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姓氏与契约环境

第一章 姓氏结构的起源

一、“衣冠南渡”

差不多从中华文明诞生一直到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原地区都是经济的中心。伴随着战乱、政局动乱、政权所在地的变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数次人口、经济、文化中心大转移，一般都以“衣冠南渡”名之。西晋末，南北朝战乱中，晋元帝司马睿避乱渡江，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当时大批缙绅、士大夫及庶民百姓随之南下，史称第一次“衣冠南渡”。唐朝中后期安史之乱中，大批中原人向南方迁移；北宋末靖康之乱及其后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百余年的战乱中，中原士庶南迁。

而与中国各地区姓氏结构最直接相关的是宋元之际民族战争期间的人口迁移。在宋元之际延续一百余年的民族战争中，北方省份（也包括南方的江苏、浙江、江西北部、四川、湖北）是主战区，人口从主战区迁往战争较少波及的地区。宋元之际的战争移民往往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迁移（吴松弟，2000）。

我们以其中典型的客家人为例。客家是中华民族中汉民族中一支向南中国迁徙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民系。有关客家的论著汗牛充栋，早在清代以来就有学者对客家进行研究，其中20世纪30年代以来被誉为“客家研究之父”的罗香林教授先后发表了《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著作，对“客家”作出了比较清晰的概念。江西学者万陆教授在《客家学概论》中综合各家意见对“客家”作了如下表述：

“客家系汉族中一支稳定的民系，他们本为中原汉人，其中不少是衣冠世族，从东晋起，因战乱、灾荒或王朝更替等因，经今之湘、鄂、皖等地辗转南迁，渐次定居于赣、闽、粤边界三角地带，在与当地土著居民交往中，相互融汇。后世人们为使他们及他们的后人区别于原居住地的汉人与新居地的土著，遂取其最初为客居者的本义，概称为客家。”

客家人的形成虽然有漫长的历史，但大批迁移入粤则在南宋时期。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又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一是金军进入中原、灭亡北宋时期；一是元军南下灭亡南宋时期。其入粤路线又可以分为两条：一条由赣南渡大庾岭到达南雄，再由南雄南迁珠江流域；一条由赣南进入福建汀州，再南下广东梅州等地。总而言之，赣、闽、粤是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这里四周为山岭环抱，中部丘陵起伏，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这里地旷人稀，林木茂盛，土地肥沃，是南迁氏族避乱和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元朝时，汉人的迁移主要是被迫的迁移。迁移的原因，主要有被掳掠而迁移、被编入军队而迁移、被强制征用而迁移、因军事上的需要而迁移、因被买卖而迁移、因屯田、垦荒、充实都城而迁移等六种（吴松弟，1997）。总之，这一时期汉人移民规模较小，且较为分散。

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历经20余年，朱元璋统一了天下，此时经历了靖康之乱至明朝建立数百年的战乱，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锐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纳了萄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采取了移民政策，制定了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计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

二、各地姓氏数目与姓氏结构

战争移民和和平时期移民的不同特征导致了宋元之际主战区与未被战争波及的地区在姓氏结构上的显著差异。战争期间，人们为了躲避盗匪马贼，多需要一个氏族一个氏族进行迁移；而和平时期的移民多为分散移民。史学家在研究战争年代的移民时侧重族源关系，而在研究和平时期的移民时则侧重地缘关系（吴松弟，1997；侯杨方，2001）。因此，宋元之际民族战争较少波及的地区，姓氏较少，姓氏集中度高；而民族战争的主战区姓氏较多，姓氏集中度低。

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1985）记载，在1600余个样本县中，宋元之际经历过民族战争的占到33%，平均发生过0.681次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或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四川、湖北的部分地区是宋元之际民族战争的主战区，而浙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则较少被战争波及。

我们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发现，明、清各县姓氏数目和姓氏结构的分布与宋元之际民族战争存在显著相关性。我们从清末和民国时期编纂的县志以及1949年后第一轮县志中搜集了各县姓氏数目的信息。在清末，宋元之际民族战争主战区的平均县姓氏数目为167个，而未被战争波及的地区的平均县姓氏数目仅有112个。我们以河北、陕西作为前一种地区的典型代表，以湖南、江西作为后一种地区的典型代表，河北、陕西清末平均的县姓氏数目分别为207和155，而湖南、江西清末平均的县姓氏数目仅为84和115。

图1-1是宋元之际民族战争与清末姓氏数目相关性分析图。从图1-1可以看出，宋元之际民族战争与清末姓氏数目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一县在宋元之际经历的民族战争越多，该县在清末的姓氏数目越多。

姓氏数目和姓氏结构的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南下干部、国企员工带来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是姓氏数目和姓氏结构的格局并未被改变。我们从1949年后第一轮县志中搜集了20世纪80年代各县姓氏数目和姓氏集中度的信息，1990年前后（具体以各县县志记载的姓氏搜集年份为准），宋元之际民族战争主战区的平均县姓氏数目为351个，而未被战争波及的地区的平均县姓氏数目仅有267个。我们仍以河北、陕西作为前一种地区的典型代表，以湖南、江西作为后一种地区的典型代表。河北、陕西20世纪80年代平均的县姓氏数目分别为350和381，而湖南、江西20世纪80年代平均的县姓氏数目分别为289和249。这一差异甚至持续到近几年，2012、2014、2016年CLDS抽样调查显示，河北、陕西的县姓氏数目分别是18.8和34.8，而湖南、江西平均的村姓氏数目分别是10.2和11.1。

图1-2和图1-3分别是宋元之际民族战争与20世纪80年代姓氏数目相关性分析图以及清末姓氏数目与20世纪80年代姓氏数目相关性分析图。从图1-2可以看出，宋元之际民族战争与20世纪80年代姓氏数目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一县在宋元之际经历的民族战争越多，该县在20世纪80年代的姓氏数目越多。从图1-3则可以看出，清末姓氏数目与20世纪80年代姓氏数目之间存在明显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