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二

加上引号的“文学”——序《“文学”概念史》

王德威

余来明教授的《“文学”概念史》经过多年研究写作,终于大功告成。这本书考证缜密,议论翔实,体例恢宏,堪称是部力作。文学史的写作出版在中国学界一向是盛事,但必须承认水准参差不齐。上焉者成一家之言,下焉者不免人云亦云,了无新意。余教授的《“文学”概念史》的出版,因此至少有三层意义。

首先,余教授为“文学”加上引号,重新提醒我们这一词汇的语境和历史脉络。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不再是视为当然、着无庸议的存在,而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经过作者、读者,以及层层政教(甚至商业)机构所串联协商的文化机制。尤其近世西洋与东洋学术大举进入中国,文学何为,为何文学成为不断思考辩证的话题。

其次,余教授将文学作为概念探讨,因此涉及近现代知识论转型的种种现象。这当然是极大话题。诚如余教授在书中所论,正因为文学在近现代历史、文化、政治各方面带来极大影响,我们就不能仅以一个专业学科,或一项审美实践视之,而必须理解文学作为一种概念,如何渗入一个世代的“感觉结构”,从而召唤出从启蒙革命到感时忧国的种种意涵。

更重要的,余教授正视文学、概念、历史三者互动“作为方法”的深刻意义。中国一向号称历史大国,但有多少时候,历史被物化为目的论式的资料汇编,或是进化论的必然结果,甚或意识形态的附庸。如果文学的实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里扮演关键角色,文学的概念曾经是各方思辨抗争的焦点,那么如何将这些现象“历史地”来看待,就隐含作者本人深切的抱负。

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动荡不断,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庚子事变,从抗战到韩战,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时期文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概念化、实践、传播和评判。进口印刷技术,创新营销策略,识字率的普及,读者群的扩大,媒体和翻译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职业作家的出现,都推动了文学创作和消费的发展,在过去几个世纪是难以想象的。随着这些变化,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行业、学术科目和文化建制——经历了多重转变最终才成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文学定义的变化确是中国现代性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传统意义上来看,文学史是一种对典型人物、杰出作品、重要运动和事件的连贯叙述;也是对民族特性的一种表达。这一概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引入中国,现在仍然在汉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确,文学史建制赋予现代中国文学深刻的政治含意。《“文学”概念史》旨在以新的方法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源和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些话题,诸如“现代”中国文学的时期如何界定,中国“文学”的概念如何形成,“文学史”如何成为学科大宗。

究竟是什么使中国文学自19世纪后步入了“现代”?一般所见,现代中国文学的开端是一个书写和被书写的过程,西方列强侵略,民主宪政和乡土主义的兴起,心理和性别主体性的发掘,军事、经济和文化创作的工业化,城市的兴起,以及以进步、革命发展为主轴的时间观点,都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深刻影响。

这类论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肇始的条件,但未能解释中国文学独特的现代性。外在政治和技术的现代化可能催生文学的现代化,但“文学”现代性必须在文学论述以内发生。这也是《“文学”概念史》的用心所在。余教授主要讨论解决以下问题:在中国这一特定时空里,文学现代性是如何表现的?现代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和经验,因而富有跨文化的翻译/番易意义?还是源于本土的自我更新的力量?西方“现代”定义以创造和突破是尚,如何与中国文学传统所谓的脱胎换骨、日新又新做出对话?最终我们必须思考,中国经验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文学现代性的传播?

在余教授巨细靡遗的考察下,我们于是理解当今学术界所理解的中国“文学”发轫于帝国末期,并因应外来刺激逐渐得以制度化。1902年,张百熙(1847—1907)奉命改订京师大学堂学程,设立文学科,其中仍包括儒学、历史、思想、外国语、语言和词章等。尽管师法欧日,文学科仍反映中国“文学”的传统范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原型来自词章,词章课目包括诗学、词学、曲学、文章学、小说学等。这当然只是滥觞,未来百年“文学”的发展仍有相当曲折的脉络。

余教授意识到,即使中国现代文学沿用了西方文类系统,如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即使对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话语进行了种种尝试,传统概念的“文”和现代概念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不绝如缕。中国作家和读者将文学实践与不断涌现的生命经验联系起来,参与、探索人与物,人与世界关系。这一探索是“文学”概念的对话过程,并与各种表现形式——形体、艺术、社会政治和自然运转——相互应答。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不只是在(西方模式)的真实与模拟的辩证关系中发生,而是一种参与人类经验方方面面的过程。由此形成一个由想象到历史、由文字到生命的彰显形式,势将持续发展。

《“文学”概念史》将“文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进行考掘。余教授所投注的精力、所呈现的洞见,在在令人感动。余教授曾在哈佛大学访学,并在这段时间完成这本专书。我有幸得识余教授,深为他勤奋治学的精神感动,也曾有机会分享他的研究心得。《“文学”概念史》出版在即,谨以此序,聊表贺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