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易堂文人群体形成的文化因素
易堂文人群体的形成是时代使然，明室颠覆、时局混乱是诸子聚集结社直接的时代动因，换言之，诸子之聚集于易堂，起初为生存之计，因此如赵园先生所言，与明代盛行于大江南北的会社有性质、功能、组织形式等诸方面的不同。但究其深处，考量易堂诸子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名声远播的文人群体，也自有其与一般文人社团共通的文化因子。故而就其形成来讲，也可以查明其中文化及学术的因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明代讲学风气及蔚然成风的文人结社风气对于易堂文人集团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明代文人的“诗酒风流”为尚的重文艺氛围以及前代遗民的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成为易堂文人群体形成的文化内因。
一 明代文人结社与讲学风气的影响
文人结集而形成形形色色的文人团体是中国古代文化史、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可以说，文人群体伴随着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发展，并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也是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往往形成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学主流；而不同文人群体之间的争鸣或唱和又使得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坛呈现出立体性、多层次性的繁荣局面，推动了文学自身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团体发展的高潮时期，其中以文人结社为主。文人结社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古老的“私学”传统、汉之太学与唐宋以后的科举制度以及古代文人贬弃、致仕、归隐思想等，都对文人结社的出现有影响作用。[29]大抵来讲，文人结社在元代时已经较为流行。元初，东南地区的文人结社之风为最盛，《四库全书总目》云：“元初东南诗社，作者如林。”[30]至元季，此风犹存，成为文人们崇尚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这一时期，以结社名者有“北郭十友”[31]“南园五先生”[32]等等。
逮及明代，文人结社遽然成风，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一道壮丽的景观。郭绍虞曾经这样评价：“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33]，“为此关系，所以出奴入主，门户各立，主张互异，又形成了明代文坛空前的热闹。”[34]郭绍虞分别以“以地域称者”“以社所称之”“以时代称者”“以官职称者”“以师门关系称者”“以家庭关系称者”“或泛加品题”“或齐名并称”等类别著录文人集团共176家；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中统计更为详尽，以地域记为南直107家、浙江97家、广东33家、福建18家、江西17家、湖广16家、北直15家、山东与河南各4家、云南与四川各1家，共计凡313家[35]，其数量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清初文人（包括清初明遗民）结集成社，从某种角度来讲，可以说是明代文人结社之风的余绪。清初文人结社风气依然很盛，陈康祺述“国初江浙士大夫以立社自豪”云：
国朝初定，士大夫犹沿明季遗习，方州大县，立社自豪。闻一知名之士，则彼此争斗入社，甚至挟兵刃弓矢以劫之。文酒翰墨之场，至效恶少椎埋，道途交哄，何其傎也。相传海宁有二社不相下，一社遍致三吴诸名流，推吴梅村为祭酒，舟楫络绎数千里。[36]
其盛况可想而知。据何宗美的初步统计，清初顺治至康熙初年，各类文人社团至少有70余家，其中遗民结社有50余家[37]，遍布大江南北的十数省。由于清初结社与反清复明斗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如此盛行的结社风气一度引起统治者的极度不安，于是为了惩治明季结社风气之弊，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上《严禁社盟疏》，旨在“严禁社盟陋习，破朋党之根”[38]。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二十三日，下诏严禁社盟之事：“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着严行禁止。以后再有这等的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隐徇事发，一体治罪，该部知道。”[39]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明季社盟对于清初文人结社的重要影响。
其次，明代讲学之风的影响。讲学之风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渊源也极为深远，可追溯到春秋战国之时“私学”的发达，最著者毫无疑问就是孔子了。他创立儒家学派，并且广收门徒，“有教无类”[40]，弟子一度多达3000余人，有所成者70余人，可谓盛矣。儒家之外，墨子亦有“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41]。到战国时期，思想自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盛局面。是时，各家学派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学术理想，往往需要借助教授弟子的方式来扩大自己学说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通过授徒使得自己的学说得以代代传承。从此而后，建立在师徒关系之上而形成人文团体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人结集方式，如宋代“苏门四学士”[42]、明代的“杨门六学士”[43]等等。
明代讲学之风兴起于宣德年间，而盛于嘉、隆之际，其时“讲学者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其术本不足动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自东越之变为泰州，犹未至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44]讲学之风如此盛行，书院便应声而起，如雨后春笋般地兴盛起来；另一方面，书院的兴起又反过来推动了讲学之风的盛行，由此而导致官办之学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冲击。嘉靖十七年（1538）五月，吏部尚书许
上言，极言民间大量修建书院之弊，并请禁毁：“近来抚按两司及知府等官，多将朝廷学校废坏不修，别起书院，动费万金，征取各属师儒，赴院会讲。初发则一邑治装，及舍则群邑供亿，科扰尤甚。日者南畿各处，已经御使游居敬奏行撤毁，人心称快，而诸路未及，宜尽查革。如仍有建立者，许抚按官据实参劾。帝以其悉心民隐，即命内外严加禁约，毁其书院。”[45]可见当时讲学氛围之浓重。万历初年，张居正秉政，对民间大肆修建书院与盛行的讲学之风深恶痛绝，对于其危害更是痛心疾首：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兔鱼未获，无舍筌蹄；家当未完，毋撤藩卫，毋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扰上之法也。[46]
万历七年（1579）正月，下诏禁毁天下书院。此前，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因为私创书院，聚敛民财，招致坐罪褫职。张居正令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先后毁改应天等府书院多达六十四处，可见其惩弊决心之大。对于此，他自己也曾经做出解释：“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47]道尽当时讲学虚谈之弊。
当时之讲学者，大皆根底不实，人无定见，于是分门立户，影响至文坛，则表现为拉帮结派，或攻谪诋訾，或标榜虚名；甚至于同一社团之内亦互不相容，如以李攀龙等为首的“后七子”便是如此：“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48]于是，才子文人们纷纷树旗立帜，招揽同志弟子，在文坛上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局面。如以明代诗坛为例，《四库全书总目》有这样的评述：
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幺弦侧调，嘈
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诸家选本亦遂皆坚持畛域，各尊所闻。[49]
明代讲学之风盛，文人分门立户、相互攻谪标榜之风遂盛，一直延及清初，“其时去明未远，犹存标榜之风。”[50]《四库全书总目》评清初文人吴坰的《吴季野遗集》云：“今观其文，大抵摹拟周秦，得其形似，士祯所云犹明人标榜之余习也。”[51]又评清初王晫《今世说》云：“其中刻画摹拟，颇嫌太似，所称许亦多溢量，盖标榜声气之书，犹明代诗社余习也。”[52]类似评价还有很多。由此可见，在清初文人中，标榜风气之习依然较为流行。这种风气使得清初文人产生一种相互依附性，对于清初文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都有惯性的影响，也是导致清初文人结社盛行的重要文化因素。
易堂文人群体的形成亦与明末清初之讲学风气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讲学论道是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条重要纽带。曾灿子尚倪纪云：“（中叔）与三魏暨李、彭、林、曾诸君子讲《易》定交，往来翠微、冠石间，所谓易堂九先生也。”[53]不难看出，“讲《易》”成为彭任与其他诸子之订交、直至结社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通过“讲《易》”，才使得他们相互引为“同志”，最终形成一个文人团体。当然，易堂诸人讲论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在《易》上。与此同时，易堂诸人开馆授徒，也成为当时著名的一个教育团体。当时之江右，除了易堂外，以讲学为要务的还有以宋未有为首的髻山文人群体和以谢文洊为首的程山文人群体等，他们都开馆聚徒、谈学论道、开讲辨难，成为江右一时之盛。因此，这三个文人群体在当时也以“讲学”而名垂天下：“时江西讲学者，易堂外，在星子者曰髻山，南丰曰程山。”[54]由此而观，明代讲学之“余习”对于易堂九子为代表的清初文人集团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二 明代文人雅集、诗酒风流等重文艺之风的浸润
文人雅集，吟诗作文，互相唱和，追求一种“诗意”的生活，是中国古代文人一个古老的传统。考察这些“诗意化”的文人，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身居高位，仕途得意之士；第二种就是官场失意、仕途坎坷之士；第三种就是那些本来就无意于仕途，任意“流落”于江湖市井之中的文人；还有一种就是那些功成名就之后，甘愿退隐山林的“遗老”们，他们结成“怡老社”，以诗酒为纯粹的娱乐方式。无论属于哪一种文人，他们往往会三五成群地徜徉于自然山水之间，沉浸于诗与酒的快乐之中。对于身居高位者来说，其地位本身就有特殊的吸引力，自然会在身边围绕一批文人墨客，诗酒唱和，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些特定的文人群体，如明代以“三杨”为主的“台阁体”文人群体。而与此相对应，那些遭受贬谪或仕途不如意的文人也并不颓废，往往会守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呼朋引伴，徜徉于山水之间，纵情诗文，如晋代之“竹林七贤”等文人群体。
总体上讲，明代文人似乎更加愿意去追求这种“诗意”的生活。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所谓的“思想解放”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是王学后期发展到泰州学派之时。文人思想的“趋新”促使他们突破了传统道学的钳制，表现为放浪形骸，风流自赏，于是纷纷结社，谈文论艺，品诗论画，陶醉于酒色声伎之中，并乐此不疲。明代之文人雅集，诗酒风流的风气很盛，也使明代学风整体上呈现出重文艺的风貌。郭绍虞在论及明清两代学风的不同时总结道：“明代的文人，大都风流自赏，重在文艺切磋而不重在学术研究。易言之，即大都是‘清客相’而不是‘学者相’，这是明清两代学风绝不相同的一点。因此，借了以文会友的题目，而集团生活却只是文酒之宴，声伎之好；品书评画，此唱彼酬，成为一时风气。”[55]又说：“明代学风也是偏于文艺的，可是又不像元代这般颓废和放纵。这好似由西晋名士的狂放行为，转变为东晋名士的风流态度。”[56]自明代初期起，延续了元末文人集团诗酒风流的风尚，如吴中之北郭社等由老年文人结成的“诗社”，其社事活动主要是：“或辨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所得也。”[57]那些退隐里中的名公巨卿，常常集结成社，以诗酒而游优自娱，兹以杭州为例：“硕德重望，乡邦典型，酒社诗坛，太平盛世，杭士大夫之里居者十数为群，选胜为乐，咏景赋诗，优游自如。在正统时有耆德会，有会文社；天顺时有恩荣会，有朋寿会；弘治有归田乐会。人物皆一时之选，乡里至今为美谈。”[58]比较纯粹的“诗社”在明代很流行，这些文人往往不太热衷于时局政事，也较为淡泊名利，因此其社事活动比较单纯，或潜心作诗，或雅集唱和，或游山览水，或留恋声伎。这些较为纯粹的文人社团在切磋文艺之时，不免要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或标榜唱和，或相互争鸣，一呼而百应，于是形成不同的文学派别，在文坛先后粉墨登场，旗帜更易频繁，各领风骚若干年，从“台阁体”到茶陵派，再到前后七子派，又有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等，概言之，莫不以文艺之事为重。这样的文艺风气翕然成风，必然会影响到鼎革之际士人的生活方式。
易堂彭士望在迁家宁都之前，也曾频繁参加一些文人“社集”活动。如在甲申（1644）二月，有所谓“牡丹社集”，由“机部先生主社”。机部先生即为复社成员的杨廷麟，其事为“朱云涛宗侯家牡丹甚盛，诸公宴集累日”。（彭士望：《甲申二月自江州归遂迟牡丹社约呈杨机部先生舒鲁直徐巨源诸同社分得麻字》诗中自注，《耻躬堂诗文合钞·诗钞》卷一）由彭氏诗可知，这次参加社集的还有杨廷麟、舒鲁直、徐巨源等人[59]，俱是江右名流。又曾参加在刘西佩家的“东湖社集”，作有《东湖社集刘西佩宅用元韵》一诗纪其事。这些参加文会或社集的经历对他们以后参加易堂结社有重要的影响。再加上特殊的遗民身份，使得他们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以诗酒唱和、潜心著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既可以寄托情感，以求诗文传于后代，起到警世作用；又可以以这种具有“诗意”的方式来缓冲和消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亡天下之痛，试图得以怡然于草野之中。因此，他们的文艺切磋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事业”。
另外，明代的文社也很流行，这与明代科举考试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文社的活动主要是切磋时文技艺。这种风气至天启、崇祯年间最为兴盛。文社兴盛的原因，无非因为士子想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取功名。陆世仪的这段话可作为最好的注解：
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60]
总体而观，这些文社是由于“八股”取士而催生的。八股取士明确规定试题范围，皆出于“四书五经”，同时还必须以朱熹之注解为唯一标准；而且八股文的程式化极强，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这样就使得士子想起一种“投机取巧”的捷径，就是在考试之前反复揣摩经义，并训练八股文法，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必然会出现专研讲习制义的“研习社”，并以文界名流主持，选文讲授，对当时的文人士子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于是导致文社纷起的局面。其中一些甚至“享誉”全国，如江右就有时文名家陈际泰、罗万藻、艾南英等参加的新城大社等。就连大力倡导“独尊性灵”的公安派中坚袁宏道在结社之初似乎亦以攻研制义为其要务。据同治《公安县志》记载：“（袁宏道）总角工为时艺……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目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时于举业外为声歌古文辞。”[61]由是观之，当时袁氏以结文社、功举业为其主要活动，写作古文辞似乎只是“业余”之事，可见当时文社空前之盛况。
易堂九子所在的江右又是当时文社极为发达的地区，仅仅见于记录的就有豫章大社、君子亭合社、豫章九子社、新城大社、禹门社、合社、偶社、方社、平远堂社、瀛社等。而早在易堂文人群形成之前，易堂诸子中就有人曾经有过结社或参加文人社集的经历。如李腾蛟与邱维屏就曾参加过“文会”：“李腾蛟，字力负，号咸斋。与临川陈际泰、罗万藻、宁化李世熊、同邑邱维屏，为课文会。”[62]陈际泰、罗万藻都是当时非常了得的人物，两人与章世纯、艾南英被并称为“江右四大家”，万历末年，一度为文坛之魁首，享誉全国，他们的八股文选评本曾风行海内。
不管是诗酒风流，还是精研时艺，“结社这件事，本来是明代士大夫以文会友很清雅的事。他们一方面学习时艺，一方面来择选很知己的朋友。”[63]这样的一种“以文会友”的浓重的文艺氛围无疑也给清初文人，尤其是遗民，起到了范式作用。
在易堂中，如某人有诗文成，首先请其他诸子指正。易堂的这种文艺气息是非常浓重的，对此，李腾蛟有生动的记述：“叔子以新诗一册遍寄吾党，吾党皆惊。而评阅吾党作不少宽假，吾党又无不屈服，相值论诗文，彼此惊呼，有至鸡鸣漏尽，惊动客寝犹未已者。钟敬伯柬蔡敬夫曰：‘存此严冷意，事事相与成。’吾党之于诗文已如此。”（李腾蛟：《书魏裕斋诗后》）有时对某一问题产生不同的意见，便会发生争执，甚至于面红耳赤，互相指画，如魏禧与姊丈邱维屏就是如此。据魏禧回忆：“（邦士）尝与予争辩时文体制，尽善及继统者必为之子，至座中人皆罢酒，声震山谷，鼾睡者悉惊寤不为止。”（魏禧：《邱邦士传》）其争论之激烈竟若此者。今观易堂九子之行世文集，大多有同志评论之辞，页眉页尾，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少则几字几点，多则长篇大论，“圈点”之使用亦很频繁，虽非常明显地受到明季标榜之风的影响而不无过分褒扬之词，但往往也有吉光片羽，能够点中要害。此外，这些评点有时也很明显地受到了精研时艺的影响，评语之中时时留有八股文法的痕迹。然而正是这一时期，评点这种独特的批评方式焕发了生命力，成为中国评点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三 前代遗民生活方式的榜样作用
在朝代更迭之际，由于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往往会出现一些宁死而不仕新朝的人，这就是所谓“遗民”。遗民作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之中，显得无奈而又无助，但是他们不卑不亢，不屈不挠，抱节守志，以一种倔犟而又孤傲的姿态树立起一座座人格意义上的不朽丰碑，成为后世之人顶礼膜拜的精神楷模。同时，他们似乎游离于社会之外，却又以独特而敏锐的目光时时刻刻关注着本“不属于”他们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或游历山川大河，或潜心于著书，以自己的方式谱写着这个时代的“弦外之音”，形成了独特的遗民文化。中国最早的遗民可追溯到商、周之际，“商之沦丧，遗黎赤子皆有不忘其君之心，故商王多士在周为顽民，其实不肯革心以事周也”[64]，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为代表。周武王灭商之后，二人耻食周粟，采薇而食，终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叔齐的志节为历代士子文人所钦佩和赞扬，孔子叹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65]赞其为“古之贤人”[66]。孟子对二人亦有赞美之词：“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67]司马迁专门为二人立传，且排在“列传”第一，以弘扬其德行。由此可见二人在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伯夷、叔齐作为最早的遗民，其抱志守节、宁死而不食周粟的生活姿态为后世遗民树立起了一座高标。首先，退隐山壑，誓不与新朝合作，成为后世遗民所普遍认同的一种生活方式，由此，遗民成为历史中朝代更迭之际“隐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又明显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隐士”。其次，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亦是后世遗民所尊尚的表现其气节之贞烈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自食其力、躬耕自养成为他们普遍的一种生存方式。历代遗民在先朝灭亡后，除了殉国殉君之外，纷纷退隐山野，伏卧草间，足不入城市，亲自把犁而耕，扶锄而作，以伯夷、叔齐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自励。逮及宋末元初，前朝遗民之风烈昭然，诚如邵廷寀所云：“古之遗民，莫盛于宋。宋季得人之盛，多出文文山之门。”[68]关于遗民之气节，邵氏论云：“夫人才处丰泰，则发而为政事，为文章；际屯蒙，则激为清风，为幽节。”[69]既而感叹道：“於乎！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曰节固一致，时有不同。”[70]无疑，宋末元初遗民是明末清初遗民的“典范”，他们时时倾慕追思和自己有着同样不幸的先辈们。故明末清初之际，其风尚犹然如此，甚至比前代更烈。
明遗民冷士嵋在谈及易堂魏禧等人时就以夷、齐为比：“余则谓君之因时通变，以退为进，以舍为用，以贫贱为荣禄，实有类于古达道者之所为，自其节已特立，清风高操。翠微之峰，虽匹之以夷、齐之首阳而不愧，至抗节砥义，遵养却聘，则易堂之上。”[71]清初明遗民之价值标准从此语可见出一端。而后人往往也将清初明遗民与其前辈相比而言，如孙静庵在评价清初遗民汪沨时，就将其与宋末之著名遗民相较而论：“尝思宋之遗民，以谢皋羽、吴思斋、方凤、龚开、郑思肖为最著，方、吴皆有家室；皋亦晚妻刘氏；开至贫画马，有子同居；惟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厨。沨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与思肖相类，亦遗民中为其所甚难者。”[72]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前辈遗民对于明遗民价值观念的影响之大。
明清之易代是外族入侵，这在汉族士大夫的心灵中是永远都不能解脱的痛苦，于是伯夷、叔齐及前代遗民的抱志守节的情操再次成为明遗民所高扬的道德旗帜。这一点也可以从明遗民本身强烈的“遗民”意识见其端倪。如归庄在为其友朱九初所著《历代遗民录》的序中，详尽辨析了“遗民”“逸民”与“高士”三个极易混淆的词语，其云：
孔子表逸民，首伯夷、叔齐；《遗民录》亦始于两人，而其用意则异。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其叙四皓，但载《紫芝》之歌，而削其羽翼太子之事。此虽本之涑水，其意亦以为秦之遗民，不当复为汉出也。可谓严矣！遗民之类有三：如生于汉朝，遭新莽之乱，遂终身不仕，若逢萌、向长者，遗民也；仕于汉朝，而洁身于居摄之后，若梅福、郭钦、蒋诩者，遗臣也，而既不复仕，则亦遗民也；孔奋、郅恽、郭宪、桓荣诸人，皆显于东京矣，而亦录之者，以其不仕莽朝，则亦汉之遗民也。徐穉、姜肱之伦，高士之最著者，以不在废兴之际，故皆不录；魏晋以下，依此类推。故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所以与孔子之表逸民，皇甫谧之传高士，微有不同者也。[73]
归庄于此明确区分“逸民”“遗民”与“高士”内涵的不同，其意是要突出强调“遗民”的两个要素：一是处于“废兴之际”；二是不仕于新朝，即强调“遗民”之“志节”。而明遗民也确实表现出了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道德操守，甚至像伯夷、叔齐以穷饿而死者，亦不乏其人，如魏禧之友乍浦李天植、吴中徐昭法等，就因不受他人之食，最终穷饿以死。就易堂诸子来说，除了魏际瑞在国变后贬身以出之外，亦皆高隐不出，行节之高为当时及后世之人所称扬。
遗民隐居结社也是一个老传统，历代均不乏其例，势必对后世遗民的生存方式造成重要影响。对于清初明遗民来讲，对其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宋元易代之际遗民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宋元易代与明清易代对于汉族士大夫来讲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属于屈辱的“外族”入侵，对于他们来讲，是所谓的“亡天下”。因此，明遗民很容易与宋末遗民产生心灵共鸣。南宋灭亡后，不与新朝合作、归隐结社是宋末元初遗民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其著于世者如由浦江吴渭发起组织的“月泉吟社”，对于该社团之风节，全祖望评价道：“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74]再如谢翱组织的“汐社”，取潮汐“晚而信”之义，以象征该社社员定期聚合而且永不变节，其风旨之高可见一斑。宋末遗民隐退而聚集结社的例子还有很多。常常追慕宋遗民节烈之风的明末遗民，毋庸置疑地受到了先辈们这一生活方式的影响，于是亦纷纷隐居山野沟壑，集同志而共居，形成清初明遗民结社的高潮。诚如杨凤苞所言：“明季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75]当然，当时的“高蹈而能文者”结成的不仅仅是“诗社”，其主要活动也不仅仅是“抒写旧国旧君之感”，而大多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并与反清复明的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