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鲁迅避难在北平

自从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已痛感政治环境不特可以决定自身的命运，连整个民族的命脉，都系在政治环境上。因此，遇了政府有措置失宜的举动，青年人再不像以前低头读死书了，总是揭起惊天动地的大运动。到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北上，更觉醒了青年对政治更进一步的认识，而在北平的学者，如李大钊、李石曾、徐谦等等，当时又都是热心此种运动者，以此，全城大游行咯，天安门群众大会咯，都随着政治的波动而常常举行。为了大沽口洋船事件而举行的示威与请愿，终于演成“三·一八”，不过是青年过问政治运动中的一件事而已。

但这一事件，却不同于其他事件。

一、这次群众跑到执政府门口，说明是请愿。

二、段执政不特不出来对青年作负责的答复，反而令卫队开枪。

三、当局残杀了青年之后，反诬蔑青年，说青年是准备暴动，请愿时带有煤油、手枪、木棍等武器。

这曾激起北平各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的愤怒，于是杂志报章一致的反对政府的暴行。鲁迅先生便是反对这次暴行的最有力的一个，他不特写了那有名的悲愤文章——纪念刘和珍女士之死——发表到社会上；他还与李石曾、马叙伦等教授们，在中央公园有过一次集会，商讨怎样应付及怎样反对那种暴行。

这一来，执政当局的真面目，终于拿出来了。不特颁布明令严禁一切集会，还开了五十一个教授的名单，要军警一律缉捕。手无寸铁的教授们，不得不暂为躲避起来。鲁迅先生的避难，就是这样发生的。

五十一个教授的名单，还没有传到军警手里，大多数的教授们，已经晓得了。当时第一个通知鲁迅先生的，是北大哲学教授徐炳昶。再其次，是周岂明托人转达。鲁迅先生便动了离寓的念头。

先生避难的第一个去处，是北平西城，锦什坊街九十六号莽原社。当时莽原社仅有两间房子。我住一间，另外一间，作会客、办事、吃饭之用。先生在一个暖和的中午，突然来到了。于是我便将自己住的一间，让给先生住，我移到外间去。我每日仍照常上课，去报馆编社会新闻。先生便在家看书，写东西。到晚上，先生总要出去到东城转一趟，打听打听当天政治上的特殊要闻。住到第三天，突有三四个青年，来访莽原社了。据云：系对于《莽原》崇拜，特地来访问，看收不收外稿。当时我不在社，而来人又不认识鲁迅先生。先生便故意装的像个乡巴老，说他一切都不懂，非等我回来，无法答复他们的疑问。访问者悻悻而去了。先生疑心那些访问者，是侦探改装的假学生。深恐他们再来打麻烦。于是在第四天极早极早的早晨，先生装着病人、我携带着先生随身的零星用品，将先生送往石驸马大街的山本医院里。

先生不知为什么，在山本医院住了只有四五天，在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已经留条子而去了，并要我到德国医院去一趟。

我第一次到德国医院，先生真的病起来了。独自在一个很小病房里，床前茶几上摆着药瓶，据说是肠胃病，消化不良。每天就只吃医院给病人所规定的无盐无油的淡饭、麦粥、牛奶、莫名其妙的蛋糕，先生说：这种饭，即使没有病的人住下去，也会吃出病来，他实在不能下咽了。要我代他买些有盐的东西来。东西，当天就给他照买了，记得当时所买的四块火腿面包，先生一下子全吃完了。

第二次去医院访先生时，先生已脱离病房，与其他避难的教授们，同住在一间大房子。我去时，房里人乱轰轰，正在围听有人刚由外面带来的新消息，似乎是说：当局计划搜查被缉的教授们的家庭。这消息，当然是一个打击。先生当时也很为着急，于是听了当时在场的戴应观之劝，交给我五十元，要我把他老太太及太太暂接出寓所躲避。我在东长安街东安饭店里，代定了一个房间，然后将周老太太及太太接送到饭店里。同时，受了先生嘱托，又将先生存在家里的书籍，检查一遍。幸而先生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所以各种主义书籍还不大多。略微抽出一部分，连同一些必要保留的信件，一并送到一个熟识的米店里暂存。然而，周老太太怕家里两个女佣人出毛病。结果，我晚上就代他们看家了。但搜查的事，并没有实行。所以本来住不惯旅店的周老太太及周太太，在听说没有什么事故发生时，几天就要回家去了。但先生本人，这时却又由德国医院转到法国医院了。为的是德国医生们不大赞成无病的人在医院多住。大家只得另找安隐地了。

法国医院是比德国医院自由得多。避难的教授们，在树下花前散步看书；李石曾与马叙伦等，在屋中围棋。鲁迅先生，则正趴在一个小桌上，写答复上海友人的来信。这时节，有人传出消息，说不特执政府对于教授们不愿追究了，连奉军当局，也表示不愿追究了。于是胆大的教授们，便开始向东交民巷以外的地区走动了。鲁迅先生因神情不安，难于工作，再加以经济上无法支持下去（先生因避难已借贷数百元），便决定仍回到西三条胡同的本寓去。在五月的一个早晨，太阳刚刚放出红光，先生已由东交民巷赶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碰碰碰”在打自己的大门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