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

张云博士的新著《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即将刊行，来信嘱我作序，这使我感到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他多年囊萤映雪，付出了艰辛劳动的研究终于开花结果，我国民族史著作之林又长出一株茁壮的新树。惭愧的是，我于藏族史所知甚浅，在他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忝为导师却未能给他多少帮助。他凭自己原有的根柢和异常的勤奋完成了学位论文，得到同行专家和答辩委员的一致赞许。随后他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又得到邓锐龄教授、陈庆英教授等专家指导，利用那里优越的研究条件，对论文进行修订、补充，形成现在这部佳作。我称之为“新著”，意在表明他能取得这项成绩，主要是藏学中心所赐。

元朝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整个吐蕃地区归入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一个省级地方行政区。元朝统治者根据吐蕃民俗“惟事佛为谨，且依其教”的特点，以掌管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宣政院兼治吐蕃地区，“其军旅、选格、刑赏、金谷之司悉隶宣政院属”（朱德润《存复斋集》卷4《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诗序》）。在吐蕃各地先后设立地方官府，按统一的行政建制，置三宣慰司都元帅府分统之。宣慰司在元世祖初年本是直隶于中书省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随着行省制度确立，成为行省下面分统远距省治诸路府的中间机构（或可称为行省的常设派出机构），其所辖政区称“道”。元代吐蕃三道（藏文作：Bod—Kyi Chol—Kha gsum）统隶于宣政院，合为一个大行政区，宣政院统辖吐蕃三道的职能就相当于行省。可见《汉藏史集》说吐蕃三道“算作一个行省”，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近几十年国内外学者藏族史研究成绩很大，使我们对元朝统治吐蕃地区的制度有了更多了解，但由于汉藏文史料各有缺陷，学者们见仁见智，许多问题仍聚讼不已，若干方面还处在若明若暗状态，都有待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元朝有关吐蕃地区的文卷多存在宣政院文档内，元人修《经世大典》时，应均编入《官制》门而不存在《各行省》门（据《经世大典叙录》可知）。明初纂修《元史》者“多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假以时日促迫，草草交差，故于《百官志》“宣政院”条下仅摘录出所属各地职官名称员数，建置沿革一律不载，而《地理志》则只在陕西行省之末略记河州等数地（大抵为曾隶陕西或两属者），并谓“其余如朵甘思、乌思藏、积石州之类尚多，载籍疏略，莫能详录也”。竟不知从宣政院文档内寻找更详细的资料。《元史》编者的疏漏和草率从事，使得保存下来的有关吐蕃的汉文史料极其残缺不全。藏文史籍在记载当地史事、人物及某些特殊制度等方面多可补汉文史料之缺，但藏族史家往往从宗教角度着眼，加之对朝廷制度不甚了解，难免产生差异。例如关于帝师在吐蕃的地位，在汉文史料，说元世祖“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在藏文史料，则说世祖先以乌思藏十三万户、后又以吐蕃三道作为接受灌顶的供养奉献给八思巴。这种说法从制度上应如何理解？帝师对吐蕃地区的权力与西平王的封镇、宣政院的辖治又是什么关系？又如，乌思藏宣慰司（dbus gtsang son wi si）或是掌管该地区军民诸务的最高官府，但藏文史料对其执行职务的情况几无记载，所记的都是乌思藏本钦（dbus gtsang gi dpon chen，又称萨斯迦本钦sa-skya’s dpon-chen）掌理军政事务的活动，俨然就是该地区最高长官。那么，此职与宣慰司长官即宣慰使是什么关系呢？“本钦”（大官）是个普通名词，何以成了专指官称？究竟是什么官职（所有本钦都是皇帝敕授的，总不能没有正式官名而只称“大官”吧）？如果说它是萨斯迦地方政权首脑，与宣慰使分属不同系统，那么宣慰使又是掌管什么事务呢？是否在乌思藏既置宣慰司，又有一个萨斯迦地方政权与之并立（而且其长官同出帝师荐举、皇帝任命）？以往学者对这些问题都有过研究，但很难说已得到圆满的解决。

元代吐蕃三地区中，以往学者多偏重乌思藏地区的研究，对脱思麻、朵甘思两个地区则较少注意。元朝在这两个地区先后设置了许多万户府、元帅府、安抚司、招讨司等地方官府，并于其上置吐蕃等处宣慰司和吐蕃等路宣慰司分道以统之。这些官府的建置沿革、统属关系、辖境范围，以及当地的民族成分、部落组织、宗教派系等问题，都非常复杂。有关这两个地区的汉文史料虽略多，但十分零散，藏文史料则除与高僧大德的宗教活动有关者外，记载甚少。以往的论著多数是概略叙述，史料的搜集、考订和专题的深入研究都非常不足，留下来许多疑难点、模糊点和空白点。

总之，元代吐蕃地区史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不少，把任何一个方面研究清楚都得下很大工夫。张云博士选择了难度相当大的行政制度进行全面的研究，是很有胆识的。这个课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他竟有勇气把制约或管领吐蕃地区军、政、教的各方势力和机构，吐蕃三道宣慰司及其下属各地地方官府的建置沿革和辖境、治所等问题，以及吐蕃和邻境各行省的复杂关系等方方面面，都纳入其研究范围。据我所知，前人还没有做过这样全方位的研究，主要因为难，须知其中不少项目在基本史料中或仅有寥寥数语，或歧误百出，岂易说得清!而要做到全面，就无法回避每一个难点，必须花很多精力去啃这些硬骨头，去涉足未开垦的荒域。但科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攻克难关，在于有新的开辟，哪怕只攻下一角，开辟一小片也是可贵的进展。张云博士在这方面走出了一大步，虽然很难做到把每个问题都研究透彻，但至少可以说，这部著作条理清晰地勾勒出了元代吐蕃三道行政制度和历史地理的全景，不少以往模糊不清的地方进一步明朗化了。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充分吸收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能站在前人建造的台阶上向更高处攀登。汉、藏文史料的挖掘是相当广泛深入的，例如在汉文史料方面，从《元史》纪传和元代的政书、文集、笔记及部分明代文献中钩稽出许多散见资料，大可补官志、地志之缺。研究元代吐蕃地区政治制度，不仅要求能充分利用汉、藏文史料，还必须从朝廷制度和吐蕃地区实际两个角度，对两种史料进行相互的比较分析。同一种制度，由于记载者的角度（观念、习俗、语言等）差异，往往用了不同的说法，这就需要加以勘同。张云博士在藏族史和元史两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善于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辨异勘同，对前人聚讼不已的问题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本书涉及面很广，其中许多章节都是相当深入的专题研究，包含有丰富的考证成绩，足见作者用力甚勤，治学态度严谨，故能多有创见。

元代吐蕃地区史研究还有不少薄弱环节，例如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下层地方组织、吐蕃与内地及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等。有关元代的藏文资料十分丰富，据藏学专家介绍，仅萨斯迦寺所藏元代文档就是一大宝库，目前的整理和利用仍很不足。藏族史研究方兴未艾，相信作者会在本书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勇闯新领域，取得新成就。

陈得芝

1997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