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易堂文人群体形成的时代境况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二日，李自成率大军从居庸关进入昌平。十七日，帝朱由检召群臣问对策，群臣莫之以对。顷刻之间，李自成军攻九门，门外三营全部投降，守城将士寥寥无几。十八日傍晚，外城陷落，大势已去，崇祯帝仰天悲叹道：“苦我民耳！”遂自缢于煤山，以至尊之身而殉社稷，屹立将近三百年的帝国大厦在顷刻间轰然崩塌；虽为亡国之君，但慷慨以死，为其后忠于大明的遗民的生活定下了悲壮且沉重的时代基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久已窥视中原沃土的满族统治者乘机发兵，势如破竹，入主中原，遂掌国柄。崇祯亡国之后，尚有福王、唐王、桂王等所谓南明政权苟延残喘，试图恢复，然大业终不能成。
先朝之亡，国柄落入异族之手，明遗民生活环境的恶劣便可想而知。统治初期，满人须以残酷的武力来巩固其政权的稳定，而忠于皇明的汉族士大夫则谋图恢复，南明政权虽然气若游丝，然依然是他们心中的灯塔，是他们义无反顾地以各种方式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的精神支柱。于是，一方面是残酷之镇压，一方面是不懈之反抗，二者遂成为在短时期内不可调和的两极。毋庸置疑，在这样的时代格局中，易堂诸子等清初明遗民无疑是处在时代“夹缝”之中的“另类”：其心系皇明，然皇明已亡；身虽处大清，然视满人为寇仇。在这“两极”斗争之中，大清政权无疑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遗民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然而，他们也以桀骜的姿态，缔造着一种别样的人生。
一 战事之惨烈
甲申（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以讨“贼”为名入京师；十月，福临入京，祭告天地社稷，大清之都遂由沈阳迁至北京。起初，清统治者借讨“贼”先后平定畿辅、山西、山东、河南等地，继而集中兵力夹攻李自成的“老巢”陕西，李氏败亡。清兵又移师入蜀，剿灭“流贼”张献忠，满人的政权从此也逐步地稳定下来。
清朝统治者志在谋图天下之统一，在平定“流贼”之时，南方朱明势力犹且残存。当时马士英等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师扬州。多尔衮遣书劝可法降，然史可法慷慨言辞，不为所屈。顺治二年（1645）二月，清政府命豫亲王挥师南下，揭开了征讨南明政权的序幕。清军所到之处，以屠杀掳掠为快事，其惨烈程度史所罕有。是年五月，史可法殉国以死，清兵于扬州城“留十日，屠之而南”[1]，至为残酷。据史料载，四月二十五日，“清军入扬州，大肆杀戮，奸淫掳掠妇女，且寸丝粒米搜刮殆尽，至五月初二日始宣布‘封刀’。劫后据焚尸簿载全城死亡人数共八十余万，而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尚不在其内。”[2]又顺治二年（1645）八月，“清军在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吴胜兆等率引下，攻克峡江、吉安、袁州等州县，血洗江南、江西等地抗清城镇。李成栋军尤甚。破松江时，烧杀抢掠，屠劫一空。于娄东沙溪、潢泾两地掠妇女千计，童男女千计，牛千计，杀人以万计，积尸如陵，所掠财物载舟数千艘，衔尾而去。”[3]又顺治四年（1647）七月，闽中“东关外三十六墩，为清官兵焚掠抢杀殆尽”[4]，又顺治五年（1648）五月，清军大破复降南明的金声桓部，连克九江、饶州等府，“清军屠九江，老弱幼妇等杀掠殆尽”[5]。清军这样的恣意屠杀抢掠，在当时征伐南明政权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易堂九子所在的江右赣地，自然也不能免遭其祸。赣州本为清军进入东南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战事自然十分频繁且惨烈。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军进逼赣州，对易堂彭士望及曾灿父子有知遇之恩的杨廷麟等人固守城池；十月，赣州城破，杨廷麟、万元吉皆慨然殉国以死，清军屠赣城。当时，彭士望、曾灿及其父曾应遴俱受杨廷麟之招而参加了赣州之役，因此，此役之惨烈成为他们心头最为难忘的记忆，也给他们留下了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痛。之后，彭士望每到赣州，都不免触感伤怀，不忘悼念死难者：“七年三度虎头城，胜败何常奕数更。却笑兔孤奔大将（戊己间金、王、李俱于此败北），空怜雀鼠殉中丞（丙戌，万茹荼先生城守殉节）。报韩始难家先破，相蜀多艰命亦倾（乙酉，杨机部先生首先起义；丙戌，城陷，死之），他日史杨宜合传，大江南北两先生（史道邻先生死扬州，杨与同志）。”（彭士望：《虔州感旧》[6]。按：诗中括号内文字为自注）而当年战事之惨烈，直至若干年后，那万马奔腾之声仍然清晰地响彻于曾灿耳际，在战斗中视死如归的将士们也每每让他无法释怀：“记得当年万马嘶，虎头城外战声悲。关山作客同狐貉，风雨招魂半友师。匣里祗应存德祐，塚边长欲结要离。萧萧黄发今何在，痛哭西台有所思。”（曾灿：《秋旅遣怀兼柬易堂诸子》其三[7]）当忆起这场惨烈的战斗时，曾灿不禁失声痛哭。而对赣州被屠之惨状，曾氏纪云：“岭南丹砂犀、瑇瑁、蜜蜡珠之属，辇载而肩
，商之出入岭者，率多会于赣，故赣户口数百万，杂士贾而六四之。丙戌，赣被围，户子弟环城守且更战者六阅月。十月城陷，无士贾皆屠之，其骨肉交道路，几与城齐，犬狺狺然走啮人骨。”（曾灿：《赠邑人杨君序》）其惨烈程度若此，令人不忍卒读。同堂友兄邱维屏亦纪云：“今江西三卫曰南昌、九江、赣州，城皆已屠，而吾赣州最烈，卫之子孙多无存者。”（邱维屏：《序诗送任氏二子省墓九江》[8]）彭士望曾作《感旧诗》，亦述及其事。顺治七年（1650）二月，“易堂”所在之赣州南端的宁都被攻破，惨遭屠城，“是月，江西彭顺庆部农民军占据宁都城已二年，初八日，清军数路围攻，双方激战，十一日城破。清军杀害被俘农民军首领彭顺庆，并将大小首领一百五十七人、士兵一千一百五十五人全部斩首，宁都城屠掠几尽。”[9]而是时，魏际瑞独身冒死于白刃之中，翠微峰易堂始避于难。
清初战事异常频繁，剿除“流贼”、征伐南明，其后又有平定“三藩”之乱等，而各地民众不同形式的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不绝于时。清初之战火不熄，遍烧南北。然清军之所至，奸淫抢杀，无所不为；再加上各地“盗贼”纷起，社会动荡不堪。易堂之最长者李腾蛟目睹世事之乱，不禁感言：“今日之乱，甚于安史”（李腾蛟：《读杜小言》[10]），绝非过分之辞。
二 政令之酷急
顺治之初，清廷尽力以笼络汉人，号召满族习汉文，以示尊儒右文，并诏修明史、开科取士，且起用明朝官吏，力图以安定民心，巩固统治。然其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受传统“夷夏之防”观念所深刻影响的汉族士大夫绝不甘心诚服于“异族”，对于他们来讲，这是奇耻大辱；再则，其时南明政权尚存，复明尚有一线希望，于是，各地反清势力风起云涌，直接威胁着满人的统治，因此，清朝统治者所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故而，一方面是尽量地笼络汉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以强制性的政令来迫使汉族人接受满族之文化，并同时以武力镇压此起彼伏的反清势力。清初政令之严急，其状况诚如邓之诚先生所言：“当时以薙发、圈地、逃人，为不可抗拒之政令，抗者及言其不便者必死。南方因护发而起义师，北方圈地，夺人民田土无算，督捕之害尤烈。”[11]
早在甲申（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以“讨贼”之名入京师，就曾令京城官民薙发易服，“十五日壬寅，摄政王登武英殿，受朝贺。王出示京城，令官民除服薙头，衣冠悉遵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内外尽皆薙发。”[12]此次薙发之令尚仅限于京城。待南都陷落之后，清政府视天下趋于大定，便试图强制性地推行满族文化，首当其冲的就是让汉人薙发及服满人服饰。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薙发之令下，“谕礼部曰：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为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辨，决不轻贷。……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13]顺治二年（1645）七月，易服令下，“谕礼部：官民既已薙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见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著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併坐，仍通行各该抚按，转行所属，一体遵行。”[14]薙发易服之令甚为严酷，时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
清统治者薙发易服的意图也非常明了，就是要从思想文化上征服汉人，以巩固其统治。然薙发之令至江南，遽然激起轩然大波，汉族士人民众起义暴动纷起，甚者以死而护发。此时，头发成为一种民族尊严的象征，许多“贤人杰士，严夷夏之分”[15]，而上演了一幕幕“头可断，发不可薙”[16]的悲壮之举。胡蕴玉云：“薙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则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17]另一方面，对于先朝之遗民来讲，一丝头发正系其故国之思，“目击夫犬羊满地，腥秽熏天，风景依然，举目有江河之异，惟此头上苍苍，犹足以系故国之思，表宗邦之望。推其不肯薙发之心，直欲以一发存汉族之河山也。”[18]由是而观，头发虽微小之物，然对此时的遗民来讲，关系不可不谓大矣。归庄之《断发》诗是当时整个明朝遗民心态的真实写照，其云：“亲朋姑息爱，逼我从胡俗。一旦持剪刀，剪我头半秃。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弃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19]
在北方，清政府则强圈畿辅人民之沃土为八旗之田。顺治四年（1647）正月，“户部奏请：去年八旗圈地，止圈一面，内薄地甚多，以至秋成歉收；今年东来满洲，又无地耕种。若以远处府、州、县、屯、卫、故明勋戚等地拨给，又恐收获时，孤贫佃户无力运送，应于近京府、州、县内，不论有主无主地土，拨换去年所圈薄地。”[20]按户部这次奏请的所圈之地，总共有九十九万三千七百〇七晌，如按一晌为六亩算[21]，则折合为五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二亩，数目之大令人咋舌，畿辅之良田，大部分归于八旗所有。虽然清廷有明文规定，凡是“被圈之民，于满洲未圈之州、县内，查屯卫等地拨补，仍照迁移远近，豁免钱粮”[22]，然使得无数人民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受其害者不计其数。
缉捕逃人，也是体现清初政令之严的重要一端。所谓“逃人”，就是指满洲贵族通过掠夺战俘、买卖人口、投充等手段占有的大量奴仆，在入关之后因封建农奴制及民族高压政策而造成这些奴仆大批逃亡，称之为“逃人”。逃人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顺治元年（1644），清朝统治者就制定了关于惩治逃人的律令，“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件，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罪。”[23]但是仍难以杜绝。在顺治三年（1646）的五月前的几个月时间里，逃人多以数万计，清政府不得不颁布严惩藏匿逃人的律令，“隐匿满洲逃人不行举首，或被旁人讦告，或察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隐匿之人即邻佑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的确。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犯人从重治罪。”[24]总体上看，窝藏逃人之罪重于逃人，清政府以此来维护其私利，不免有无数的无端牵连之祸，而使人人自危；清朝官吏也纷纷乘缉捕之机，大肆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其为民害自不必言。
在薙发、易服、圈地、逃人等几个“敏感”问题上的“犯事”者，清政府是严惩不贷的，顺治三年（1646）十月，谕曰：“有为薙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俱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25]清初政令之严酷于此略见端倪，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清初明遗民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恶劣。
三 易堂“结社”与“性命共保”
身逢乱世之秋，朝不保夕，结社以隐就成为明遗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生存方式。易堂九子之结庐于宁都金精翠微之峰，首先就是出于避乱自保的目的。易堂诸子“结社”的确切时间应是顺治三年丙戌（1646）冬天，“丙戌冬，闽及赣郡既陷，诸子毕聚，始决隐计”[26]。先此，彭士望与曾灿出入乱世之中，期有所作为。彭氏曾于顺治二年（1645）春参加福王兵部尚书史可法之军幕，与其挚友欧阳宪万并出奇策，然终不为可法所用，几月后遂离去。是年九月，阁部杨廷麟手书督迫，彭士望赴赣入其幕；而此时的曾灿也与其父曾应遴受知于杨廷麟，与其共抚吉、赣之地。顺治三年（1646）十月，彭、曾都参加了惨烈的赣州之役，最终赣州城破，杨廷麟投水殉国，彭、曾之志亦随之破灭。时局凶险，事不可为，于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易堂诸子决定隐居翠微峰。
观“易堂”所在之翠微峰，地势异常险峻，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彭士望这样概括翠微峰在战略上的特点：“最利守，自上击下，石卵大，转激腾跃，势莫可当”，“闭重关垒塞，一弱女子可抗千劲卒”。（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魏禧亦纪云：“此峰迤
竟里，旁无援辅，自下仰之，如孤剑削空，从天而仆。上则岐而三之：中高，右缩，左展。结屋者必山翼。山中灌木郁勃阴森，见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狖飞鸟而外，则皆不能至焉。庚辛间有西北善兵者至门而窥去，谓人曰：‘就使于瓮口彻其闸，使三尺童子折荆而守之，虽万夫谁敢进者？’”（魏禧：《翠微峰记》[27]）翠微峰地势如此险要。而易堂诸子之所以选择结社于翠微峰，实为凶险的时局所逼迫，乃为全身之策。实际上，国变之初的易堂诸子也高度警戒，随时处于“临战”状态之中，“檑木石，具斧凿，山尽为砲。掷雉尾炬，塞径口，立焦灼。孔出，伏暗桥侧，挺斧交下；仰攻，桥石厚，径转侧不得动。鸣金众聚，静逸以待。”（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而且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如“凡闻乱，纂严，增守械，益丁，守者宿乌谷，轮督，毋委避，毋玩，毋宵归”。（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等等。于是，易堂之结集于翠微峰巅，就具有了鲜明的“战时”特色，其结社共保之意亦已明矣，诚如彭士望所言，“患难一心力集思，性命可共”（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这也是易堂诸子等明遗民应对当时时局之乱的方式之一。
对于这一点，赵园先生在论及江南易堂结社及北方孙奇逢的双峰之盟的特殊性时论说道：“这一种士人的聚集，与有明一代大盛于南北的会社，有性质、功能、组织形式之别。……无论双峰还是易堂，都有临时性，有战时色彩，突出的是其生存的而非学术的意义。就中易堂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建立在相互认同基础上的共同体，其成员在避乱、防卫中所建立的精神联系，即使在聚居形式解体后，仍作为精神象征发挥着作用。”[28]时局之迫使得双峰、易堂等的结社具有了独特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在其结社的意义探求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其中那些似乎隐约但又确在其结社以及“群体”的活动过程、“群体”意识的体认中所起到重要的文化的、学术的因素。无论日后诸子之聚散无常，其共同的“群体”体认正是基于此。如易堂彭士望在论及易堂及易堂之友时，列出清初著名的几个文人群体，“弟所居山名易堂，南昌林确斋与弟携俪偕作，其曰李、曰邱、曰魏、曰彭、曰曾，皆邑人。魏母兄弟三人，及林子与弟为九人，并皆齿兄弟，家居不让，几几似古，人人外交，而海内亦遂传其姓氏，颇重其人与其文章……此外，如闽宁化之泉上、粤东之北田、新建之天峰、星子之髻山、南丰之程山、江东之板桥、浙之河渚、虞山之宛溪，与易堂相为酬酢。”（彭士望：《与贺子翼书》）这段文字是易堂中人群体意识的集中表现，从中我们能够体察出彭士望此处列举“与易堂相为酬酢”几个文人群体的个中意味。显然，在他们看来，易堂之所以为易堂，并不是因其有避乱或战时的色彩，而是与泉上、北天、天峰、髻山、程山、板桥、河渚、宛溪等文人群体具有一样的性质。因此，易堂诸子在“聚居形式”结束后，能够维系他们这种共同的群体意识的也未必仅仅是在起初避乱、防卫过程中所建立的某种“精神联系”，这种群体意识的建立实际上与古代源远流长的文人集结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