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业革命与英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发展

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中，贫困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从来没有摆脱过贫穷的困扰。贫困问题解决得恰当与否，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能否稳定与发展的关键。要对贫困做出抽象判断并对其一般概念给出准确而科学的定义，并非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贫困问题的产生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根源，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往往是因自身的原因或者失去土地而沦为贫民、乞丐。贫困问题尽管非常普遍，但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是到了工业化社会，贫困问题才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贫困的概念及其历史演变

贫困涉及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和生理等各个方面，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往往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贫困，对贫困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贫困也具有不同的意蕴。

贫困首先被看作一种经济现象。在经济学家看来，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贫困落后现象的总称。经济范畴的贫困，实际上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可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工业革命前的贫困是绝对的，以生存为标准，一切的生产都是为了维持人的基本生存，生产力总体低下。因此经济学上引入了基本贫困（primary poverty）的概念，指家庭或个人总收入不足以获取维持纯粹体能所需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食物（现代研究贫困问题的恩格尔系数与此类似）。这个时期存在“富裕”的个人，但是绝不存在“富裕”的社会。因而，有人把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也有人把贫困界定为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不能达到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标准的那种状况。总体而言，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贫困是因为经济收入不足而不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平或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标准的状况。但是，什么是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标准，人们有不同的理解，这也是至今没有一个人们公认的统一的贫困标准的原因。

贫困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贫困具有一系列经济社会特征。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贫困则是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贫穷是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社会现象，但人们对贫穷的看法千差万别。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贫困是一个人缺乏正常的或社会接受的金钱或物质。也就是说贫困是一个人缺乏其生存基本的需求。由于历史时代、社会制度、经济背景不同，贫困的特征也很不相同；同时，也由于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社会身份的不同，人们对于贫困的理解与评价存在较大差异，学者们对贫困的概念往往陷入一种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困惑之中。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范畴，贫困的概念确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概念，既有绝对贫困，也有相对贫困，还有偶然致贫的。纵观古今中外，不少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曾对贫困的内涵做出种种解释。

中世纪的教会宣扬“善功得救”，因此，行善、施舍不再是爱心的自然表露，而是个人进入天堂的必需条件。中世纪的教会声称，贫穷是不可能也不应当被清除的，因为它为千千万万渴望拯救的信徒提供了施舍的对象：穷人。教会人士说向穷人施舍就是向上帝谢恩，因为人们无法直接供奉上帝或基督，上帝就特选一批穷人作为他的替代和受纳人。因此，“无论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助，都是给基督本人”。穷人本身也是中世纪最高美德——谦卑的化身。因此，“穷人是圣洁的”，他们的祈祷最为上帝所喜。17世纪初，一位带有中世纪意识的英国国教牧师在布道中对这种馈赠关系做了很好的注解。他说：“富人通过施舍赈济穷人，否则穷人就会挨饿；但穷人通过向上帝祈祷回报更多，富人因此在今世更有福分，而且还会获得来世永生。”^[1]中世纪教会的说教对于信徒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16世纪上半叶开始，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对待贫穷问题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原因有二：一是环境的压力，二是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16、17世纪，英国开始把穷人分成“自愿贫穷者”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两大类。前者是“危险的”，应予打击；后者是“值得同情的”，应予救助。为了使社会救济落入“失去劳动能力的人”，而不是“自愿贫穷者”手中，他们将中世纪的户外施舍改为救济上门。乞讨被明文禁止，真正困难的人将在原籍得到地方政府的救济和邻人的帮助。^[2]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人关于贫困的概念再度发生变化。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论述财富的价值或商品交换价值，从而将“贫”与“富”定义为拥有支配或购买劳动的多与寡。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说：“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在什么程度上享有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英国，贫困并没有被看成一个问题，而是被看成相当比例的人口生活中的一部分。19世纪初期坚决支持济贫法改革的评论家帕特里克·科洪（Pattrick Colquhoun）就把贫困定义为“每个人必须为生存而劳动的状态”。^[3]当时经济和社会常把懒惰这一恶名同穷人混淆起来，认为如果是自愿的（贫困），懒惰就是邪恶的，如果不是自愿的（贫困），那它就是社会的负担。^[4]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甚至认为贫穷是上帝对懒汉的惩罚。这种思想尽管没有被政府所采纳，但是对于19世纪英国济贫政策影响很大。

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贫困才开始被看成社会问题。这种意识的转变随着为衡量、分析这一问题而设计的社会调查的出现得到加强。^[5]英国经济学家朗特利（B. Seebohm Rowntree）在1899年对英国约克郡的工人家庭的收入与生活支出状况进行了一次大型调查研究，其研究结果于1901年以《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为书名出版。他第一次为个体家庭建立了一个贫困标准。他给贫困下的定义是：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仅维持家庭成员生理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开支。^[6]他根据这个概念计算出最低生活支出标准，即贫困线，并将其同家庭收入比较，得出贫困的估计值。朗特利的工作可以说是开创性的，他第一次清晰地从个体的角度定义贫困并将其量化，为此后对贫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是关于收入贫困和贫困线的经典研究，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也即所谓“绝对贫困”的主张。由于收入是评价居民生活状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且易于进行统计、测量和监测，因此，“收入贫困”就成为当今各国反贫困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二）工业革命与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的发展

开始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已经产生了重大后果。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使英国千百年来的农业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生产力极大提高，经济迅猛增长，主要工业相继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以工厂制取代作坊制和手工工场制。结果，这些工业部门的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均有较快的增长。

1.工业革命与高度富裕社会的出现

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出惊人的社会财富。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间，英国的纺织、钢铁、煤炭等行业的生产实现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增长。1780—1800年，不列颠的原棉消费量由655万磅增加到5160万磅；1800—1849年，整个联合王国原棉消费量由5200万磅增加到6.3亿磅。^[7]与原料投入的迅速增长并行，棉纺织品产量也在迅速增长。1785—1850年，棉织品产量由4000万码增至20亿码，增加49倍。19世纪最初25年中，棉纺织品产量增加2倍，1816—1840年增加3.5倍。^[8]尤其重要的是，原料投入与成品产出的增长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的。有人估计，在1827年的一家棉纺厂里，750个专业合作者利用机器可以生产相当于20万个手纺工所生产的纱线，即劳动生产率提高260多倍。再以采煤、冶铁业为例，英国的煤炭产量1700年为250万吨，1750年为475万吨，1800年为1000万吨，1829年为1600万吨。^[9]生铁产量由1788年的68300吨增加到1847年的200万吨，增长30倍。1788—1806年，生铁产量净增约3倍。进入19世纪后，生铁产量的增长率显著加快，1806—1847年增长7.2倍。^[10]

工业的蓬勃发展，使英国深深卷入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作为“世界工厂”，英国在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供应以及产品销售方面越来越严重地依赖海外市场。1740年英国工业产值为2420万英镑，其中出口额仅为630万英镑；1770年英国工业产值增为3690万英镑，出口1120万英镑；1800年工业产值增至6820万英镑，出口额为2350万英镑；^[11]1848年出口额为5300万镑，1857年为1.2亿镑，1860年增长到1.36亿镑，在随后的10年内，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12]1820—185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8%上升到21%。

随着各主要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平均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也不断提高。1770—1840年，英国工人每一工作日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27倍。英国工业产值如果以1791年为100计算，1841年则增长到425.1。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生产大约增长4倍以上。根据克拉夫茨的最新估计，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1760—1780年为0.7%，1780—1801年为1.32%，1801—1831年为1.97%。^[13]这一估算虽然比过去引用的数据要低，但仍表明，工业革命即使在其发展还不充分时，已产生重大的经济后果。英国的工业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都获得了领先地位，成了“世界工厂”。182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煤的75%，生铁的40%，其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一半。此后尽管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有了发展，但直到1850年，英国煤炭和铁的产量仍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60.2%和50.9%，它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39%。^[14]另外，英国的棉布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工业上的垄断地位，带来了商业上的霸权，1820—185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8%上升到21%，英国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工商业垄断地位。

工业革命也推动了英国城市化的发展。英国城市的发展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但直到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无疑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变革力量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城市化过程。随着工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60年的25%上升到1851年的50%以上。^[15]1760—1814年，5万人以上的城市由两个增加到24个。此时，全国近1/3以上的人生活在2万人以上的城市里。^[16]至19世纪中期，“典型的英国人变成了城市人”，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那种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被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取代。

工业化强劲地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迅速上升。1781—178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为1369.3万英镑，1801—1805年就猛增到4089.7万英镑，1856—1860年达到6864万英镑，1866—1870年更是达到了6924万英镑。^[17]1801—1850年，英国国民总收入增长了125.6%，1851—1901年，又增长了213.9%。与此相对应，英国的人均年收入也显著提高，据统计，1700年英国的人均年收入8—9镑，1750年增长到20镑，1860年又增长了一倍。^[18]从长时段看，19世纪英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4倍，从1801年的人均12.9英镑增长到1901年的人均52.5英镑。^[19]1851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为5.23亿英镑（人均25英镑），1881年增长到10.51亿英镑（人均35英镑），出现了令人惊奇的经济增长。^[20]如果扣除人口增长因素，人均收入的增长还会更快。

2.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加剧

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无疑使英国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富裕社会。按道理，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每一成员都应当分享到工业化带来的成果，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英国物质财富的快速增加也为全体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但是在英国，与滚滚而来的财富相伴随的却是贫困现象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社会财富的极大富裕并没有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他们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并没有增加。由于社会忽视了公平分配问题，工业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巨大财富并没有被合理地在社会上分配，而是大部分流入了有产者的腰包，下层阶级并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好处，许多人甚至受到了它的危害，受到了贫困的威胁，生活状况反而恶化了。由此产生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即丰裕社会的贫困。种种迹象表明，到维多利亚中期，也就是自由放任到达顶峰的时期，英国贫富之间的差距也达到了最大。^[21]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财富分配极不合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国内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801年，英国1.1%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12年，1.2%最富有的人就占有英国35%的国民总收入。到工业革命已完成时的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22]1803年全国1.4%的家庭享有全国15.7%的国民收入，而到1867年，0.07%的家庭就享有16.2%的国民收入。而1803年英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享有40%的国民收入，到1867年这类人享有的国民收入已经达到国民总收入的50%（见表1-1）。^[23]

表1-1 1867年英格兰威尔士家庭国民收入分配^[24]

表1-1 1867年英格兰威尔士家庭国民收入分配-续表

从表1-1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经济实力雄踞世界第一宝座，但是其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更加明显。中上层阶级家庭占全社会的25.6%，他们所占有的国民收入却达到60.9%，而体力劳动者家庭占了全社会的74.4%，所占有的国民收入只有39.1%。这说明英国贫富差距现象比19世纪初期更加严重。1905年，莫尼爵士（L.G. Chiozza Money）在《富裕与贫困》一书中指出，英国4300万人口创造的财富为17.1亿英镑，其中25万最富的人占有的财富为5.85亿英镑，375万相对富裕的人占有的财富为2.45亿英镑，而3800万贫困的人口占有的财富为8.8亿英镑。莫尼得出结论，相对于国家的富裕，体力工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善。^[25]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造成19世纪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极度发展的根本原因。

可见，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政府调配手段的缺失，使英国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导致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英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1873年，实习工程师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就大声疾呼：“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从未有如此之巨，因为就目前而言，穷人实在是太苦了。”^[26]当时英国许多人都意识到贫富差距问题，对许多居民来说，19世纪40年代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年代，而是饥饿的年代。^[27]曾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更是强调了这种看法。1845年他在小说《女巫或两个国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一书中指出：英国被分成了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之间没有交流、没有同情，不懂得彼此的习惯、思想、感情，他们就像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居民，或者是居住在不同星球上的居民；他们是通过不同的教养、不同的饮食成长的，由不同的法律统治的。”^[28]贫富悬殊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极为严重，在一些新型的工业城市更是如此。当时学者坎农·R. 帕金森（Canon Richard Parkinson）这样评论曼彻斯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曼彻斯特那样贫富悬殊是如此之大，贫富之间的鸿沟是如此难以逾越。”^[29]

贫富差距的拉大使英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贵族与新兴的中产阶级垄断了大部分财富，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另一方面，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生活水平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其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反而大大下降，这些人构成了英国这个富饶社会里的一支庞大的贫困大军。

贵族是工业革命中最大的赢家。“光荣革命”后，贵族在英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地位逐渐确立。他们不但把持着国家政治，经济上的实力也逐渐增强。他们在工业革命时期取得巨大成功，财富剧增，地位加强。他们有的直接经营厂矿而成为大资本家，有的把土地、矿山租给资本家，有的兴办工厂，兴修运河、码头，从而获取巨额财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城镇，城镇区域一再扩大，导致地价飞涨，贵族地主趁机出租房地产，牟取暴利。在这方面获利最大的是威斯敏斯特伯爵。1768—1782年，该家族在伦敦梅菲尔的地产每年获得的租金为3450英镑，1802—1820年增加到8000英镑，尔后契约期满，其地产年租金大幅度上升到每年20000英镑，1835年达到6万英镑，1874—1899年，该家族在伦敦的地产收入跃至65万英镑，加上其他收入，成为英国首富。^[30]

1870年，一个熟练技工每年能挣100镑，已经是很富裕了，而贝德福德伯爵每年的收入是141793英镑，甚至连乡绅、骑士每年也能获得1000—10000英镑的收入。^[31]19世纪中后期，约占全国农户总数万分之四的400家大地产者（其中多是上院贵族）共有耕地537万英亩，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7.4%。19世纪后期，资产超过100万英镑的巨富中，半数以上是土地贵族。1895年，威斯敏斯特公爵的地产总值高达1400万英镑，是当时最富的资本家的2.5倍。^[32]1873年，德比勋爵根据官方资料，尽力调查联合王国的土地占有和年收入情况，这个调查报告被戏称为“新末日审判书”（New Domesdy Book）。1873—1876年的“新末日审判书”显示，不列颠所有土地所有者有100万人，最大的地产者拥有10万英亩的广袤地产，最小地产者的地产仅够搭一个茅舍或开一小片菜地。全国4/5的地产集中在7000人手中。其中上院贵族为核心的400家大地产者依然在全国地产中占了相当的份额（24%）。“新末日审判书”还显示：英国2500个地主平均每个拥有3000英亩土地，除了伦敦的地产，每个地主每年收益为3000英镑；其中826个地主年租金收益超过10000英镑，76个地主年租金收益超过50000英镑，15个地主年租金收益超过10万英镑。^[33]

这些贵族在其风景秀丽的土地上修建豪华的大庄园，比阔夸富，显示尊荣。据统计，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英国贵族修建庄园的一个高潮时期。而且庄园的面积与造价都不断增长。18世纪80年代诺福克公爵修建的格雷斯托克园林占地5000英亩。而19世纪中期开始修建的诺森伯兰公爵的宅邸共耗费32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1799年，拉特兰公爵家的一次庆典就花掉了5500英镑，相当于当时50多户自耕农全年的收入。^[34]贵族们居住在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庄园或者别墅。这里山清水秀、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景色迷人、空气清新。一栋别墅就像一座宫殿。这些宫殿金碧辉煌、装修奢华、雄伟气派。宫殿内的名贵家具、古代名画等无不显示贵族的富足。

贵族在努力积聚巨额财富的同时，还挥霍了巨大的财富。贵族的生活悠闲自在。他们时常豪饮狂赌，纵马驱犬，猎狐逐兔，莺歌燕舞。游玩娱乐所需种种投入，开支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如19世纪，菲茨威廉伯爵（Earl of Fitzwilliam）每年用于骑马的费用在2000—2500镑，用于养狗场的费用为500镑，用于位于温特沃奇的赛马训练场的费用为1500镑到3000镑。^[35]而且，这些费用在逐年增加。

贵族之间还流行着互相炫富、斗富的风气。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名女子如果要和一个地位比她高的人结婚，或一名银行家或者小土地所有者把女儿嫁给没落贵族，或者一个低级爵位女子和公爵级别的男子结婚，其嫁妆一般需要50000—60000英镑。贵族之间通婚也需要10000—50000英镑的嫁妆。^[36]身份相同的贵族之间结婚，通常也需要10000—30000英镑的嫁妆，新郎常常希望得到女方10%的财产。^[37]

同时，城市中拥有极大财富的还有那些在工业革命中起家的新兴中产阶级或者中等阶级（Middle Class）。中产阶级的范围很大，包括很多由于工业和贸易发展而产生或扩大的群体。这些人包括制造商和实业家、发明家、矿主以及商界和金融界巨头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卑微。随着工业扩张，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为生产服务，既有办事员和办公室职员、运输工人、小店主、经销商（dealers）和各种商人（tradesmen），也有提供专业服务的人。据估计，1803年英国有30000名男性职员，1861年增长为91733名，当时还没有女性职员；1891年，职员人数为370433名男性和18947名女性。19世纪50年代，英国中产阶级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有人宣称中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的阶级，从有教养的乡绅到技术工匠”。^[38]

维多利亚早期，中产阶级的最低年收入一般是300镑，一些中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如职业人士或者商人，年收入高达500镑。但许多人的收入大大高于此。如银行家詹姆斯·莫里森（James Morrison）去世时留下了400万—600万英镑的遗产，使他成为19世纪最富有的平民。保险经纪人和波罗的海商人理查德·桑顿，自夸其签名值300万英镑，死后留下了280万英镑遗产。有许多工业家百万富翁，如罗伯特·皮尔爵士和理查德·阿克莱特，留下的遗产已经在10万英镑的级别。例如约瑟夫·张伯伦就对其中产阶级成员的身份非常自豪，当他1914年去世时，留下了125495英镑。即使排除这些巨富，依然有很多人收入高于300英镑的标准，如那些“上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商人”，统计学家R.D.巴克斯特估计，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的收入为500镑左右。

除了那些上层职业人士或商人，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从事同商品制造、资金管理、商品运输、分配和销售相关的工作。同时很多处在较低边缘地位的中产阶级收入要少得多，包括大量办事员和小学教师，他们的收入仅有60英镑，这个数目低于很多工人“贵族”的所得。^[39]中产阶级队伍在逐渐壮大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富有（见表1-2）。

表1-2 1843年英国财富分配状况

由表1-2可以看出，中产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占有的财富比体力工人多得多。当然，这个表格未必能反映出中产阶级队伍收入的真实情况。维多利亚时期的纳税人都是自己估定应征税财产的价值，对于个人收入也总是习惯性地过低估计，一些雇主还会刻意将工资减到149英镑，刚好低于起征点一镑。当然这一类人并不占主流。

中产阶级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奢华，却非常舒适。一套漂亮的住宅或别墅是中产阶级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中产阶级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他们住在独栋或者联排别墅，前后有花园，环境优雅、安静。1856年，英国有208000人成为别墅的主人。他们在饮食方面开销很大，一般要占总收入的30%—40%。他们每餐都要好几道菜，每逢周末或有客人来，更是大摆宴席。为使生活气派，所有中上层中产阶级家庭都有仆人，1851年，英国仆佣人数达到100万之多，并已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职业阶层。^[40]1871—1891年，英国仆佣人数到达顶峰，每六个就业人口中就有一名仆佣。拥有佣人被看作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分界线，有佣人的是一类，不管他雇了多少个佣人。

中产阶级家庭的佣人数量取决于其收入的多寡，根据财富水平的不同有相应标准。大量家庭手册给出了适当的建议。^[41]写于19世纪30年代的一本被作为典范的家庭预算指南显示，有3个小孩且年收入为250英镑的中产阶级能够雇得起一个女佣，并支付其16英镑的年薪。其中固定支出还包括用于购买食物、燃料和清洁用品的134英镑，用于购置衣服的36英镑，用于支付房租、利息和课税的25英镑，以及缴纳孩子学费的10英镑10先令。^[42]1857年，J.H.沃尔什（J.H.Walsh）在其《家庭经济指南》中忠告：一份1000英镑的收入，除去所有其他开支，仅指家务开支和房租，可以承担以下佣人：首先，一名男管家，或不穿制服的男仆；其次，一名马车夫或马夫；再次，一或两名家务女仆；第四，一名厨师；第五，一名女主人的贴身侍女，或一个育儿女仆，或者有时都有……第二类收入（500英镑一年的等级）将只能负担三个仆人，首先，一名侍从或一名一般男仆，或一名客厅女仆；其次，一名家务女仆；再次，一名厨师。这也是为拥有一匹马或小马驹和马车做准备。尽管如此，如果是一个大家庭，女主人必须有一名年轻的贴身侍女，以便在家缝制她们的衣服，这样一来就无法再负担一匹马的费用了……第三类收入（250英镑一年的等级）将无法负担上述那些仆人，雇一名料理一切家务的女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时由一个女孩或年轻的家庭成员协助……第四类收入（100英镑一年的等级）仅够提供一家人所需的衣、食、住，因而无法拥有仆人，或一个无须在此提及的年轻女孩。^[43]

与这些歌舞升平、奢华舒适的中上层社会生活相比，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许多普通工人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他们当中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工资低，劳动时间长，住房条件差，处境非常恶劣。1803年，英格兰贫困人口为100万人，约占英格兰总人口的1/9，这个数字并没有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而减少。1850年，英格兰贫困人口仍然为100万。^[44]汤因比指出，工业革命的后果是“可怕的和悲惨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是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贫穷也大大地加深了。“工业革命证明了，自由竞争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创造幸福。”^[45]贫困问题成了工业革命后困扰英国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年。

农业工人是19世纪处境最糟的一个阶层，尽管他们一天到晚辛勤耕作，但工资极低。1795—1850年，农业工人平均每周工资是8先令11便士到9先令6便士，仅相当于同期城市工人的一半。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其主食是面包、土豆以及少量的牛奶，偶尔才会吃上一点奶酪、培根，很长时间才能罕见地吃上一次肉。^[46]工业居民的主食是土豆及小麦做的面包，和着茶或者咖啡勉强咽下。牛奶喝得很少。粗面粉吃得不少，有的烙成饼，有的加水煮成粥，既有营养，又易于消化，也容易煮。三餐很少吃到荤菜，吃的东西质量都很差。^[47]

工业革命造就了产业工人这个庞大的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命运不佳。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挣扎在贫困的边缘。据统计，1802—1803年，兰开夏郡最穷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7%，而在伯克郡这一比例为20%，苏塞克斯郡为22.6%，威尔特郡为22.1%。^[48]据学者估计，即使在最好的年份，城市里受济贫法救助的人数也占总人口的5%—10%。^[49]而亨利·梅休（Henry Mayhew）估计，1848年，英格兰约有187万人接受过贫困救济，另外有225万人，约占总人口14%的人根本没有可靠的职业。^[50]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对英国城市研究后发现，即使1849年这样经济好的年份，在奥尔德汉姆（Oldham）仍有15%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两年前贸易条件比较差时，这里有41%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51]1863年，爱德华·史密斯医生发现，伦敦一些代表性的工人家庭每个成年人每周用在食物上的费用为2先令6又1/4便士到2先令9又1/2便士。他们大多数“营养不良，身体虚弱”。这样的人数量巨大。^[52]即使到19世纪末期，贫困人口的规模依然十分庞大。根据1889年查尔斯·布思的调查，在伦敦东区，约有35.2%的人处于贫困状态，如果把伦敦作为整体，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30.7%。^[53]

由于技术、行业的不同，收入各不相同，不同行业的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会有不同的命运。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那些传统的、高技术的手工工人收入一直很高，机器取代不了他们传统的特殊技艺，他们尚能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技术的进步，机器取代不了的特殊技艺越来越少，仍能挣得高薪的手工工人也就越来越少。大批的手艺人逐渐被抛入了工业革命的旋涡，时刻面临贫困的威胁。而在新型的工业部门中，除了一些“技术工人”外，多数工厂工人是半熟练工或非熟练工，他们工资低下，苦难深重，女工、童工就是这样。

由于收入微薄，许多工人只能艰难地维持生活，尤其是一些手工工人。他们曾经过着不错的生活。突然间，机器毁掉了他们的一切，机器生产使得他们赖以长期生存的手艺，一下子变得无用了，机器取代了他们的劳动，把他们驱向饥饿的深渊。当时法国新闻记者列奥·富歇（Leon Faucher，1803-1854）对英国工人工资水平之低做了这样的评价：1844年，“在曼彻斯特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如此低下，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拼命地工作才能生存，即使是维持最低生活水平”。^[54]伦敦统计协会（The Statistical of London）1837年在曼彻斯特一个街区进行了一次挨家挨户的调查，这个街区大部分地区居住着工人家庭，他们依靠手工劳动维持生活；这次调查的家庭中大部分劳动者都是纺织工人。他们的工作极其艰苦，而收入少得可怜，他们全职工作时，每天工作的时间通常长达14小时。而1837年这一地区的许多手工纺织工处于半就业状态；其他织工一周赚不到6到7先令。最有经验、最勤奋的工人一天工作14小时，总的收入通常只有每周12先令。^[55]

一项报告说：1842年曼彻斯特的上乔治路段已经“贫苦不堪，虽不限于工人中每个特定阶层，但似乎在手织工中感受最深，他们每天干14小时活，挣得的钱还不够吃两顿饭，所以假如持续失业两三个星期，他们就真的要饿肚子了，而近来这是常事”。^[56]在牛津郡，1795年，工人一年里平均工资为每周8先令，相对于当时食物的价格而言，这样的工资是很低的。^[57]

手工纺织工人受雇于平薄羊毛织物的生产，与使用机器织机生产的工人一样，他们工资鲜有达到每周9先令的，大部分织工每周只能赚6到7先令。织围巾是1837年冬天出现的一个新的工种，一个好的织工的工资是每周9先令，而其中还需要扣除每先令中的2便士或毛收入中的1先令6便士用来购买线圈，这样每周的净收入只剩下7先令6便士。一个织棉被的一级工人每周可能挣12先令，同样线圈和其他花费通常达到每先令中的3便士，或毛收入的3先令，他们的净工资就减少到每周9先令。像织平绸的丝织工人，每周可挣12先令；线圈和织机的耗费通常达每先令中的3便士，或周工资中的3先令，因而净工资减少为每周9先令。手工纺织工人用自己的织机，由妻子或家人帮助缠线圈，他会认为自己获益了，但是对熟练织工来说，他们需要支付租赁织布机和缠绕线圈的费用，全部的收入就会因这些花费而减少。^[58]

1841年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就素条纹布、棋格布和洋纱而论，“一个精织物的成年技工”，在格拉斯哥一星期可以挣7先令6便士，“一个技术差一点的粗织物的年轻技工”可以挣4先令6便士；在布拉克恩本，28个全家从事织布的家庭平均收入为9先令6又1/2便士；在曼彻斯特，402个粗织物织工户，平均每户1又3/4台织机，一星期可得7先令8又1/4便士。^[59]1844年，对全国织袜工所做的一项调查结果令人震惊，154户接受调查的织袜工中，平均每台织机每周收入10先令，扣除租机费后只有6先令，平均每人每周生活费1先令，而且衣食住行都包括在内。^[60]

这点收入在当时是很难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的。据统计，1790年和1839年期间，英国最低生活费，不包括房租在内，已经上涨了大约23%。^[61]但是除了一些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外，许多人的工资并没有增加。根据1832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当时在利兹，一个五口之家（丈夫、妻子、三个孩子）每星期可能的最少花销，即用于足够的食物、衣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花销如表1-3所示。

表1-3 1832年利兹地区工人一周基本生活费用^[62]

1850年，亨利·梅休曾经走访一个在成品帽店做装饰的女工。她说：“12年前，我每周能赚18—22先令……而现在，每周赚的钱还不到5先令，尽管有时每周会赚6先令、6先令6便士，甚至7先令6便士。本周我只赚了4便士，这一年有10天我分文未赚……我们每天干18个小时，我必须活下去，而想活下去就别想拿公平的工资，因为我就没有拿到。我吃得很少，只靠粗茶淡饭过日子，冷天才吃烤面包，涂一点黄油。我的房租是1先令6便士，有时我觉得非进济贫院不可了，否则就活不下去了。关键是，除了工资低外，我的工作还不稳定。”^[63]

这些有工作的人，境况尚且如此，那些受工业革命排挤而失去工作或者因为疾病以及其他原因而失业的人，境况更是不堪设想了。经常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对全体工人都是一种威胁。1841年曼彻斯特一位传教士报告说：“R. 卡恩，一家5口，3个孩子，全都失业，丈夫有病，一个孩子也病了。病孩躺在地下室潮湿的角落里，身下只铺一层刨花，没有一点破布可以遮身。地下室空无所有，丈夫说失业16周了。”^[64]据统计，1826年，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有30%—75%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1842年的萧条时期情况更惨。在博尔顿，有60%的人失业。^[65]根据亨利·梅休的调查，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仅有1/3的工人能充分就业，另外1/3的工人只能半就业，剩下1/3的工人则完全失业。^[66]失业者时刻面临着饥饿、疾病与死亡的威胁，他们构成了贫困队伍中的主力军。

与贫困相伴而来的是贫民居住条件极其恶劣。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人口增长速度加快。1760—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以每10年7%—9%的速度增长，1801—1831年间，英国人口每10年的增长率从未低于14%。英国人口由1760年的780万增长到1831年的1640万。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工业城市，如华威郡和兰开夏郡（Warwickshire and Lancashire）。^[67]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英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英格兰和威尔士1750年时，2500人以上的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此类城镇的人口比重1801年增长到33.8%，1851年上升到50.2%。1801—1851年，英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增长了两倍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城市化的国家。布拉德福德的人口由1801年的29000人增长到1831年的77000人，曼彻斯特的人口从1801年的75000人增长到1831年的202000人，1851更是增长到376000人。^[68]同时期利物浦也由82000人增长到299000人（见表1-4）。^[69]

表1-4 19世纪英国城市人口状况

城市原来的住房远远不能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新建的住房也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如1831—1841年格拉斯哥人口增长了37%，而同期该市住房只增长了18%。^[70]政府对住房问题没有给予过多关注，认为住房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和慈善力量解决，因而采取了自由放任政策。人口的急剧膨胀，给城市住房带来很大的压力，迫使人们追求单位面积土地的最大利用价值，以期在狭小的空间里建造尽可能多的住宅，城市的地主为应对这一局面，拼命把原有的房产隔成更小的房间。

因而19世纪大部分时间，英国工人阶级住房状况十分恶劣。正如学者彼得·马尔帕斯所言：“世界上头号工业国却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贫民窟。”^[71]一间勉强能住的房间就要花去一个熟练工人一周收入的1/4，很少有家庭能经常付得起这样的费用。^[72]结果，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城市贫民窟面积迅速扩大。地主和“独具匠心”的建筑设计师们在特定地区修建了贫民窟式样的居住区，如约克郡“背靠背”（back to back）式的房子和很小的“房间加厨房”或“单向”公寓。19世纪40年代，利物浦70%的房子为这种“背靠背”式房子。^[73]

大批大杂院式以及“背靠背”式房屋以及低矮潮湿、密不透风的地下室住满了人；许多市区三四层高的房屋被分割成一个个小房间出租，形成大量廉租公寓，出租给那些打短工的工人的集体公寓（lodging-house）等也大量出现。19世纪50—60年代由于铁路的修建以及城市中火车站的修建而大批清理工人阶级的简易住房，使得工人阶级住房问题更为严峻。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引用了皇家统计学会会刊的统计材料，来说明当时英国工人阶级恶劣的住房条件。他说：“在伦敦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里，5366个工人家庭住了5294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26830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3/4只有一个房间。在汉诺威广场的贵族教区圣乔治，根据同一材料，有1465个工人家庭总共将近6000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居住着，其中有2/3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过一个房间。”^[74]

“伦敦最大的工人区是伦敦塔东边的怀特柴泊和贝斯纳尔绿地，伦敦的工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拜特纳-格林的圣菲力浦斯教堂的牧师格·奥尔斯顿这样描述自己的教区：这里有1400幢房子，里面住着2795个家庭，共约12000人。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间，总共只有不到400码（1200英尺）见方的一片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10—12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我认为在伦敦主教唤起公众注意这个极端贫穷的教区以前，城市西头的人们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比知道澳洲和南洋群岛的野人更多一些。只要亲眼看一下这些不幸人们的苦难，看一看他们吃得那么坏，他们被疾病和事业折磨成什么样子，我们面前就会显现出这样一个无助和贫穷的深渊，仅仅是这个深渊有可能存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就应该引以为耻。”^[75]

据统计，在维多利亚早期，整个伦敦1800年每所住宅大约有7.03人，到1851年上升到7.72人。1858年，一位医疗官员就指出：20、30甚至40个人住在那些房子里，而这些房子起初仅是适合一个，最多两个家庭居住的。^[76]1897年伦敦最拥挤的一个社区圣·安妮区，每个住所平均挤进了13人居住，每英亩土地居住人数达232人。^[77]据1840年《评论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报道，1840年伯里（Bury）1/3的工人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在773所房屋中，1张床要供4个人使用；207所房屋中，1张床要供5个人使用；78所房屋中，1张床要供6个人使用。在布里斯托尔，有46%的工人阶级家庭居住在一间房里。^[78]

地下室是居住条件最差的住房，住着工人阶级中最穷的一部分人。以伦敦为例，由于伦敦过分拥挤，住房紧张，许多地下室也被用作工人的住宅。这些地下室有1/3的空间是在地面4—5英尺之下，每间房间面积在10—12平方英尺，冬天潮湿、阴冷、透风，夏天闷热，空气不流通，大量害虫出没。因此居民有时不得不在楼梯和过道上坐一夜。墙面沾满油污，乌黑一片，涂抹泥灰的墙破损不堪，天花板上的裂缝清晰可见。屋顶潮湿，没有窗户，墙面由于污染而发出浓烈的臭味。^[79]19世纪30年代，伦敦拥有大量地下室居民，从30年代至50年代末，仅伦敦贫民区美勒利本一地就有1132个大杂院地下室。^[80]19世纪40年代，这样的地下室在利物浦每周的租金是1先令，而在伦敦，同样的地下室，每周租金为1先令6便士到2先令。^[81]在许多不是贵族式的但也够体面的街上，有许多地下室，常有病弱的小孩和穿得破破烂烂的饥饿的女人从这里面爬出来晒太阳。

这种情况在别的城市也存在。1842年，外科医生罗伯特·贝克（Robert Baker）参观了利兹一所爱尔兰人居住的地下室后这样描述道：“我到过一处潮湿的地下室，没有任何排污系统，人们把污水污物倾倒在大街上，而这些腐烂的东西有时又流到地下室。屋内坐的地方就是一只破凳子或几块砖块，地板大多是潮湿的。”^[82]

因为地下室的房间特别潮湿，需要烧火驱除湿气，但是烧火产生的废气又加重了室内的空气污染，损害了人们的健康。1790年的利物浦，有1/8的人居住在不利于健康的地下室。^[83]与兰开夏的棉纺织业城市不同，利物浦建造的地下室是专门供穷人居住的，这种房子容易被水淹，居住在里边的人容易感染伤寒等传染病。在曼城斯特，穷人住在大院和地下室里，“周围是高大的仓库、工厂、商店和生产设施，不被阶层高的人所见；他们富有的邻居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奇塔姆、布罗顿和肖尔顿”。^[84]19世纪30年代，曼彻斯特市内有2万人住在地下室，占工人数的12%；在利物浦全市人口中，足有1/5，即45000人以上住在狭窄、阴暗、潮湿、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这种地下室全城共7862个。^[85]1840年在曼彻斯特，123232名工人中有14960人住在地下室。^[86]而1841年在利物浦总人口的175000人中，仍有38000人居住在地下室。^[87]关于利物浦的地下室条件，霍尔姆斯先生向一个委员会做了这样的描述：“利物浦有许多住人的地下室，它们拥挤而潮湿，没有下水道，也没有厕所……以前我访问过一个忧伤的贫穷女人，她是一个工人的妻子。……她自己和她的婴儿躺在一间通外间地下室的小屋的干草上，地下是不渗水的水泥地。里面没有光线，也不能通风，空气污浊不堪，由于地面被死水淹没，我只能踩着砖块踏过地面到达她的床边。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因为我还看到过同样糟糕的场面……”^[88]

19世纪住房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集体公寓（the lodging-house）。这种房子最初是为那些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准备的，他们在这里住一两个晚上就离开。这种临时寄宿房子的住宿费要比旅馆便宜很多，因为房间内都摆满了床，每间屋子有4张、5张、6张床不等，每张床上睡4至6个人，能容纳多少就摆多少。这些人都是几近赤贫或者处于犯罪边缘的人。有时由于一周、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找不到较好的工作，全家都住在这种夜店里。这里也成为那些犯罪团伙长久的家。有人把这里描绘成“疾病和犯罪的温床”，也有人把它描绘成“极度悲惨之地”。亨利·梅休指出：“这里的卫生状况实在糟糕，不但房客与歹徒挤在一起，而且卧室里很少或者根本不通风，这里通常会挤上60位房客。”据梅休估计，在伦敦，这类房子有221处，居住的房客有10000—12000人。^[89]伦敦由于有大量迁入的人口，因此住夜店的人数也是最多的，据估计，19世纪50年代大约有1万人住在低层次的夜店里，另有7万人住在多少体面一些的夜店里。由于伦敦住所的缺乏，未婚的技工有时6个、8个甚至10个人挤在一间屋睡觉；而已婚的技工带着家人，为生活所迫，也得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吃饭睡觉。^[90]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急剧扩大。为了节约成本，在伦敦、利物浦、约克、曼彻斯特等城市，资本家或者地主建设了许多背靠背式房屋。这种房子是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工人阶级住房恶劣典型的体现。房子是背向而建的，两排房子共用一垛后墙，只有前窗，没有后窗，空气不能对流，普遍通风不良，建筑商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千方百计节省昂贵的地皮，密集建房，每排房子间的距离很近。多排背靠背房屋组成一个大杂院，有一条狭窄的巷道与外界相通。这样的房子里没有厕所，一般几十家共用一个厕所。19世纪40年代，在利物浦、诺丁汉、利兹、哈特菲尔德等地，这种背靠背房屋占全部住房存量的70%。^[91]而据统计协会1840年1月的统计，诺丁汉11000所房屋中，8000所是背靠背式的房屋，^[92]占了当时房屋总量的2/3。1854年在布拉德福德计划批准建造的1601所房屋中，有1079所是背靠背式的房屋。^[93]

19世纪英国城市工人住宅存在的问题，既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问题，也反映了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各城市普遍存在的住房问题。客观上讲，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巨大压力使城市无力应付，所以得在现有的城市框架内解决住房问题，于是出现了从地下室到阁楼都住满人的现象，出现了把住宅切分出租的无奈之举，以便为涌入城市的移民和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居住空间。主观上讲，工人阶级极度贫困、政府不干预政策、听任私人开发商的牟利行为主宰了城市工人住宅的发展，可以说加重或恶化了城市工人住宅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