斯特工人工资为每周17先令，1893年为每周21先令；1902年，格拉斯哥工人每周工作54小时，周平均工资为18先令；1905年，伯明翰工人的工资为每周20先令，博尔顿（Bolton）为每周18—22先令。[106]这个工资水平大都低于或者接近于当时社会调查者所划定的贫困线标准。

其次，大量失业、半失业人员的存在是工业革命时期贫困加剧的又一重要因素。

随着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大批失地农民被迫流落到城市，许多人处于失业状态，流落街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开始大规模使用机器。社会的转型以及新机器的使用，使家庭手工业趋于没落。破产的手工业者也加入了失业大军。大批劳动者成为仅靠出售劳动力生存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一旦失业或者因伤残、疾病、年老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便会陷入贫穷无助的境地。这部分人是工业革命中最惨的人群，他们靠济贫机构或慈善机构的救济才能生存。

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还使大批工人逐渐失业。另外，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则只能干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他们的收入很不稳定，一直在贫困的边缘苦苦挣扎。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全国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后，每隔8—10年就会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危机，每次危机到来，都会有数万到数十万的人失业。[107]经济危机和萧条过去后，经济开始复苏，生产增长的同时就业机会随之增加，失业人口下降，贫困人口也随之下降。如此周而复始。失业大军的存在，为资本家尽力压低工资提供了可能。

这种情况在整个19世纪的英国都存在。据统计，1895年，整个英国的失业人口达到170万人。[108]而据查尔斯·布思的调查，伦敦东部地区的贫困人口一半以上是由于失业造成的。对普通民众来说，失业也就意味着失去生活保障，意味着贫困。

19世纪的英国，还存在一大批因为没有技术而只能从事一些临时性工作的人，包括码头工人、街头游商以及劈柴火工人以及柴火打捆、销售人员。他们不但工资低，而且工作极不稳定。按亨利·梅休的估计，在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有12000名码头工人去竞争4000个岗位。[109]码头装卸工人工作极不稳定，收入较低。1862年，伦敦一个爱尔兰人码头工人满负荷工作每周平均能挣15先令，全年平均下来则只有10到12先令。这在当时是比较低的。[110]1889年伦敦一位码头的总经理这样描述临时工的悲惨境况：“他们是工人中最不幸者，有的人已经陷入了极端贫困之中，他们竭尽全力努力工作，但是，经常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工作，一些人来我的码头做工，他们什么也没有吃，也许从前天已经是这样，他们已经工作了一个小时，挣得5便士，饥饿不允许他们再工作下去，他们拿了钱去买点食品，这也许是他们24小时中的第一顿饭。”[111]

据英国学者安德森估计，1851年兰开夏郡有7%的男性劳工从事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工作。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每一个工业城市都存在。[112]根据曼彻斯特统计协会，1888—1889年对安科兹地区（Ancoats）2515个主要家庭的抽样调查，20.7%的人处于无稳定工作状态，在萨尔福德（Salford）同样的人群中，有40%的人处于无稳定工作状态。[113]学者威尔逊等人对西汉姆（West Ham）工人就业情况进行考察后认为，“在西汉姆打零工的人占主要地位，其结果便是人口中很大一批人依靠不稳定的收入为生。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一年到头的收入是不够其生存的，不确定的收入更增加了其生活的艰辛”。[114]

除了以上这些客观因素外，一些主观因素也是部分工人陷入贫困的原因。在各类社会调查中，多子女、个人习惯不良、生活不节俭等都是造成一部分人沦为贫困人口的原因。19世纪末，英国绝大多数家庭拥有4个以上孩子，有些家庭往往有五六个以上孩子，在这些孩子能够从事劳动、养活自己以前，这样的多子女家庭可能时常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据朗特利的调查，约克城22.1%的贫困人口是家庭成员过多所致。[115]另外，个人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特别是酗酒、赌博以及不善理财也是部分工人陷入贫困的根源。

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英国的下层民众在不平等的经济体制下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但是多数时候只能勉强糊口。这种生活状态一方面会强化他们自律自助的道德倾向，迫使他们认识到，在无情的命运面前，想要好好地生存下去，就只能不断地自我约束、自我鞭策，努力前进。如果自己不对自己负责，那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实环境终会使一些人完全被遗弃。另一方面，生活上的艰辛、工作上的困苦，使下层民众备受煎熬。长久无望的生活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面对困难选择放纵自己。酗酒是下层民众中极其普遍的现象。长期枯燥的工作使“饮酒成了逃离曼彻斯特贫民窟最便捷的途径”，这已为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嗜酒的解释所证实，他注意到，啤酒馆成了曼彻斯特贫民窟的中心，并非因为这些建筑华美与舒适，而是因为工人除了纵欲和酗酒之外被剥夺了所有的享乐，同时每天要负荷大量沉重的劳动和加在他们身上的苦痛。“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116]“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3万名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没有夸大，在这个城市里，1830年每20幢房子中有1家酒店，而在1840年，在每10幢房子就有1家……无奈的穷苦人，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酒精的麻醉让他们相信至少是在那几小时内他们可以远离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这是他们逃避现实的可悲的选择。”[117]住房的不舒适导致许多人去酒馆寻求“社交、改变、放松或刺激”。[118]梅休也承认，工人居住环境的脏乱，使他们除了通过饮酒逃避现实之外，别无选择。他曾记载了与一处破旧寄宿公寓里一名房客的对话，那个人认为，饮酒是容忍这种生活环境的唯一方式：“你一定要喝得醉醺醺的，否则你的寄宿钱就浪费了。经过一天的劳累，有那么多休息时间属于你；结果臭虫和污浊的空气都不请自来，如果你没有喝些啤酒或者烈性酒就躺下的话。”[119]

1830年，英国工人在饮酒方面的花费在6700万英镑，到1850年就上升到8100万英镑，达到人均每年3英镑。[120]据朗特利调查，19世纪末，约克城一些工人阶级家庭每周饮酒开支为6先令，约占家庭总收入的1/6。[121]酗酒使人丧失进取心、事业心和责任心，进而导致贫困，贫困进一步加剧了贫困者对酒的贪恋，加重酗酒程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些恶习根源还在于工人阶级的贫困。正如恩格斯所言：“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122]

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困问题加剧、贫富差距悬殊现象，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都存在。据估计，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有1/3左右的工人家庭始终处于贫困状态。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1834年，英国贫困人口有12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8%。[123]有的地方情况更严重，1849年，伯明翰23万人口中，至少有3万人属于最穷的阶层。[124]据统计，直到1884年，东伦敦区中心地区仍有44%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北伦敦中心区43%的居民，南伦敦中心区47%的居民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25]

恩格斯在谈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贫富差距时，引用了《泰晤士报》的如下描述：“在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紧靠着华丽的贝斯华特宫的地区，在新旧贵族们碰头而现代精美的建筑艺术消灭了一切穷人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专门给阔佬们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贫困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

“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的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层呻吟的人们的苦难。”[126]

英国历史学家哈里森评论道：“无须过多地想象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840年代，中产阶级会觉得他们生活在一座被贫困的海洋包围的小岛上，无论是在工厂里，在大街上，还是在自己的家中，他们总能意识到自己所依赖的穷苦劳工的存在，正如他们不止一次所说的，穷人随时都在你的身边。”[127]贫富差距极度发展，不但使两大阶级之间相互隔离，而且也使个人之间日益孤独、疏远。对此E. P.汤普森评论道：“富人看不见穷人，或者说，只有当流浪者、乞食者和犯罪少年逼上门来，他们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才认识他们。”[128]英国19世纪著名文学家狄更斯23岁时在其第一部著作《博兹小品集》（Sketches by Boz）中对自由放任导致的贫困者之间人情冷漠进行了批判。他说：“很奇怪，一个人在伦敦生活是死是活、是好是坏怎么会如此引不起人们的关注，人们会如此冷漠。他的遭遇几乎不会博得任何人的同情，除了他本人外，他的存在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当他死的时候，人们谈不上会忘记他；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就没有人知道他。”[129]

工业化之前，一切的生产都是为了维持人的基本生存，生产力总体低下。因此经济学上引入了基本贫困的概念，指总收入不足以获取维持纯粹体能所需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食物。因此这个时期存在“富裕”的个人，但是绝不存在“富裕”的社会。工业革命的发展使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但并不意味着下层阶级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他们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并没有增加。国家财富的确有巨大的增加，社会分配却并不合理，下层阶级并没有能很快地、普遍地分享到工业化的好处。由此产生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即“丰裕社会的贫困”。

所以说，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贫困不是以往生产力低下时社会的整体绝对贫困，而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丰裕社会的贫困。进步和贫困相伴是时代特征，现代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使富裕之家和贫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悬殊，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进步就绝不是真正的进步，反而会带来诸多更严重的问题，这也即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贫困问题的实质。

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是否恶化的问题，是经济史和历史学界一直争议的问题。那些坚持认为生活水平提高的一派学者被称为“乐观派”，而那些认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恶化或没有提高的一派学者被称为“悲观派”。乐观派以工业革命时期的货币工资指数、物价指数和生活费指数为依据，推算出工人阶级实际生活水平，他们的结论是除了手工织工和裁缝等个别行业的工人某一阶段和某一地区贫困有所加重外，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提高。悲观派认为，乐观派所依据的工资指数和生活指数并不可靠，由于当时统计资料残缺不全，货币工资指数主要指熟练技工的计时工资率，对计时工和非熟练工的情况了解甚少，乐观派常常忽略了失业对工人生活的影响，而恰恰是周期性的失业对工人有灾难性影响。当一部分工人生活条件改善时，另一部分工人生活却恶化了。关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争论长期得不出结论，原因很多，关键是受争论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的影响。实际上，在论述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时，必须区别各个阶层和各个时期，具体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既不能笼统地说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恶化，也不能说整个阶级状况都有所改善，那些顺应了工厂发展的熟练工人就业率较高，工资水平也较高，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但粗工、童工和女工就业不稳定，工资低下，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生活没有保障。还有一大批手工业劳动者，在工厂制发展后，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由于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在工业革命中所处地位不同，生活所受的影响也不大一样，因而用国民收入增长和工资率增长来证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是不科学的。

（二）时代变迁与英国贫困观念的变化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对贫困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为自己奋斗成功的经历而自豪，无视巨大的社会变动导致的巨大贫困。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的提出，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整个中世纪，人们认为，对穷人救济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权利。[130]中世纪的教会宣扬“善功得救”，因此，行善、施舍不再是爱心的自然表露，而是个人进入天堂的必需条件。17世纪初年，一位带有中世纪意识的英国国教牧师在布道时说：“富人通过施舍赈济穷人，否则穷人就会挨饿；但穷人通过向上帝祈祷回报更多，富人因此在今世更有福分，而且还会获得来世永生。”[131]当信徒们被罚入地狱的恐惧驱赶到机械性的行善活动中时，他们的爱心已经沦落为自爱。中世纪的教会声称，贫穷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清除的，因为它为千千万万渴望拯救的信徒提供了施舍的对象——穷人。中世纪教会的说教对于信徒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16世纪上半叶开始，欧洲尤其是英国对待贫穷问题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对待贫困问题上，英国的济贫不再是不分对象，而是要经过区分与鉴别。同时，开始用有组织的社会救济代替教会施舍。1572年，都铎政府通过了强制征收济贫税的条例，每一个教区必须对其贫民负责，任何须由济贫税负担的人可以被遣送回原籍。1597年和1601年的伊丽莎白女王济贫法，把已有的惯例用《济贫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根据法令，教区委员会和监察官有权对教区内居民、土地占有者征收济贫税，地方官有责任对《济贫法》日常运行进行管理，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工作，[132]对贫穷人家的小孩进行就业训练，对老人、患病者和孤儿则进行收容。对于官方认为懒惰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仍然规定用严酷的手段进行惩罚。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济贫法表明统治者意识到了贫困和失业对自己统治的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来缓和这些社会矛盾。因此，此后各地又通过了一些补救措施，如尽量稳定食品供应价格、鼓励社会慈善事业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贫困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所以《济贫法》被以后历届政府执行，这项济贫政策在英国一直持续了230年之久。

18世纪下半叶是英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形成，社会新思潮的不断涌现，英国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生产结构、人口结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对于贫困问题的看法。尤其是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提出后，在英国引起了剧烈反响。

这样从18世纪末期开始，围绕着贫困与济贫问题，英国朝野各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英国人对贫困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贫困观念的变化进而又影响了英国政府的决策。

这一时期英国贫困观念的变化主要集中在贫困的根源以及贫民的救济两个方面。

1.贫困是个人懒惰的结果？——关于贫困根源的争论

工业革命前，生产规模很小，一般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帮工和徒弟，在一个不大的铺子里从事生产。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师傅（雇主）和帮工（雇工）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他们生活在一起，相互地位差别不大。那时，英国更多的手工业分散在广大农村。控制英国社会的是贵族、乡绅。他们是土地所有者，也是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把自己看作“家长”，按照“家长”理论，“家长”应保障“家人”的温饱，“家人”则服从“家长”的管治，因此工业革命前，在1601年《济贫法》之下，英国社会能够通过教区向普通百姓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对于贫民的救济是不分对象的，他们都可以在自己的教区接受救济。对于穷人，社会也没有过多的指责。对于贫困问题的根源，当时也没有清醒的认识。

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英国社会开始发生激烈的变化，城镇新的机器工业的发展，注定要宣告新的经济关系会压倒旧的社会依附关系。贫富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缺少个人的因素，工作时间内新的劳动纪律和阶级分层越来越明显。18世纪末期，新的工业城镇已经成为令人惊奇的现象，但在地理上，在精神上，它们还置身于传统的英国社会之外。这样在工业革命初期，人们在谈论贫困问题时，还没有认识到工业化对贫困问题加剧的影响。直到19世纪20年代，新的工业秩序还没有对英国社会以及有关贫困的争论产生冲击。[133]

当时，英国乡村地区的穷人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人们一直认为，城镇的贫困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需要有特殊的处方。这些问题包括在城市存在大量无依无靠、四处流浪、近似罪犯的贫民，如伦敦诸多偶然致贫的穷人。后来，人们才慢慢认识到，由于易受周期性的和普遍的穷困的影响，在新的城市中，日益工业化分工的工人阶级存在新的问题。当时有大量的小册子描述城镇地区的特殊需求，但是很少讨论工业化和贫困这一普遍问题。工业化常常还被当成贫困问题的补救措施，而不是原因。许多人认为，在工业城市，由于工资相对较高，不应当有贫困问题。学者约翰·霍莱特（John Howlett）在1788年曾经盛赞伯明翰为英国最幸福和最健康的城市，认为这里“如果出现贫困，目光短浅一定是原因”。[134]

随着工业革命中一大批资产阶级暴发户登上舞台，英国人对于贫困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前工业时代，社会的领导者还觉得有义务以家长式的姿态保护一下“子民们”的生存，那么现在，在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放任发展，一切都在竞争中自生自灭。也就是说，要用自由竞争的市场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市场调节下，经济会保持最正常的运转，因此国家不可以干预经济，要让纯粹的“经济规律”起作用。除了昂贵的费用以及缺乏制度外，贫民救济遭到反对，因为这对劳动力的产生不利。[135]

按照这种思想，生存被看作纯个人的事，是每个人自己的经济活动。富人富裕是因为他们勤劳、能干，穷人贫穷是因为他们懒惰、无能；富人的富裕和穷人的贫穷都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社会就好像自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当时有产阶级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是，赚钱就是美德，赚钱就是成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是赚钱，其他都无须管。谁拥有财富就证明谁有能力。当时社会中上层人士对于“贫困的作用”，还普遍存在这样一个看法：低工资对有利可图的出口是必需的，高工资会鼓励懒惰和奢侈，会减少产量，增加用于救济穷人的开支。[136]1806年边沁的一位朋友帕特里克·科洪曾说：“贫困在一个社会中是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它的存在，国家和社区就没有文明的秩序……它是许多人财富的源泉，没有贫困，就没有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贫困是一种罪恶，这种情况意味着短缺、不幸、忧伤。”[137]

18世纪，英国上层阶级已经充分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认为社会的财富取决于人口的勤劳。由此，当时经济和社会常常把懒惰这一恶名同穷人混淆起来。许多人认为如果是自愿的（贫困），懒惰就是邪恶的，如果不是自愿的（贫困），那它就是社会的负担。[138]

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甚至认为贫穷是上帝对懒汉的惩罚。贫困是个人原因所致，流浪是堕落的表现，应该对流浪行为予以严惩。笛福（Daniel Defoe）宣称“这些不工作的人，而不是不能工作的人构成了穷人的大多数”。[139]他还认为，不合理的施舍不仅对贫民而且对国家来说都是极为有害的，当施舍变得很随意时，乞讨就会变得很容易，乞丐就会增加。“如果贫民没有面包而且不知道怎样挣得面包，成百上千的年轻健壮的家伙就将会像面对敌人冲锋陷阵那样死去。”[140]这种思想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在英国产生巨大回响。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抱怨人性的懒惰，尽管他也曾指出：“对穷人的遭遇我们确实比对他们的罪行了解得少，他们饥寒交迫，其中有些人自我堕落、乞讨、偷盗、抢劫。”[141]托马斯·拉格理斯（Thomas Ruggles）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乡绅，他在乡下过冬，调查了一些事实。他期望发现工人的工资是不合适的，穷人的犯罪是无辜的。但是经过一些调查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很大改变，他确信，穷人的好逸恶劳以及他们不断增长的对奢华的尝试是他们贫困的原因。拉格理斯坚信，好逸恶劳才使穷人入不敷出，因而没有必要涨工资，应当通过工业学校之类的机构，鼓励他们养成勤劳的习惯。[142]当时著名的地质学家约瑟夫·唐森德（Joseph Townsend）更是认为，为抑制人口过度繁衍，一些控制和一些平衡是必需的，“饥饿是社会的平衡轮”。[143]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饥饿才能驱使、刺激工人去劳动”。[144]马尔萨斯甚至宣称：“高工资使一切劳动者堕落。”[145]

在当时对于贫困问题的争论中，有人认为应区别对待真正的贫民与懒惰的贫民。埃德蒙·伯克认为，应当把被迫工作的穷人和不能工作的真正的穷人区分开来，对不同的穷人，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这一时期英国人对贫困问题观念的变化，是英国社会经济结构急速变化的反映，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2.惩罚与慈善——如何对待贫困问题

对待贫困问题产生根源的认识不同，直接影响了英国社会中上层人士对待穷人的态度。贫困问题的发展，在社会上引起不同的反应。从18世纪末开始，人们围绕贫困和济贫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大致分为三种意见：

（1）接受《济贫法》的原则，但希望对其管理和救济方法进行改革。

（2）认为需要有对贫民进行救济的公共系统，但希望用捐赠机构代替现有的救济体系。这种观点多少有点短命。尽管一些学者拟订了一些完美的计划，但未能对《济贫法》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3）认为现存的《济贫法》根本就是错误的，需要废除。[146]持这种看法的人开始时数量不多，但增长很快，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批评都声称是为了维护公共救济的原则。当然，这些争论都是在贵族和中产阶级中进行的。他们认为，大多数健壮的穷人是懒惰的，应当强迫他们去赚钱谋生。这种假设为1834年济贫法修订案的出台提供了思想舆论基础。[147]

18世纪末，英国一些思想家已经对济贫法的弊端提出了批评。其中对旧济贫法中对健壮劳动者进行救济最有影响的批评来自约瑟夫·唐森德（Joseph Townsend）1786年出版的《论济贫法》的论文，唐森德认为，任何形式的贫民救济都是不必要的、非自然的。他说：“希望和恐惧是工业的源泉，……对于那些驱使上层人士奋斗的动机——自豪、荣誉和野心，穷人知之甚少。一般而言，只有饥饿才能刺激和驱使穷人去劳动。”[148]贫民救济的长远影响更严重，因为《济贫法》“打破了足以维持饥饿恐惧的人口数量和食物总量的平衡，播种了全社会苦难的种子”。[149]为了促进工业和经济的增长，唐森德主张必须用一种新的制度代替现存的《济贫法》，在这种新的制度中对穷人的救济是有限的和不稳定的。[150]尽管立即废除《济贫法》是不现实的，但是应当每年逐渐减少比例，每个教区征收的数额应当是固定的。

实际上，在英国这样一个注重传统的国家中，维护旧的《济贫法》的人大有人在。当时，在英国仍有一种把《济贫法》看成英国“好的旧法律”的思想，许多英国人怀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维护《济贫法》。他们认为，“我们的济贫法制度是一座庄严的大厦，代表着不列颠民族杰出的智慧和仁爱”。对这个大厦只需进行偶尔的修补和改进。许多人认为，旧的《济贫法》充满着人性，对它的修改必须在英吉利民族智慧范围内进行。[151]

旧的《济贫法》提供的贫民救济是英国政府提供的唯一的社会保障措施，对社会的稳定起了一定作用。尽管需要缴纳一定的济贫税，但使英国避免了革命。这可以从1830年的“斯文大尉”（Captain Swing）运动中看出。当时革命的爆发看起来迫在眉睫。因此，在反对旧《济贫法》的人中，真正主张完全废除旧《济贫法》的人并不占主流，他们提出一系列新的方案，但都声称要恢复旧的《济贫法》的精髓。这也许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体现。

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城市中产阶级，成了这个时代的骄子。他们为自己的成功经历而自豪，无视由于巨大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巨大贫困。他们不愿意对贫困之中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一点连封建时代的领主都不如。中产阶级看不起贫困的人，认为自己的财富是努力工作的结果，把贫穷看成懒惰的结果，是上帝对懒汉的惩罚，甚至把穷人看成罪犯。唐森德就认为，饥饿是维持人口平衡的必要手段。

在这些争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马尔萨斯和边沁。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人口增长迅速。而伴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是贫困、疾病和灾难。贫困人口有增无减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英国政府和议会的支持下，圈地运动的突然加速。马尔萨斯在其1789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由于人性中的贪欲，存在一种人口增长超过食物供应的自然趋势，对此的约束只能是战争、饥饿，疾病和人类的各种恶习，这反过来使人类的命运只能更加悲惨。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要远远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因而贫困问题无法消除。他说：“英吉利，年年为贫民征集一个这样大的金额，但贫民间的穷苦依然不减。”“富人无论怎样捐助，无论怎样牺牲，亦不能在任何时期内，消灭社会下层阶级——无论他们是谁——的困穷。如果他们所捐助所牺牲的是货币，就尤其是这样。固然，大的变化将由此发生。富人将成为贫民，贫民有些成为富人。但社会上终必有一部分人感到生活困难；这困难又自然会落在最不幸运的成员身上。”[152]他反对英国现存的《济贫法》，认为《济贫法》虽说减轻了一点个人的不幸，却使更多的人遭到不幸。英国每年为穷人征收巨额税款，但穷人的痛苦依然如旧。贫民靠救济生活而不是靠自立谋生，这就使“人口增加，食物不按比例增加，当然会引出同样的结果，即减低各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他认为，《济贫法》有抑压贫民一般状况的趋势，即“不增加维持人口的食物，而增加人口。一个贫民，虽明知不能独立维持家庭，亦将结婚。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这个法律，是供养贫民以创造贫民”。[153]

因此马尔萨斯认为应当坚决取消院外救济。那些极端贫困的人，必须进入济贫院接受救济。他认为济贫院里的人“一般说，决不能说是社会最有价值的部分，但他所消耗的食品量，却会减少社会上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那部分人的份额。因而，像前一趋势一样，会驱迫更多的人不能自立”。[154]因而济贫院“里边的饮食应该是粗劣的，能工作的，必须强迫他们工作，视济贫院为困难时节的安乐避难所，是不行的”。[155]

由此看来，马尔萨斯实际上把贫困的责任推到了穷人头上，认为防止贫穷，是人力不能及的。他指出，徒然努力去做不成功的事情，我们（英国民众）不仅牺牲了可能的利益，而且牺牲了确实的利益。[156]1834年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实际上也部分采纳了马尔萨斯的这一论点。马尔萨斯甚至得出结论，贫穷和痛苦是人类命运所无法避免的。即使通过关于平均分配财富的法律，穷人的状况的改善也是暂时的。贫困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因素，它既可限制穷人人口的增长，又可刺激穷人为了生存的工作热情。马尔萨斯进而得出一个直率而严酷的结论：应当形成一种风气，“虽然在个人的场合似乎太冷酷，不能自立的贫困，总应当看作是耻辱，这样形成一种刺激，为促进人类大众幸福，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全然没有或很少独立维持家族希望的男人，因可望教区补助，遂进行结婚，他就不但不正当的受了诱惑，致陷自身及儿女于不幸福、不自立的境遇……故结婚而不能维持家庭的劳动者，在若干点上，可以说是全劳动阶级的敌人”。[157]

马尔萨斯关于人类不可避免的贫穷和灾难的观点，使得中产阶级找到了反济贫法的武器。马尔萨斯把贫困的责任归咎于个人，令中产阶级十分满意，他们希望以此为理论依据，抛开救济穷人的包袱。

李嘉图在马尔萨斯的基础上，提出工资应保持一种刚好使工人能“维持其自身和种群的生存，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水平的观点。按照李嘉图的说法，假如工资暂时地提高到超过生存的标准之上，男人和女人就会受到鼓舞更早地结婚并生育更多的子女，从而加剧寻找工作的竞争，并会很快将多余人口淘汰，使人口重新降到原来的水平。[158]因此李嘉图主张废除《济贫法》，他认为，“济贫法直接产生的明显的趋势和这些明确的原理是南辕北辙的。与立法机关善良的意图相反，它不能改善贫民的生活状况，而只能使贫富都趋于恶化；它不能使贫者变富，而使富者变贫。当现行济贫法继续有效时，维持贫民的基金自然就会越来越多，直到把国家的纯收入全部吸尽为止”。[159]对于贫民救济，他认为，“只要逐渐缩小济贫法的范围，使贫民深刻认识自立的价值，并教导他们决不可指靠惯常或临时的施舍，而只可依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活，使他们认识谨慎和远虑决非不必要或无益的品德，我们就可以逐步接近更为合理和更为健康的状态”。[160]而《济贫法》由于将勤勉谨慎的人们的一部分工资给予贫民，就使得节制的思想不再为人们注意，从而实际上鼓励了不谨慎与不勤勉行为。

当时有的人所持的观点甚至比马尔萨斯还要极端。评论家查尔斯·豪尔（Charles Hall）认为，如果社会不需要穷人劳动，穷人就没有生存的权利。[161]当然，这种激进的思想并没有被英国政府采纳，济贫法委员会认为，尽管他们有责任引入一项新的“有效的社会制度”来促进劳动力自由市场的增长，但是并不能接受马尔萨斯完全废除《济贫法》的观点。[162]

但是，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中产阶级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城市贫民。穷人贫穷的责任完全在于穷人自身的懒惰。“过剩人口”的贫困乃至被消灭是一种“自然规律”，中产阶级既不愿意也不会去做破坏“自然规律”的事情。贫困化加剧使得政府用于贫民救济的财政支出增加。1802—180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济贫税年均为530万镑，1813年增长到860万镑，1817—181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930万镑，经过19世纪20年代短暂的低落后，1831—1832年又达到第二个高峰860万镑。从1802—1803年度到1832—1833年度，济贫税增长了62%。而同期土地的租金收入却没有相应增加，1800—1830年只增加了25%，从2800万镑增长到3500万镑。[163]在对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有产者面对革命形势，为了缓和英国国内矛盾，还愿意承担济贫这个包袱，对法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抛掉这个包袱的愿望就十分迫切了。

在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对贫困问题的论述中，边沁的贫民救济方案是对议会制定新的济贫法影响最大的。1789年，边沁出版《道德与立法原理》，书中强烈地反对18世纪那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即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能够建立在人类利益自然和谐的基础上。边沁相信，男人和女人从本质上讲都是自私的生物，因而一个与自我利益无关的稳定而又仁慈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

边沁首先把功利的原则应用到了社会生活中。他宣称，任何社会组织、法律都必须按其对社会是否有用，是否合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进行衡量。[164]他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165]在《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中，边沁奠定了民法的四个目标，即生存、安全、平等、富裕。前两个居于优先地位。财富的分配越公平，就越幸福。穷人从财富转移中所获得的要比富人所失去的多。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术语，任何时候，当一个人比别人穷的时候，贫困这个术语就存在。[166]边沁认为，贫困不仅是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也是对社会的威胁。“当安全和平等冲突时，不应有丝毫犹豫，平等应当让步，建立完美的平等是一种狂想，我们所能做的是消除不平等。”[167]接受救济是穷人天然的权利，边沁救济的第一个原则是穷人应当依法得到救济。如果有食物存在，任何人都不应当饿死。只有法律条文才能对此进行保证。[168]因此，政府必须根据人们避苦求乐的天性，通过立法来干预贫困问题。他反对废除《济贫法》，认为如果穷人得不到救济，就会去行窃；济贫税必须废除，但是决不能以真正的贫穷为代价。[169]

边沁认为，对于贫困者紧急救济的资源来自富人手中富裕的资源。但劳动是生存唯一的自然的源泉，根本的救助还是来自独立的劳动。许多边沁同时代的人都在寻找划分穷人和独立劳动者之间明确的界限，他们从道德上的差别出发，将之分为值得救助和不值得救助两类，对那些道德上不值得救助的人不应当救助，应当用惩罚的规则来限制穷人。事实上，拒绝救助会引起饥荒，这是可能引起犯罪的糟糕的惩罚。

因此，为防止大量的贫民都来要求救济，边沁提出了“劣等处置”的基本原则：独立的劳动所承担的救济负担不能大于绝对需求，无论产生社会贫困的原因是什么，都不应该使得到救济的人的境遇超过那些依靠劳动为生的人。“假如没有财产而靠别人劳动为生的人的境况比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还好，……则为数不多的财产将继续从依靠劳动为生的阶级转到依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中去”，[170]从而导致社会勤奋精神的丧失和道德败坏。边沁在1796年所写的《穷人的呼声》中指出，政府除了把沉重的负担从劳动者肩上卸去，什么也不应当做。

边沁的“劣质处置”原则包括两个方面：“工业强迫”或者工作检验原则以及邻居恐惧原则。他认为，应该把贫民救济和劳动以及最有效的雇佣劳动相结合，他反对对贫民进行户外救济，认为户外救济“可能对于高尚道德的人尚可以容忍，但是太多的救济事实上被浪费在饮酒和奢侈品上”。[171]

为防治贫困，边沁主张建立国家慈善公司作为管理机构，机构负责募集资金，购买土地，收容贫民。他还主张建立大型济贫院，认为只有大规模的制度才能有效地适用济贫原则。济贫机构越大，在建设、管理、雇佣劳动者、供应方面就越经济。济贫院的内部管理事实上也是功利主义的。济贫院由“中央巡视”原则决定，必须把不同类型的穷人，即患病者和精神病人与健康者隔离开来，必须把道德败坏的和诚实无辜的人分开，在一定年龄上，不同性别的人必须分开，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一个建筑里完成。[172]按照他的计划，全国应该建立250个济贫院或劳动院，每个济贫院或劳动院都有可以容纳2000名贫民的设施，这样总共可接收大约50万人的贫民。在济贫院里，工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工作，采取计件工作的原则，所有的穷人完成的工作必须超出他们所得到的救济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自我解放原则）。所有健壮的人在接受救济食物之前必须工作，儿童在21岁之前必须当学徒，否则不能接受救济。[173]在《穷人的徽章》（Badging the Poor）一文中，边沁主张为穷人设计一种徽章，他认为：“穷人的标识不是可耻的，这只是表明低人一等，或者，是一种特殊的阶层。穷人醒目的服装使得‘工厂中的工人比工厂外的工人更合格’。”[174]

边沁用很大精力来宣传、推行他的济贫计划，尽管英国议会在1811年表决否决了他的计划，但是功利主义思想为19世纪英国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有学者认为，“在将功利主义原则用于贫民救济方面，边沁显然确立了‘劣等处置原则’，这一原则被其后来的信徒确定为1834年济贫法的核心方向”。[175]

英国贫困观念的巨大变化是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结果。从以上关于贫困问题的争论可以看出，其中有些论点是比较激进的，有些则比较保守。这些争论对于英国政府济贫法改革以及社会政策的实施影响巨大。同时由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政府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在贫困问题上，尽管没有完全放弃责任，实行的却是对穷人“惩罚”的原则，凡希望接受救济的人，都必须进入济贫院，在那里劳动繁重无用、伙食难以下咽，还要失去自由，因而遭到人们的抵制。

应当承认，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贫困问题异常严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针对这样严重的贫困问题，英国主流社会对于贫困以及济贫问题却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们没有认识到，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资本家的贪婪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反而把贫困归咎于穷人自身的道德，归咎于穷人的懒惰，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尽管进入20世纪后，英国人关于贫困的观念又发生了转变，认为贫困问题的产生，社会有很大一部分责任。英国通过社会保障和税收，较好地解决了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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