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国古代管理学的先驱

管仲是中国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也是有名的改革家。其为齐国相，辅佐桓公治理国家，使齐国富强起来。孔子赞扬管仲说：“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赐。”（《论语·宪问》）称道其霸业体现了仁德精神。但《管子》一书，并非管仲所作。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反映了当时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面貌，乃齐宣王以来齐国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谈管理国家问题的论文集。书中有些篇，追溯管仲的改革事迹，全书的宗旨是发扬管仲所倡导的霸业。故此书托名管仲，称为《管子》。

战国是诸侯兼并激化的时代。许多诸侯国先后称王，由割据走向统一乃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实现统一？作为一个诸侯国家，怎样才能担负起统一的任务？这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共同关心的问题。齐宣王时于国都稷下设立了学宫，广招天下学者到齐国讲学、著书，研究这一重大问题，所谓“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稷下学宫实际上成了齐国的咨政委员会或思想库。据《史记》记载，在齐国稷下讲学的，有儒家孟子和荀子，法家慎到，道家田骈，阴阳家邹衍等，而荀子曾“三为祭酒”，主持学宫的工作。此外，还有大军事家孙膑，研究兵法。战国时代各家代表人物，大都集中在齐国，齐国成了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心，各家学说相互争论，又相互影响。《管子》各篇论文，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内容具有综合上述各家思想的倾向，但所研讨的中心课题是如何治理好国家，从而统一天下。汉刘向评论此书说：“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可谓说出了此书的宗旨。因此，我们研究《管子》一书，应着眼于其关于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也就是说，将此书作为古代管理学说的成果之一来考查，方能揭示出此书的历史意义及其学术价值。

《管子》所谈管理的对象，是当时的诸侯国家；其谈管理的目标是求得民富而国强；在诸侯兼并的年代，立于不败之地。如《治国》所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但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管子》的作者，特别是此书《经言》部分，则融合了儒、法、道三家的观点，特别是儒法两家的观点，作为管理好国家和实现民富国强的指导思想。齐威王和齐宣王时，齐国进行了变法革新，推行法家路线。齐威王任邹忌子为相，“修法律而督奸吏”。宣王时又任大军事家孙膑为帅，威振天下。齐国的法家，继承了管仲的事业，提倡富国强兵政策，但因受了儒家学说的影响，又不同于秦国商鞅一派的法家。儒家孟子关于治国问题，提出仁政学说，同齐宣王展开了辩论，对齐国法家起了深刻影响。因此，《管子》一书谈管理问题，不仅重视法治，又重视人治，特别重视道德教化问题，齐国也是道家黄老学派的发源地。黄老之学，提倡君道无为，以此加强君主集权的统治。此说也被《管子》所吸收。此外，先秦学术流派谈管理问题的，还有阴阳家和兵家。前者从气象的角度谈农业生产管理，后者从战争的角度谈军事管理。这两家观点也为《管子》所吸收。《管子》谈管理问题，其范围也很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军事等各领域，而且形成一种理论体系。因此，此书可以说是对先秦各家管理学说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管理学的先驱。

《管子》的管理学说，同当时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它所关心的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生产，所要确立的是非贵族世袭的封建等级制，政治上所维护的是君主集权制，其所向往的是企图通过耕战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因此，其谈管理，属于古代农业社会管理学的系统，不同于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管理学说和民主政治。但此书所提出的管理原则，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管理说，不无借鉴作用。这是因为人类作为群体而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总要有指挥和监督，总要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保证有效地进行生产；总要制定规划和决策，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处理好管理和被管理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是任何时代的管理都不能回避的。《管子》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则性的意见。例如，怎样看待群体生活，《管子》提出“和同”说，即整体原则和协调原则，以防止国家和社会陷于分裂。又如，关于组织民众进行生产，《管子》提出“牧民”说，认为管理的对象有人和物两方面，而人的因素重于物，从而把得人、用人和育人看成是管理好国家的决定因素，所谓“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以人为本”，即管理学讲的人本原则。《管子》认为，要推行这一原则，调动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除依规章、法令的规定，对民众进行赏罚外，更为重要的是“顺民心”，兴民德，即对百姓施仁政，关心民众的疾苦，使其生活无后顾之忧。《管子·牧民》说：“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此语本《老子》三十八章：“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但以“顺民心”，解释《老子》的取予之道。《管子》认为，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其道德品质自然也就提高了。此即《牧民》提出的千古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但《管子》并非经济决定论者，认为即使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还要对全体成员进行道德教育，使其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从精神上保证生产的进行和生活的安定。据此，《管子》又提出“四维”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将通晓礼义廉耻看成是维系群体生活的支柱。又如，关于管理者的素质和控制的理论，《管子》提出尊道，即道循事物的规律，制定规划；提出贵德，即管理者应具有“爱民无私”（《正》）的品德；还提出明法，即凭法律办事，依法考核官吏；关于制定规划和决策，还提出知数，即掌握各种数据和信息；在知数的基础上还要行权，即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采取应变的措施。它还改造了《老子》的政治哲学，提出君道无为说，认为君主作为最高的管理者，其责任是掌握控制的大权，自己不要做具体的事，具体的工作让臣民去做，所谓“唯圣人善托业于民”（《乘马》），“无为者帝”（《乘马》），“无代马走，无代鸟飞”（《心术上》），从而有效地发挥管理者的职能。

以上这些原则和论点，抛开其具体的措施，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管理说，仍有启发的意义。同西方近现代的管理学相比，这些原则具有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西方的管理学大体可分为组织学派和行为学派两大倾向。前者强调组织的作用，主张以行政和法律的手段，监督和控制劳动生产者，后者强调人际关系，以满足职工个人的欲求和福利为手段，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而《管子》谈管理原则，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不偏于一方。但就其学说的整体说，因受儒家的影响，则以解决人际关系为其基本原则，又近于西方的行为学派。可是《管子》所了解的人，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只知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而不顾群体的利益。在《管子》看来，人不同于动物，既有理性，又有情感，能自律，并关心别人。所以它把道德教育和伦理规范引入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管理中来，以群体的共同利益，来激励成员的工作热情。这又是西方的管理学较少注意的。所以近年来，《管子》一书受到海内外学术界，政界人士和企业家的重视，特别是东方工业发达和发展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开展对《管子》一书新的研讨。

以下，就《管子》提出的管理原则之一，即整体原则和协调原则，谈谈此书在管理学史上的贡献及其价值。

任何国家，社会和企业，都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一种方式。怎样看待群体的生产和生活，是古今一切管理哲学的出发点。《管子》结合当时的农业社会和君主制的政体，对群体生活作了分析和总结，并且提出处理好人群关系的准则。这条准则，《管子》的作者称之为“和同”。他们视当时的国家和社会为一个整体，认为其内部又分为不同的阶层、部门、行业和地区，各系统之间既存在着联系，又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必须处理好这种人群关系，方能走上民富而国强的道路。

就经济生活说，《管子》继承管仲的改革措施，提出四民分业说，即将民众按其从事的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民，所谓“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小匡》）。“石民”是说，此四种人是国家的基石。《管子》认为，要管理好国家，必须施行社会分工，如其所说：“圣人之所以为圣者，善分民也。”（《乘马》）“分民”，是说，使百姓各有分业，从而发挥其专长，提高生产效益。因为主张社会分工，《管子》不赞成士、工、商三种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所谓“与功而不与分焉”（《乘马》），即可享受农民劳动的成果，但不参与农业生产活动。按《管子》的说法，这是由于士以文化知识教育百姓，商以货物沟通有无，工以制器供人使用，皆有利于农民。此是说，四民既分工又合作，成为一个整体。农民虽然是这一整体的主体，但不能因此忽视或取消其他行业。因为四民分业，其一年的收入，自然有差异。如何处理好四民之间经济上的差别和矛盾？《管子》提出均沾说，认为四民所得之利益不能相互侵犯，特别是不能侵犯农民的利益。《管子》主张农业立国，以农业为本业，工商为末业，认为最能侵犯农民利益的是商人。它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治国》）所以主张对商人的非法收入严加禁止。《管子》虽然强调保证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但对其他阶层的收入，并非掉以轻心，置之不理。它说：“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治国》）“交能易作”，即分工合作。“无道相过”，是说四民一年之收入，不能过于悬殊。“民作一而得均”，是说，四民乃一整体，其利益应当均沾，不能使一民独吞。这样，方能保证社会的安定，调动全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总之，就经济生活说，《管子》认为国家的职能是调整四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做到利益均衡，所谓“高安在乎同利”（《版法》），既要看到社会主体的利益，又要看到社会整体的利益。这种分配方面的协调原则，对工业社会的管理说，也是无可非议的。

就社会生活说，《管子》将社会区分为家、乡、国、天下（指当时的全中国）四个单位。认为个人总是生活于此四者之中，既是家庭的成员，又是本乡和本国的公民。如何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在《管子》看来，一般的情况，人们总以自己的家为家，不以别人的家为家；以自己的国为国，不以异国为国，所谓“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牧民》）。即是说，总是以自己的家为最亲，其次亲本乡，亲本国，亲天下人。但从更大的生活区域说，人们又应以乡为家，以国为乡，以天下为国。它说：“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牧民》）是说，与同乡人一起生活，不能再讲家庭关系；与本国人一起工作，不能再提同乡关系；与天下人相处，不能歧视异国之人。否则，异乡、异国之人便同你疏远了。《管子》认为作为一国之长，更要抛弃家庭和乡土的观念；作为统一天下的君王，还要亲天下所有之人。此即《牧民》所说：“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在《管子》看来，个人总是生活在集体之中，集体有大有小，相互联系为一整体，因此不仅要爱护自己所属的小集体，也要爱护自己所属的大集体，作为群体的管理者更要爱护集体中的一切成员。这样，群体生活方获得凝聚力，如后来荀子所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事业方能繁荣昌盛。这也是一种协调原则。如何实现这一原则？《管子》提出修身为本说。它说：“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权修》）“国之本”，意谓国为之本。以下，文句同。“人者”，指家庭中的成员。“身者”指个人。此是说，不能治身则不能治家，不能治家则不能治乡，不能治乡则不能治国，不能治国则不能治天下。这同儒家《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是一致的。《管子》以修身来处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矛盾，进而处理集体之间的矛盾。其所谓修身就是培养爱护集体的品德，这不仅是对百姓说的，而且包括管理者本人在内。《管子》认为，国君作为一国之长，必须具有“中正而无私”（《五辅》）的品德，以身作则，爱护一切人，方能使群体产生巨大的凝聚力量。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管理。借用《管子》的说法，一个企业的生命力在于所有成员精诚团结，个人不仅是以家为家，而且要以厂为家；集体的事业得到发展，个人方有美好的前程。

就政治生活说，《管子》又探讨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认为在国家生活中，无君臣，则无管理者，则不能组织民众有秩序地进行耕战。国君作为国家的首领，其责任是为百姓兴利除害。其论君主的起源说：“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君臣下》）臣下和各级官吏受君命来处理各项政务。因此，从整体说，君、臣、民三者存在共同的利益。所以民众必须服从君主的命令和官吏的监督，违反政令和不务正业者，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但君臣民三者之间，由于地位不同，职分不同，又存在着矛盾。处理不好这一矛盾，听其激化，必然危及社会的安定。它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所谓“不和”，即君民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对抗的地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管子》提出“上下同德”说：“上明下审，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臣上》）此种同德说，又称为“一体之治”（《七法》），即君臣民三者的步调协调一致而不对抗。如何做到上下同德，消除上下之间的矛盾甚至怨恨？《管子》认为双方都有其责任，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而不在下，它说：“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形势》）是说，如果居上位者为官不正，则上行下效，政令必行不通。又说：“臣下赋敛竞得，使民偷壹，则百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权修》）此是说，为官的贪求赋敛，以饱私囊，必然引起百姓怨恨，不可能实现上下同德。还说：居上位者，不能为政，“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于是“上下交引而不和同”，其后果“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亡而国死”（《五辅》）。由此，《管子》又提出“上下和同”说，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它说：“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五辅》）。总之，《管子》将君臣的行为是否正当看成是实现“和同”的首要条件。在《管子》看来，个人的私欲是无底洞，而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以有限之财养无穷之欲，必然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其论君主的欲望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权修》）此是说，欲求得社会的安定，防止民众的骚乱和反抗，为政者必须节制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君臣作为国家生活的管理者，必须奉公守法，体谅民情，不殉私情，不谋私利，方能做到“上下和同”，国泰而民安。由此得出结论说：“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君臣上》）《管子》提出的这条原则，虽然是就君主政体的国家生活说的，但对任何群体生产和生活的管理说，都有借鉴的意义。因为凡群体生活都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如果管理者以为手中握有指挥权，不考虑被管理者的利益和要求，一意孤行，甚至以权谋私，损害整体的利益，只能引起被管理者的怨恨，如《管子》所说“上下相疾”。这不仅不能行使其指挥权，如《管子》所说“令乃不行”，而且势必造成统一体的破裂，生产也就不能进行了。

总之，《管子》对群体生活的考查，从社会分工合作的原则出发，将群体看为一个整体或统一体。认为此统一体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甚至对立。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善于调整其差异和对立，使其不走向破裂，此即“上下和同”。“和同”这一辞汇最早见于春秋时代的和同之辨。如齐国的晏婴提出务和而不务同。其所谓“和”，指不同性质的东西和不同意见的和谐一致；“同”，指等同或齐一。他以“和”为事物发展的最佳境地。到孔子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同”指苟同，亦主和为贵说。孟子继而提出“人和”说，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人和为治国之本。《管子》的作者，谈国家管理，则吸取了上述的“和”的观念，但与“同”联系起来，提出和而后同，“同”指同心协力，同心同德。其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和求得民富国强的准则，是对儒家学说的新发展，又是受了法家群体观的影响。“和同”的对立面是分裂。当社会经济进入相对的稳定时期，分裂总是生产的大敌。任何群体，包括企业在内，如果其“上下不和”，内部各层次经常闹纠纷，搞对立，破坏了协调的原则，必然对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的后果。两千年前的《管子》所提出的“和同”说，应该说是古代管理学的精华之一。至于如何实现这一原则，那就取决于某一群体管理者的管理艺术和水平了。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