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廖赤阳

一 急剧变化中的日本华侨社会：历史、现状与课题

在这套“留学日本丛书”的第一卷中，我们叙述了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转型过程为背景所产生的赴日留学大潮。在本套丛书第二卷中，我们将记录这一时期以来留日学子的奋斗历程，以及日本华侨社会在新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华侨社会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1]

第一个历史特征是以商业移民为主的社会。华侨通商日本至少有400年以上的历史，而19世纪以来的华工等移民潮，基本上未对日本产生冲击。一个重要原因是，从1899年颁布敕令352号直至现在，日本入国管理法规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对外国人单纯劳动力的入境严防死守。虽然，由于少子化、高龄化与地方人口过疏等问题，日本对海外日裔人单纯劳动力的入国网开一面，同时也制定出了名为研修，实为单纯劳动力输入的研修生制度，尽管面临将在50年内人口减少3000万的危机，开放外国人单纯劳动力的种种议论仍没有实质进展。^[2]

第二个历史特征是有限的人口与经济规模。历史上，日本曾是华商编织的亚洲交易网中的重要一环。开港以后华商也曾经将亚洲区域内传统贸易的优势嫁接到条约口岸制度上，从长崎这一传统的据点将其贸易网络有效地扩展到日本各主要开港口岸及其腹地市场。^[3]虽然华商与日本通商历史悠久，但是与东南亚不同的是，19世纪以来华商遭遇了高度制度化的国家和高度组织化的日商的挑战，再加上中日关系与战争的影响，逐渐转型为内地服务业。不但其经济规模有限，而且在战后也长期保持着只有5万人左右的小规模和相对静态的社会。

第三个历史特征是战后没有经历过从华侨到华人的决定性转变。日本华侨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日的中国人社会。从国籍上看，持中国国籍者占在日华人总数的88%。从社会组织上看，由持中国国籍者组成的华侨团体是日本华侨社会的核心。从政治认同上看，华侨从不忌讳自身强烈的中国意识并以此为荣。爱国思想则通过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作为外国人学校的华侨学校得到维系与传承。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留学生的到来和所谓“新华侨”的产生，日本华侨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不亚于日本近代的开港。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华侨社会在继承历史延续性上发生的重大变化。

在人口规模上，现在在日华人已达70万人，加上已经加入日本国籍者，至少有80万人以上，较改革开放初期扩大了15倍。世界上，华侨华人人口超过百万的只有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美国。在此意义上，人口直逼百万的日本华侨社会不再是一个小规模和相对静态的社会，而是迅速扩大和变动着的社会。不过，近几年的人口增长有所放缓，2007～2009年3年间的年增长率为8%，到2010年下降到4%，2011年则仅为1%。同样的倾向也反映在留学生人数上。2010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2.6万人，年增长11%，而2011年的人数为13.4万人，年增长降为6%。这不仅是受“3·11”日本大地震的影响，还有中日经济总量逆转、日本长期经济不景气、日本学校教育水准不佳及留学投入与产出之性价比变化等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国大潮中赴日的中国人，由留学生、国际婚姻、战争日本遗孤及其家属，以及非正规移民等多样的群体所构成。其中，对以后的日本华侨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留学生以及毕业后在日本工作或创业的这一群体。与老华侨相比，这一群体被认为具有高学历和高技术之特征。就博士研究生而言，仅在2002～2006年的5年间，共有5304名中国人取得博士学位或修完了博士课程，占同时期日本博士毕业生总数的7%和在日本博士毕业的外国人总数的40%。就大学教师而言，2011年日本持有教授签证者（指在日本大学及相当于大学的机构或高专从事研究、研究指导及教育工作者），总数为8050人，其中，亚洲人占了一半，有4709人；而亚洲人中，中国人又占了一半（2339人），是第二位的美国人（1101人）和第三位的韩国、朝鲜人（1025人）持相同签证者的两倍以上。2004年在大学的专职教授和副教授已达500余人，2011年已超过700人。^[4]除此之外，还建立了发达的中文报刊和电视及网络等传播媒体。有别于以往以中华街为舞台的舞狮和舞龙等文化符号，新华侨积极面向日本社会传播气功、二胡、中医、武术、书法、国画、京剧等中华传统文化，使之与东亚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并在日本深得人心。

随着新华侨的登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中国经济和中日经贸关系的紧密化为直接契机，日本华侨华人经济也发生了质变。战后老华侨社会单一工种的职业人数最多的是厨师，而新华侨中科技专业人才与教师（主要是大学教师）人数显著增加。大部分留学生毕业后就职于日本公司，也有很多人勇于创业。2011年持投资经营者签证人数就超过了3000人。在经营领域上，除了经贸商业外，新华侨在IT信息、专业技术服务和医药等新领域也成绩斐然。随着新领域的开拓和扩展，华侨华人经济无论在质与量上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仅以中华总商会的会员企业为例，正式会员注册总资本超过300亿日元，员工1.4万人，最近资本总额超过2200亿日元，下属子公司达230余家。而以日本企业和跨国公司构成的赞助会员达70家，半数是上市的大型企业。目前在日本的华侨华人企业也积极上市，共有7家华侨华人企业和一家中资企业在日本上市。^[5]

在日中国人社会的急剧扩大和新华侨的产生，使日本华侨社会演变成一个四极多元社会。所谓四极为大陆系、台湾系、老华侨、新华侨。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各地的华侨总会、中华总会等华侨组织一分为二。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中国人以留学等形式赴日，并以日本为主要生活基地，他们被称为“新华侨”。与此相对，改革开放之前就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便被称为“老华侨”。这样，基于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意识形态及移民历史的长短和语言、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差异，从而形成了四极结构。而多元，是指出生地、教育背景、职业、社会阶层等日趋多元。即使是所谓“新华侨”，其内部的层级分化亦相当醒目。

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华侨社团组织经历了大规模的整合与重组。经历了社团林立的“战国时代”，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初，社团组织整合遂告一段落。老华侨的团体依然以各地华侨总会为核心，而新华侨的团体，在经济团体上有日本中华总商会、在学术组织上有华人教授会、在专业组织上有在日中国科学技术者联盟和在日中国律师联合会，在“学缘”组织上有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和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地区性组织上有关西日本新华侨华人联合会及北海道新华侨华人联合会等代表性团体的诞生，由上述八个主要团体联合发起的新华侨华人会亦宣告成立。^[6]新老侨团也于2001年，联合举办了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新世纪东京大会。

这个四极多元社会本身，面临着以下三个基本课题。

（1）新老华侨的融合与大陆系和台湾系的沟通。在与地域社会的融合上，老华侨与长崎、神户、横滨等地域社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纽带。虽然他们在法律制度上被排斥于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之外，但是在文化上和生活上他们融入了日本的地域社会之中，而新华侨则基本上游离于地域社区之外。现在，新华侨也大批进入横滨等地的中华街，与老华侨和日本人一道参与构建地域社会。同时通过在中华街修建关帝庙和妈祖庙以及举办地域文化节等活动，为大陆和台湾系华侨华人提供了合作的契机。

（2）维系文化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在日中国人增加了15倍，而华侨学校仍然只有5所。子女教育和认同成为备受华侨社会关注的一大课题。新华侨与老华侨一样，保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在日中国人社会的特质。与此同时，加入日本国籍者的比例也较老华侨为高。在华侨学校的学生中，也有不少既非华侨也非华人亦无混血的“纯”外国人，狭义的民族教育逐渐朝着更具包容性的多元文化教育演变。

（3）与全球华人网络接轨。日本华侨曾经由于经营内容和语言的原因对参与华人的各种跨国活动相对消极。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活动空前活跃。继前述东京大会之后，2007年日本中华总商会成功主办了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各种新华侨的地缘团体也积极参与世界性同乡网络的建构。在跨国网络的构建中，在日华侨最重视的仍然是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是他们精神、文化与血脉的故乡，是他们爱国思想的情感依托，是他们主要人际关系之所在，也是他们的主要商机之所在。

上述课题分别对应于地方或地域、民族与国家、跨国主义与全球化三个主题。同时也与政治、文化和经济三个层面互相交错。其中，课题（1）主要以地方或地域为支点，也蕴含了两岸统一的政治主题；课题（2）以民族和国家认同为焦点，表现为文化诉求；课题（3）则以跨国主义和全球化为大背景，并直接体现在经贸网络的互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