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某些目光在东西方心灵之间看到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许不过是海市蜃楼。或许它只是没有可靠依据的老生常谈的传统表现，这老生常谈有一天被居心叵测地改扮成措辞尖刻的概述，而要为其存在辩解甚至不能引用人人皆懂的道理？或许在这场战争中，“保全面子”的需要对大不列颠人和日本人而言同样迫切，同样生死攸关？或许这种需要支配了一方的行动，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又同样严格和命中注定地左右了另一方的行动，恐怕还左右了各国人民的行动？或许两个敌人表面上针锋相对的行为不过是同一个非物质现实的虽有差别却无伤大雅的表现？或许日本上校佐藤的思想在本质上和他的俘虏尼科尔森上校的思想相似？

以上是少校军医官克利普顿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一名俘虏，和五百名被日本人带到桂河战俘营的不幸者一样，和六万名被日本人分成几个大队集结于世界上最不开化的地区——缅甸和泰国的热带丛林——修筑连接孟加拉湾和曼谷、新加坡的铁路的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荷兰人、美国人一样。克利普顿有时对自己作出肯定的回答，同时承认这个观点完全违情悖理，要求大大地超越表象。要采纳它，尤其需要否认表露大和魂的推推搡搡，用枪托殴打和其他更危险的粗暴行为，以及尼科尔森上校为确认大不列颠人的优越最喜爱使用的武器——大力显示尊严——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不过，此刻克利普顿忍不住作出这个判断，他的长官的表现令他怒火填膺，在抽象和热切的追根溯源中，他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

这番寻觅总导致同一个结论，即构成尼科尔森上校个性的全部特征（他搜集的这些数量可观的特征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富于责任感，眷念先祖遗风，尊重权威，念念不忘纪律，喜欢圆满完成任务），可以最恰当不过地浓缩在一个字眼里：附庸风雅。在狂热探究的期间，他认为上校是个附庸风雅的人，是附庸风雅的军人的完美典型。该典型是自石器时代以来经过长期的综合缓慢形成并日臻成熟的，传统保存了这一类人。

此外，克利普顿生性客观，具有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难得的禀赋。他的结论稍稍平息了上校的某些姿态在他脑海中掀起的风暴，他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宽容，几乎动了感情，承认上校品德高尚。他承认，倘若这些品德为附庸风雅者所特有，那么照此逻辑稍作推演，很可能必须把最美好的情感归入同一类别，并最终在母爱中辨识出附庸风雅在世上最光彩夺目的表现。

尼科尔森上校对纪律的重视以往在亚洲和非洲的各个地区是出了名的，一九四二年马来亚遭到入侵后，这一点在新加坡溃败时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最高指挥部下达放下武器的命令后，他团里的一群年轻军官制定了一项抵达海岸、抢一只小船驶往荷属印度的计划。尼科尔森上校一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和勇气表示敬意，另一方面用他依然掌有的一切手段反对这项计划。

他首先试图说服他们，向他们解释这个企图直接违背接到的指示。总司令签署了在全马来亚的投降书，陛下的任何臣民逃跑都是违抗行为。就他而言，他只看到一条可能的行为准则：在原地等待日本高级军官前来接受他、他的干部以及数百名在近几周的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士兵的投降。

“如果长官们逃避责任，”他说，“那会给部队树立什么榜样啊！”

他的目光在重大时刻显出的看透人心的锐利支持了他的论据。他的一双眼睛有着印度洋波平浪静时的颜色，始终平静的面孔敏感地映照出不知心绪纷乱为何物的灵魂。他蓄着一部沉着镇定的英雄们那种近乎红棕色的金黄胡髭，皮肤上泛出的红光表明一颗纯洁的心控制着没有缺陷、有力而规则的血液循环。在战役中自始至终跟随着他的克利普顿，每天惊叹不已地看到，这位驻印度部队的英国军官在他眼皮底下奇迹般地幻化成一个他始终以为带有传奇色彩的人，此人过分地显示自己的存在，惹得他痛苦地时而大为恼火，时而深受感动。

克利普顿为年轻军官们辩护。他赞同他们，并直言不讳。为此，尼科尔森上校对他严加训斥，看到一位身居要职的成年人竟分享没有头脑的年轻人的虚无缥缈的希望，鼓励绝无好下场的仓促冒险，他表示惊奇和难过。

他陈述完自己的理由，然后下达了明确严厉的命令：全体军官、士官和士兵将在原地等待日本人的到来。他们的投降不是一件个人的事，他们绝不该为此感到耻辱。在团里，重负由他一个人来挑。

大多数军官顺从了，因为他有很强的说服力，崇高的威望，他本人无可争辩的勇气不允许把他的行为归因于除责任感之外的其他动机。有几位军官不服从命令，动身去了丛林。尼科尔森上校感到由衷的悲伤。他把他们列为逃兵，焦急地等待着日本人的到来。

为这件大事，他在脑子里筹划了一个有节制地显示尊严的仪式。经过考虑，他决定把别在腰间的左轮手枪作为降服胜利者的象征递交给负责受降的敌军上校。他把这个动作重复了好几遍，直至有把握轻而易举地取下枪套。他穿上他最好的军装，并要求部下精心梳洗一番。接着，他集合起队伍，命令架起枪支，亲自检查是否排成了直线。

第一批来的是一群不会讲任何文明世界语言的普通士兵。尼科尔森上校没有动。接着，一名士官乘卡车到了，他示意英国人把武器放进车内。上校禁止部队做任何动作。他要求来一名高级军官。来人中没有军官，无论高级下级，日本人不明白他的要求，他们发了火。士兵们摆出威胁的姿态，士官指着架好的枪发出嘶哑的吼叫。上校命令部下待在原地不动。冲锋枪瞄准了他们，上校被不客气地推来推去。他始终面无表情，再次提出他的请求。英国人不安地面面相觑，克利普顿寻思他们的长官是否为了原则和形式即将使他们全部遭到屠杀。终于一辆满载日本军官的汽车出现了，他们当中有一位佩戴着少校的标志。退而求其次，尼科尔森上校决定向他投降。他命令部队立正，自己行了个军礼，从腰带上解下手枪套，以庄重的姿势递了过去。

少校大惊失色，面对这件礼物先往后退了一步；继而他显得十分尴尬；最后他抖动着身子粗野地笑了好久。很快，他的同伴们也笑了起来。尼科尔森上校耸了耸肩膀，摆出一副傲岸的姿态。不过他准许他的士兵把武器装上卡车。

在新加坡附近的战俘营度过的那段时间里，尼科尔森上校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在胜利者杂乱无章的活动前保持盎格鲁—撒克逊人规行矩步的作风。一直不离他左右的克利普顿这一时期已经在思忖究竟应该祝福他还是诅咒他。

在他下了命令，以自己的威望认可并发挥了日本人的指示后，他的部下表现良好，但饮食很差。其他团的俘虏们躲过看守，或经常与他们合谋，往往在新加坡挨过轰炸的市郊looting[1]或偷窃罐头及其他食品，给每日配给的清淡饮食带来可贵的补充。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尼科尔森上校都不能容忍这种洗劫。他要军官们开会作报告，痛斥这种行为的卑鄙无耻，论证英国士兵令暂时的胜利者折服的唯一方式，是给他们作出举止无懈可击的表率。他用比看守的搜查更加专横严格的定期搜查监督这项规定的执行。

他强加给团里的苦差使不仅仅是这些宣讲士兵在异国必须诚实正派的会议。那时团里的活儿不重，日本人在新加坡郊区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整治工作。上校确信游手好闲对部队的思想不利，而且他担心士气下降，于是安排了一项利用闲暇的计划。他强迫军官们整章整章地给部下阅读并解释军事规章，他命令举行问答会，分发由他签署的奖状以资奖励。授课时自然忘不了纪律教育，定期强调甚至在战俘营中下级也必须向上级敬礼。因此，那些private[2]除了必须不分军阶向全体日本人敬礼外，随时还有可能——假若他们忘记了命令的话——一方面挨哨兵的脚踢，枪托打，另一方面挨上校的训，受他的罚，甚至在休息时间罚站好几小时。

这种斯巴达式的纪律通常为士兵们所接受，他们服从不再有任何世俗权力支撑的权威，来自一位本人也可能受到欺负和粗暴对待的人的权威，这一点往往叫克利普顿佩服。他思忖是否应该把他们的服从归因于他们对上校人格的尊重，抑或多亏上校才享有的某些好处；因为不可否认，上校的强硬在日本人那里也获得了成效。对于日本人，他的武器是他对原则的坚守，他的固执，他专注于一个确切的问题直到满意为止的力量，以及那本包括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在内的manual of military law[3]。一旦日本人违犯了这部国际法法典，他便平静地把教本摆到他们面前。他很勇敢，但无比蔑视对肉体施暴，这肯定对其权威的树立起了很大作用。有好几次，当日本人违背了战胜者的成文法时，他不仅提出抗议，而且亲自居间调停。有一次，一名特别凶狠的看守提出非法要求，粗暴地打了他。他最终还是赢了，侵犯他的人受到了惩罚。于是，他强化了自己的规章制度，比日本人想出来的花样更加专横暴虐。

“重要的是，”当克利普顿提醒他形势也许允许他稍稍和蔼一些时，他对克利普顿说，“重要的是让小伙子们感到指挥他们的始终是我们，而不是那些猴子。只要他们保持这个想法，他们便是战士而不是奴隶。”

始终公允的克利普顿承认这番话讲得有道理，上校的举止一直受到美好情感的启迪。

注释

[1]英文，抢劫。

[2]英文，列兵。

[3]英文，《军法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