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张云同志的这部书稿，1993年夏，当他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曾寄给我一份打印本，那时披读一过，就认为这是部近年少见的体大思精之作。转瞬四年的时光逝去，张云同志取得博士学位，来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我成了同事。朝夕晤面替代了以往的书信往返，从工作到生活他不时地给我帮助，而且在一起时说古道今、论文谈艺，使我枯寂的独学生涯顿增了许多趣味，他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作风更让我了解到这样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之所以完成自有其优越的条件。现在张云同志复将旧稿修订，准备出版，命我写序。关于这个在元史和藏族史上的重要题目，我多年前曾试写过概论式的文章，感到深入研究有许多困难，所以浅尝辄止，在旧业荒疏、脑力日弱的今天，重读这部书稿，很难就其中章节细细评说，只能在赞赏之余，稍写几句。

这部书在时下青年学者的著作中是学术性相当强的一部。说它“体大”，是因为这个无论在学术上或现实政治意义上都非常重要的题目所囊括的方面颇广，要集合许多个案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恢复历史的全盘面目，由于我们于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仍然不足，一深入研究蒙古和元朝的治理藏族地区的政策、方针、组织、治所、官员、行政措施，等等，就会有荆棘塞途之感，而作者却具大气魄，不畏艰阻，将这个大题目解析为六章十八节，论述得面面俱到，结合为一个有体系性的著作。说它“思精”，是因为围绕这个题目，达斯（S.Ch.Das）早在20世纪初即利用藏文史书研究过，到40年代末，图齐（G.Tucci）在名著《西藏画卷》（The 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也予以综述，50年代以来，国内有韩儒林、王森，国外有毕达克（L.Petech）诸家都做了精湛的论述。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藏文史料的重刊、汉译以及有关论著的刊布，极尽一时之盛，欧美日学者的有关论文也纷纷发表，在这样的形势下，进入90年代，选写这个题目，不能不汲取诸家的精华，从旁人已达到的高度上再攀登新的峰巅。这非用心细密、照顾周到者很难做得出色。

然而张云同志写这部书不仅做了一次结账式的整理，而且能开拓进取。他总是一方面紧密地掌握原始资料，另一方面不懈地注意检核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成果，既虚己而博求，又循故而造新。采铜于山，不仅用以辨别通货成色的精窳，还能自铸良币供应于世。书中有不少独到的、精当的见解，举其要者：如说元代治藏方针在立朝前后数次演变；世祖、成宗二朝与西北藩王战争中西藏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元世祖与八思巴结成“檀越受施”关系之说之不可尽信；执掌吐蕃的权力全归在总制院即宣政院，而宣政院对其下属吐蕃三路的管理方式又各有特点；乌思藏“万户”名称早见于13世纪40年代；“十三万户”（Khri skor bcu gsum）既非一朝建成，而亘元一代更是消长无常；吐蕃等处宣慰使司与脱思麻宣慰使司应指一事，此一宣慰使司与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考订宣政院历任长官姓氏，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的辖区、治所，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取用汉藏双方史料，对比分析，更基于官制学、历史地理学、元史学的素养而引出的结论。

从全书看来，“成如容易却艰辛”，在搜集史料上作者下了披沙拣金的功夫，在比勘汉藏双方记载上也竭尽能事。汉文史书虽然不乏阙误矛盾，然比较藏文记载之习惯以宗教语言隐喻世俗史实，从系统性和真实性上说，确实高出一筹，至今还是唯一用来重构并解释历史的材料。于此，作者通读《元史》并博览元人文集，对有元一代史实制度了然于胸，再利用其他方面的史料，结合内证及互证两种方法，寻出问题，予以解答。如作者依据元明两代印章、圣旨、法旨、封诰研究元代中央直接治理脱思麻、朵甘思二区，得出坚实的结论，这些第一手材料，固然非常珍贵，然而没有对《元史》、《明史》精读深思的基础也很难把这现存的文物利用得当。我一向认为：治我国少数民族史应该有一个断代史的知识作为基础，才便于总揽全局，看出“一体多元”中的问题，这也是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所倡导的学风，张云同志恪守并发扬这一传统是值得赞许的。

张云同志是陕西周至人，周至是明末清初大学者李颙的故乡，李颙坚持民族气节，力倡“酌古准今，明体适用”的实学，至今周至民间仍盛称“二曲先生”，风俗淳厚，是故张云同志有关中人的朴实性格，自幼好学，先在兰州、西安得学士、硕士学位，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复至南京专攻元史，于今又转入藏族史一途。专心治学，耐得寂寞，以在学问上有所创获为乐。在今日有些人误解市场经济的真意，竞尚虚荣，不择手段地以学术弋钩一己之名利，甚至置文德于不顾，流风煽诱，举世浮靡之际，能够如此淡泊自励，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此书深获我心的另一个缘故。

此书不足之处是征引史料过于繁复，行文纠绕冗碎，有些论辩还不甚透彻，有的见解似说得过于拘执。因它是集合若干篇考据文字而成，专家们读来颇能受益，对于一般读者，似可先读结语，知道全书要旨，然后依所需择读有关章节为宜。

邓锐龄

1997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