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余来明君新著即将面世，我在高兴之馀欣然命笔，以应索序之雅。
来明君2007年开始与我合作做博士后研究，他在“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与中—西—日文化互动”总题下，承担“文学”类子课题，完成题为《“文学”的观念》的研究报告。以后几年，他仍用心于此题，还利用在美国、韩国、台湾等地访学的机会，搜集与论题相关的资料，又通过与学界同仁的交流、切磋，增广见闻，深化对相关问题的探讨，真有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如今修改完成三十多万字的《“文学”概念史》，以一个概念的探究著成一书，将陈寅恪先生“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理念付诸研究实践。
以概念为窗口对近代知识、观念的演变追流讨源，其意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者，汉字文化圈的近代转型，西方文化的输入是重要触媒，在中西对接过程中，一批承载近代知识、观念的新术语应运而生，对其形成过程作历史追踪，可以对知识转型的过程有更深入的认识；二者，这些新生汉字词又指示了知识、观念的变动，成为构筑近代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支点，是我们解析现代学科、知识体系的窗口。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内涵精准、外延明确的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或曰关键词）。如果“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价值”、“市场”等术语的含义紊乱，经济学只能是一派昏话；有了“细胞”、“根”、“茎”、“叶”、“花”、“果实”等术语的确立，植物学方可能成为一门学科。文学领域，诸如“文学”、“小说”、“戏剧”等概念的厘定，也是文学学科体系形成的基本前提。近代学科体系的形成与汉语新概念的生成，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近代学科术语和知识体系的生成，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如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除了翻译天主教神学著作之外，还与一批新锐的中国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人合作，以“西述中译”（略通汉语的西洋教士口述西书内容，中国士人以汉字译出）方式翻译若干西方科技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泰西水法》等）、史地逻辑书（如《万国舆图》《职方外纪》《名理探》）。这一时期著译的西学著作，对汉文化圈的近代知识转型产生了影响，利玛窦、艾儒略等人著译的许多西学书籍都被引进到江户时期的日本，成为日本早期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知识来源。类似情形一直延续到19世纪前中期。清中后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如马礼逊、罗存德、麦都思、艾约瑟、伟烈亚力、李提摩太、傅兰雅等，译介和编撰一批西学著作、辞书，于幕末—明治初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引进西方知识、观念的重要参考。从明末以至清中叶，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包括西学译介），总体方向是由中国向日本传输。
19世纪末叶以降，中日之间知识流动方向出现逆转，渐由“从中至日”变为“从日至中”，日译西书及其包含的汉字新语大量输入中国。这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步入接纳西学的快车道，译移西学已摆脱入华传教士的影响而自成格局。而此时日人翻译西书尚仰赖汉字文化，大量来自西学的术语、概念，皆用汉字词对译。故明治间的日本批量创制汉字新语，而1896年以后，中国出现留日热潮，在梁启超等人推动下，旅日中国学人（政治流亡者和留学生组成）引入了多种日译西学著作（包括教科书），大量日译西学汉字术语随之输入。在清末民初，无论国人是迎是拒，都已无法改变“日本新名词”对中国知识系统、观念世界造成的影响。
彼时大量涌现的日译汉字新语及其传达的知识、观念，对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些汉字新语有的为日本新造词，如“哲学”、“美学”等；有的是中国古典词的意义翻新，如“政治”、“经济”、“物理”等。“文学”属于后一种情形。虽然在早期传教士著译的文献中也有“文学”一词，但在清末以前占主要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及其相关知识。
中国传统“文学”概念含义十分宽泛，与西方的Literature一样，早期都没有形成固定边界。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无论是汉语“文学”概念，还是英语Literature及其对应的其他语言形态，都有丰富的内涵，而汉语世界中“文学”概念内涵的变迁更为曲折，其间映照的，是近代知识转型过程中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这种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很难从各种辞典中“文学”词义的多重性得到直观反映，而是需要将“文学”概念放置到历史进程的不同语境中做具体分析。
对“文学”概念在近代转型背景中的演变，中外不少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所熟悉的中岛敏夫、铃木贞美教授及铃木修次教授等人，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铃木教授用力最多，出版过《日本的“文学”概念》等多部专著，对日本近代“文学”概念的再编成做了细密的分析。我本人在日本讲学、访问多年，和铃木教授接触较多，对他的研究成果也曾多予留意。
透过概念演变的窗口，追踪其古今演绎、中西涵化的历史轨迹，探讨社会文化思想演变的脉络，我曾将其称之“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路径。这是一项跨文化的学术研究工作，要有知识准备和学术眼界，需要将问题放在多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来明对“文学”概念的研究即本着这一思路，并且在深入和细致的程度上都颇为用心。全书以“文学”概念为中心探讨近代传统“文学”观念的转型、中西“文学”观念的对接与转换、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等问题，贯穿古今，权衡中外，相关论述和结论都有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作为基础。对魏晋六朝“文学自觉说”、近代文学史书写与民族国家建构等旧命题提出自己的新看法，不乏真知灼见。
来明正当学术上升期，日后孜孜进取，定能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成绩。如今又前往哈佛大学访学，对他拓宽研究视域将有助益。他日吾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达，与西方学术界实现平等对话，还要靠新一辈学人的开拓与创造，来明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