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和班长

“要写青蛙，最好先把自己变成蝌蚪。”这是郑南对于创作灵感的体会，这种体会不仅仅来自于他的创作实践，更得益于党和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和熏陶。

196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在北京的一次学习中，郑南聆听到了安波、李劫夫、刘炽等文艺前辈的创作发言，这批“延安老同志”创作的《兄妹开荒》《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众多作品，让郑南仰慕不已，深受启发。创作必须扎根生活，创作来源于实践，这种认识深深根植进郑南的创作思想。这一年，郑南创作了他的第一首成名歌曲（歌词）——《我和班长》。

那是夏日的一天，郑南和一位同事去大连海防哨所深入生活。白天，一同体验海防生活；晚上，与十几个战士一同睡大通铺。

某日，同事患感冒了。夜晚，伴着同事“呼哧呼哧”的鼻息声，郑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啥时，郑南朦朦胧胧地听到有人在轻声喊着同事的名字，睁眼一看，原来是哨所的班长。班长穿着整齐的军装，估摸着是刚从岗哨下来。只见班长一手拿药，一手拿着水杯，正给感冒的同事喂药。此情此景，让郑南睡意全无，他感动，内疚，同事病了，自己呼呼大睡，人家班长却惦记着这事。

班长喂完药，轻手轻脚地出了门，吃完药的同事也很快发出了鼾声。郑南怎么也睡不着了，班长喂药的身影在脑子里晃来晃去，他想起了自己的老班长，练兵习武时像严格的师长，生活中又像细心体贴的大哥，为大家缝缝补补。班长，这个部队里最基层的“官”，是最了解战士又最被战士们尊敬的人啊。一串串美好的词语在郑南的心里跳跃着……好不容易挨到天亮，郑南立即翻身起床，铺开纸就写了起来——

班长拉琴我唱歌，

歌声朗朗像小河。

先唱咱家乡风光好，

再唱咱连队英雄多，

大家来唱歌多快活。

班长划船我掌舵，

船上满载丰收果。

流水急来浪头大，

多亏了班长的粗胳膊，

碾碎急浪走清波……

“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总不能把喂药写进歌词吧，于是把班长的形象扩展开来，就有了这首《我和班长》。”歌词写好后，郑南将它寄给了《解放军歌曲》，当期发表。接下来的好几期，很多曲作者都给这首歌词谱了曲，这种情况在《解放军歌曲》上还从未有过。最后面世的，是晨耕作曲、马国光演唱的版本。

“你就是郑南？写《我和班长》的郑南？”

“是啊。”

“真是？”

“不假。”

“啊，今晚演出就有您这首歌嘢！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唱哪！……”

1963年，辽宁公安演出队去北京参加演出，负责登记的战士确认郑南的身份后，喜出望外。从小战士口中，郑南得知《我和班长》在北京也很火，心里乐得那个哩格朗——呵呵，歌曲比诗歌传播得更快嘞！

这一年的下半年，公安部在辽宁召开东三省文艺创作会议，郑南作为辽宁公安总队文工团的代表，作了创作体会的长篇发言，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很大反响。

“咱公安系统里能写歌的，之前有梁上泉（歌曲《小白杨》词作者），现在又有郑南了！”公安部一位领导表扬说。大家也都纷纷夸赞郑南，觉得郑南应该调去北京。

第二年，郑南真的被调去北京，进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文化部，继续他的专业创作。

《我和班长》的真正走红，是在1964年4月的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大会。这一年的大汇演，全军有18个文艺代表队，共3000多人、388个节目汇集北京参赛。在公安部队参赛的十几个节目中，半数以上是郑南的作品，歌曲《我和班长》就是其中之一。不出所料，汇演结束后，这个作品获得了优秀歌曲奖，这是郑南第一首获奖的有声歌曲作品，也是他当时获奖级别最高的歌曲作品。

“有点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当晚的演出。”全军大汇演紧张激烈的现场以及赛后的颁奖情形，郑南都没有看到。就在汇演排练期间，他奉命前往福建前线（与台湾一水相隔的福建当时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写一部反映公安战线英雄叶中央同志事迹的歌剧。

《我和班长》给了郑南创作歌词的巨大信心和动力。1965年，郑南被调入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部文工团（第二年改称“二炮文工团”）。

即便在“文革”期间那个“祖国江山一片红”的特殊年代，郑南也从未放下创作的笔，写过不少“我为革委会来站岗”“一月春风伴春雷，第二炮兵英雄会”之类的作品。郑南认为，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文艺军人也一样，那个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需要这样，这是特殊时代的“正能量”。而且，在郑南看来，无论哪种主题、哪种题材，他都想涉猎，以此检验自己的创作能力，看看自己能否从中写出精彩。

1970年，二炮文工团被解散，郑南转业回到了辽宁，在鞍山钢铁厂从事宣传工作。而大概一年之后，郑南的生活与创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