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说：“据理力争，偶然或许能让你得到一些胜利的快慰，但那种胜利是空洞的，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好感。”佛家也常说：“化解仇恨的唯一力量，绝非仇恨本身，而是爱。”
在人与人的交流中，最忌讳的是逞一时口舌之快，为自己未来埋下“地雷”。
古语曰：“君子之交绝不出恶声。”即为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得理不饶人。像有些事情，不必多言，行动就好；像有些事情，不必解释，示范就好，这样，让别人通过你的行动来了解你、接受你和支持你，是最好的方法。而且上述两种做法的力量远比由争辩得来的结果好的多。
指责别人实际上是对别人自尊心的一种伤害，受指责一方不会听从于你，相反还会为自己辩解，即使当时他默认，无力“对抗”于你，他也会记下这“一箭之仇”，日后寻机报复。如果由于你的过失而伤害了别人，你必得及时向他人道歉，化敌为友。要知道，道人之短，恶语谤人，除了对自己名声不利外，也得不到任何益处的。
所以，人最好不要与他人争辩，逞口舌之快。
公元前131年，罗马执政官马西努斯围攻希腊城堡帕伽米斯，他发现需要撞墙槌才能攻破城门。几天前他看到过雅典船坞里有两支沉甸甸的船桅，于是，便下令将其中较大的一支立刻送来。接到命令的雅典军械师正是这两支船桅的制造者，他认为，执政官想要的其实是较短的一支，于是与传达命令的士兵争辩起来。他觉得较短船桅更适用于撞击机器，而且运送起来也比较容易。为了说服传令兵，他甚至画了一幅又一幅图来表示自己才是真正的专家。
士兵警告军械师，他们的上司是不容争辩的。他们了解自己领袖的脾气，于是也费尽口舌说服军械师，最终军械师放下自己的专业知识，服从命令。但士兵离开后，军械师自作主张，他仍把较短的桅杆给送了过去。他深信自己会让执政官看出短桅杆更为有效，甚至执政官会公正地赏赐他。
短桅杆运抵战场后，马西努斯要求传令兵做出解释，于是传令兵描述军械师如何为短桅杆与他不停地争辩的过程。马西努斯盛怒，他无法集中精力攻城，脑中所想的只是那名傲慢的军械师。他下令立刻将他带到跟前来。
几天之后，军械师抵达了，他十分兴奋地再一次向执政官解释，为什么送来短桅杆。他滔滔不绝，说的还是同样的一套话，并表示在这些事务上听取专家的意见才是明智的，撞击时采用他所送来的撞墙槌一定不会后悔。马西努斯待他说完，便当着全体士兵的面开枪打死了他。
这名历史上未曾留下姓名的军械师一辈子都在设计桅杆和柱子，而且在一个擅长这门技术的城市里被推崇为最好的技师。他确实是对的，较短的撞墙槌速度比较快，力量也比较强。但是碰上如此执政官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
这名军械师逞口舌之快，为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不看时机和场合，自作聪明，完全没有意识到所面对的是谁。
这个故事，我们不评论马西努斯的苛政，也不评论军械师死得如何冤枉。总之，“逞口舌之能”要看对象，这也是重要的一条。
现实中，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于是，碰到不同意见会强烈地把“自我”“强加”于他人。但争辩，等于是落入“聋人的耳朵”，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如果你将别人逼到“死角”，对方就会做出强烈的反应，不仅拒绝任何有益的意见，甚至会奋起反击。
戴尔·卡耐基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一次，他参加一个宴会，席间，坐在他身旁的来宾引用莎士比亚的一段话，讲了一个非常幽默有趣的故事。
卡耐基指出来宾的错误，但那人却一口咬定那段话就是引述自《圣经》的，卡耐基立即有股表现自己重要性与优越感的冲动，于是又说了起来。
而那人也很激动，“不是莎士比亚说的，那段话明明是《圣经》里节录出来的，我再清楚不过了。”
卡耐基的左边坐着法兰克·贾蒙先生。他是卡耐基的一个老朋友，对莎翁的著作颇有研究，所以他也决定由贾蒙先生来裁定孰是孰非。结果贾蒙先生却在桌下偷偷踢了卡耐基一脚，然后说道：“卡耐基，你错了，这位先生说的没错，那是《圣经》里的话。”
当晚回家途中，卡耐基问贾蒙先生：“法兰克，你怎么也会弄错，那句话明明是莎士比亚说的啊！”
“当然是！”他毫不犹豫地应道：“是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的句子。问题是咱们受邀做客，又何必要证明那个引证错误，叫那人难堪呢？就算你指正他，他是否就会因而对你产生好感呢？他又没征求你的意见，你何必硬要‘浇人冷水’？我认为，不管是什么场合，你都该切记一件事：要避免过度尖锐的冲突。”
贾蒙先生的这句话后来改变了卡耐基的整个人生。卡耐基后来也多次说过：“不论何种辩论，上上之策是设法避开它，要视它为毒蛇猛兽，能避多远，就避多远。”
是的，大多数辩论是没有结果的，只能使错误的一方更坚持自己的“看法”。人永远不可能从“争论”中得到真正的胜利，即使你把他人辩驳的一无是处，表面上你是胜利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个朋友，因为那个被你伤到自尊心的“对手”，肯定对你充满了敌意。所以，言语占上风没有多大益处，能让对方改变观点心服口服才是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