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官吏

接下来讨论“官吏”。藤田胜久引用二世此语，并依次考察了二世对于大臣和诸公子的处置，却无一语言及官吏189。

上引琅琊刻石的排序，是依照尊卑。其中又分为两个序列，一是爵，二是官。群臣中最尊者为侯爵，文官系列中丞相、卿的地位也高于其他高爵。据《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为高祖制汉仪，乃“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190，其朝仪班次则“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向）”191。武将皆以军功得爵，故称“功臣”。

商鞅变法之初，也曾规定军爵与文吏之间的同级兑换。《韩非子·定法》：“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192但是马上问题也来了。这些位军官只会杀人，要让他去做官治民，那政府部门里头也是技术活儿。在已发现的秦汉简牍中所见的公文名称，就有书、檄、记、教、传、致、律、令、品、条、式、程、案、录、刺、课、状、志、符、券、莂、簿、计、算、校、籍、名、检、卷等193，熟悉掌握绝非一朝一夕可就。《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君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194

 

在刘邦看来，萧何的谋划与后勤之功，远远高于诸将厮杀战场所立的军功。反之，诸将也只能当个功狗，没有能力发踪指示，成为功人。所以早在秦昭王时，范睢上书即言：“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195有功者赏爵，有能者升官，二者判然相分。《韩非子·定法》也说：“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196可见在秦制的实践中，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爵与文吏也逐渐分离。张金光指出：“白起战功赫赫，屡获显爵，然却只任军职。待封为武安君，位在列侯之后，却仍未涉足政治，而终亦不敌秦相范睢……秦始皇时，虽时有列侯等爵之封赐，然皆不与闻政事，终不离一介武夫之位。若‘列侯王离’之属从行东游虽刻石列名于丞相之前，然只是虚名位而已，却未闻其参与政治；位列侯、伦侯之次的丞相等虽未闻其有任何战功与爵衔，然却执掌政柄。秦初平天下之时，就是‘令丞相、御史’议帝号的。然后由王绾、冯劫、李斯等一班文臣以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政府文官职称领衔并与一群通古博今的博士们议决上奏。政治系统独立而突出，摆脱了军将为政的局面。”197黄留珠在详细考察秦仕进制度后得出：“一般地说，由客卿升迁为相（正卿），是需要以军功为前提的。从张仪、范睢等拜客卿后，均历时数载，立下以军功为主的功劳之后，才得以拜相的史实来看，似与《商君书·境内》关于客卿拜正卿的规定，基本吻合。另，今可考之秦客卿的史迹，亦多为率兵征战之事，足证他们尚须战争的考验。然而，当从客拜为客卿时，情况则完全不同。客每每与君主一席话谈得投机，即可获得客卿之位。在这儿，以客入仕与军功授官爵制度明显相抵牾。所以，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便成为一个标志，此后，尽管商鞅制定的军功授官爵制度依旧实行，但其作为仕进主要途径的地位却明显下降。在取仕方面，特别是高级官吏的任用，更多地则‘出于客’……是秦统治者不断总结仕进的经验教训，纠正军功取仕弊端的必然结果。”198至其极，即便文官系统内，也是职官分隔，不得侵越。《韩非子·二柄》：“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199秦始皇芝罘刻石也强调：“职臣遵分，各知所行。”200

《管子·任法》：“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旧注：“臣则守法而行。”201将“守”理解为遵守，误。臣之“守法”，是守护、守卫法令，制止民损坏、侵犯法令的行为。民之“法于法”才是遵守法令，为法令所管制。《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楚王急召太子。楚国之法：车不得至于茆门。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驱车至于茆门。廷理曰：‘车不得至茆门。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须无潦，遂驱之。’廷理举殳而击其马，败其驾。太子入，为王泣曰：‘廷中多潦，驱车至茆门，廷理曰非法也，举殳击臣马，败臣驾。王必诛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逾，后有储主而不属，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级，而开后门出太子：‘勿复过！’”202无论何人，如有非法之举，即予制止，是为“守法”，即守护保卫法令，而非自己循规蹈矩地遵守法令。如果不是从征战的角度而是从治国的角度来看，文官才是政府的主体。相对于大臣的军功，文官的上升途径是什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赵高对二世之问的回答是：“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貎从臣，其心实不服。”203又八十七《李斯列传》李斯喟然叹曰：“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204可见，官吏的上升就是靠上级提拔，最高的上级就是君主本人。虽然当时也有上计等官吏考核制度205，但是相对于军功爵的客观性，文官的官阶越高，上之好恶所占的比重越大。秦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206。汉文帝也曾超升“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的邓通至上大夫。207故而黄留珠讨论秦仕进制度，即列有“因君所好”一条208。正是有鉴于此，乐毅论授官，即着重“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209。但是这样一来，我们知道商鞅曾规定官爵可以互换，亦即官爵有着级别对应，一如今日中国的省军级、县团级之类。于是“大臣鞅鞅”，军功爵的大臣不服这种文官，因为他们毫无功劳而得高位。《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何素不与曹参相能”210，又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郤”211。萧、曹之所以不和，由上引文可知，即是由于论军功本应曹参第一，萧何并无军功，不但封侯而且还位次第一，所以曹参的不满也就是军功大臣们的不满。

然而，无论军功爵大臣们对文官如何不满，政府机构终究是由文官掌控的。甚至武将的军功所获各项待遇，也有赖于地方官吏（文官）的落实。《商君书·境内篇》即叙及确认军功之后，“其县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能（罢）”212。云梦睡虎地木牍11为秦王政时攻楚大军中的军士黑夫的家书，其中即言：“书到皆为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213汉高祖称帝，为了安抚军功集团，竟亲自下诏为之“讨薪”。《汉书》卷一《高帝纪》五年（前202）诏：

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214

 

甚至文官集团可以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以三尺法绳墨军功将士。《韩非子·五蠹》：“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215秦王朝最后的军事力量章邯军团之覆灭，文官集团对军功集团的打压起了重要作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夏，章邯等战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项羽急击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21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