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鲁迅的对事与对人

鲁迅不大拿出批评家的派头，去批评某一篇著作或某一个人。但是，他的杂感、论文和小说，甚至于散文诗《野草》，却没有一篇不是充满了批评的态度。我们只要翻检一下，从五四后直到他死时为止，文坛上一切潮流与现象，都会发现在他的笔墨中。

他的批评，有时只是一鳞半爪，但就只这一鳞半爪罢，那深刻性，却要比了洋洋数万言还要有力的多。下面便是一个例子。

北京《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在脱离了《晨报》，而去主编《京报副刊》时，剩下的《晨报副刊》便由诗人徐志摩来接编了。徐志摩是伏园的朋友，所以他们俩，虽编着几乎可以说是敌对的报纸，但并没因此减却他们俩人见面的机会。相反地，因为志摩也编着副刊，为了拉稿的关系，倒容易常常与伏园碰头。因此，他们俩便相互交换着意见，交换着批评，甚至交换着旁人对他们所编的副刊的好恶消息。

有一次，志摩写了他那有名的杂感式论文：《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当时是志摩正向社会活动的时代，每月用茶点召集着贤人淑女的新月会议，在北大等校又讲授着英国历史上的诗人——拜仑与济兹，而他的表扬他的客厅的新诗——《石虎胡同七号》，也正起着引诱青年去拜访的作用。但他却忽然高兴，发表起有关政治的论文，多事的伏园，便将志摩的《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拿去给鲁迅先生看，而且在鲁迅看完后，还问了鲁迅的意见。过几天，志摩又与伏园相见了。志摩便问起：他那篇文章，不知鲁迅先生的意见怎样？伏园便直爽地答：

“鲁迅先生说那篇文章写的真好！”

然而，正以诗人在文坛上争辉的志摩，感觉到鲁迅的讽刺的批评了。他立刻说：

“他骂得我好苦呵！”

这是一件。另外一件，使我忆起了许钦文。

许钦文约在民国十一、二年时候，陆续在北京杂志报章上，发表他以学生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记得在他的第二个集子出版后，他挟着初印成的样本，与某氏两个来访鲁迅先生了。某氏当时，讲了一个笑话，他说：

“钦文的第一集短篇小说，只有一个青年太太买了一本，而且看后，到处对人讲：说她佩服的不得了。甚至表示，想同钦文作朋友。”

鲁迅当即对钦文说：

“那以后再出新集子，我看你还是送她一本罢，不必再要她买了。”

某氏却说：

“那可糟糕！钦文第一集小说，就卖掉一本呵！”

在场的人，都笑了，鲁迅先生也笑了，在笑声还未了时，鲁迅又对许钦文说：

“那不要紧！你更应该送她。为保持你的利益起见，我这里一本，可不必送了，反正我总得买。”

在钦文与某氏他们走后，我问先生对于钦文的小说意见，先生严肃地说：

“在写学生生活这一点上，我不及他。”

因为先生不肯轻易赞许人，但也不肯轻易指责人。所以对于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从来没有板起面孔，写长篇大论的批评，某人如果有一点可以指责，先生就指责那一点，某人如果有一点可以赞扬，先生就赞扬那一点。曾忆“莽原”时代，先生所赞取的几个青年，如高长虹、李遇安、黄鹏基、韦丛芜、向培良、韦素园等等，先生就分别地，曾讲出他们某一点的可取来。而当时先生所嫌恶的几个青年作者：如沈从文——当时名休芸芸——欧阳兰、张友鸾、黎锦明等等，先生也曾指出他们的思想上、态度上、技术上种种的不正与缺点。然而，先生并不是死抱成见的人。在高长虹出着“长虹周刊”表示要独霸文坛的时代，先生也不容情地起来打击他了。而沈从文一到与丁玲办《北斗》的境况，先生也从旁赞助他们了。倘使志摩现在犹生，如果他跑到前线，能将大别山或者中条山的血淋淋的战斗事实，用他的大笔，写成历史式的纪念碑——史诗，那鲁迅先生也许真要称他为诗人了。

但先生是疾恶如仇的。一个人不大公正的态度，倘不改变，先生是老记着他，因为先生不是神仙，是人。他有一切人们的感情与生活。他处在落后的中国社会，他接触着社会各种黑暗现象。他的思想、行动，当然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下面几件例子，是可以看出的。

先生的第一集小说《呐喊》出版后，创造社的成仿吾，曾给了不大公正的批评——听说仿吾在延安一次讲演里，曾声明取消了他那批评，主张对鲁迅再认识，可惜鲁迅已死于地下，不知仿吾之声明了。虽然先生的不肖弟周岂明，在某一篇文章里，也回敬了成仿吾一下，指出成仿吾的客观与主观的两用法的错误。但先生并不能因此而释然于心，我们晓得：先生与创造社人往来，是非常之少的。除了郁达夫外，其余可说很少了。成仿吾那一次不很客气的批评，使先生耿耿于心者，达至十数年。无论谈话里，文章里，一提起创造社人，总有些严厉指摘或讽刺。虽然这指摘或讽刺，另有它的社会原因在，但仿吾那篇批评，却在先生的脑筋中一直记忆着。记得民国十八年春天，我到上海去看先生，当时有人通知先生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北四川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商议对付鲁迅，先生立刻兴奋了，在问明了开会时间之后，一到吃过中饭，先生便说：

“走，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前面，看他们怎样对付罢。”

于是先生及他的爱人广平，还有乔峰和我，一同走进创造社的楼上咖啡座去，刚巧，咖啡座在屋中间摆起长台子，先生就邀我们坐到长台上，而且还说出任什么人来也不让的话来。

幸而，坐了整整一下午，来客虽是川流不断，但并没有说明，要长台子开会，教我们让出的话来。于是，在电灯已亮，要吃饭的时光，我们才在笑声里，走出了创造社咖啡座，在归途中先生还说：

“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可是，计算时间，离成仿吾批评《呐喊》时，已有五七年之久了。

还有一件，是北京《京报副刊》向全国学者发出征求指示青年必读书。当时应征的，当然是很多的。有的劝青年人读经，有的劝青年人读几何学，真是洋洋大观，美不胜收。而鲁迅先生的应征，则竟说：

“我劝青年人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甚至不读中国书，因为……”

他虽然在因为之下，还说了外国书多是入世的，而中国书多是出世的理由，但有人反对了。开始发表意见的，是一个中国大学名叫熊以谦的学生。由熊开头，接着维持世道人心的国粹家都出来了。这场笔墨官司，打了好几个月。先生勤奋地应战，一直没有表示休息的样子，因为据先生当时说：

“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去为止。”

在此事过后的四五年中，我在上海一个友人处，忽然碰到那笔战挑动者熊以谦，高高的个子，紫红色的脸，讲话总是慢吞吞，看样子，倒是非常老诚的青年，于是在碰到鲁迅时，便把我看见熊以谦的事，告诉了他，不料先生竟说：

“你说他老实么？那就是他骗取社会同情的手段。凡遗少，都有那一手，怎么样？现在还在上海么？喊他来，我把他脑子中的中国书虫，都要打干净。”

可惜，我当时没有带熊以谦去看先生。否则，不知道先生要怎样教训他一顿呢。

再有，类于此的事，就是先生对于他的朋友胡适之博士，总是抱着反感，无论写文章或谈天，对胡博士的态度总是不敬，两人虽然也常开玩笑，但先生的话，却是带刺的时候多。就如先生南下教书，由厦门而广州，而上海，其间已有五六年他们未曾再见面，但先生忽然跑回北平省亲去了。在北平，还又到处讲演起来。在一个场合中，他们两人相会了，胡博士说：

“你又卷土重来了。”

鲁迅先生答：

“我马上就卷土重去，绝不抢你的饭碗。”

弄得胡博士只能说：“还是老脾气呵！”

而鲁迅则答：

“这叫至死不变！”

因为当时胡博士忽而反对国民党，忽而又预备作官。鲁迅便不客气地讽刺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