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社会人的需要的增长和生产的极限

人类社会的形成，以及人类劳动开始分工以后，世界上所能完成的事业更加多样化了。由于每个人只管一道工序，便能够取得完成这项工作的特殊技巧；每个人又利用自己所能制服的自然力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每个人由于机械师教他学会使用机械的方法，便都利用科学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工作。当人们还处在野蛮状态的时候，每个人全天的劳动只能勉强维持自己最低限度的需要，可是在最先进的社会里，一百个人，或者一千个人中有一个人用同样的劳力在工厂里工作，可以作出一百人或一千人所完成的工作量，这样，其他的人就可以有空闲时间了。当然，农业劳动是节约不出来这么多劳动力的。

但是，如果说文明进步带来了更多的成就，那么，它也同样提高了消费的要求。只为自己劳动的那个离群索居的人的需要和享受都是有限的；对他说来，衣、食、住，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他并不想吃什么美味，从而把这种需要的满足变成快乐，他也不想追求社会所能给予他的人为的需要，而得到新的享受。那个离群索居的人劳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积累，以便以后可以安闲地休息。因为他不相应地增加自己的消费，所以他积累财富的指标不高，达到这个指标以后就不再进行积累，除非他是傻子。社会人的需要则是无限的，因为他们的劳动给他带来了变化无穷的享受，不管他积累了多少财富，他永远不能说：C’est assez（够了）；他总有办法把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变成享受，或者至少会想出利用这种财富的办法。

然而，绝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却认为消费是一个无底洞，随时都能吞噬无限的产品，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这些经济学家经常鼓励各国进行生产，发明新的机器，改进工作，以便使这一年所完成的工作量永远超过往年：他们为非生产性的工人数目的增加而忧虑；他们利用社会舆论来谴责好逸恶劳的人，在工人的生产力成百倍地提高的国家里，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人人都靠劳动过活。

但是，那个离群索居的人，最初是为了能够休息；他积累财富就是为了能够安闲地享受，休息是人类一种自然的愿望，也是劳动的目的和报偿；如果每个人都需要像工人那样孜孜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工业给我们带来的先进技术和一切享受的话，那么人们是可能放弃这些技术和享受的。职业和地位的区别，虽然区分了劳动的任务，却没有改变人类劳动的目的。人们肯于进行劳动，是为了以后获得休息；进行积累是为了消费；贪图财富是为了享受。在今天，因为一个人劳动，而另一个人则休息， ^[1] 所以劳力和报偿是分开的，劳动者和以后的休息者不是同一个人。

后来，从事劳动的人的需要必然变得极其有限。根据劳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人们很快就能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得到自己的衣、食、住。如果全国都像短工那样劳动，如果因此全国生产出比每个人所能消费的食粮、住宅和衣服多十倍的东西，那么就可以设想，每个人会因此多得一份东西吗？恰恰相反。每个工人应该卖的为十，应该买的为一，每个工人出售东西的价钱越低，他的购买力也越小；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连续生产的工人组成的庞大工厂，不但绝对不能生产财富，而且会造成普遍贫困。 ^[2]

自从产品有了剩余以后，多余的劳动力必定要花到奢侈品上去。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是有限的，而奢侈品的消费却是无限的。人们很快就能够把工人在今天的处境中所消费的衣服、鞋、谷物和肉生产出来。同时，通过一种较为合理的社会组织，人们可以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财富给他们留下一大部分，也能够很快地给他们提供和劳动相适应的享受。毫无疑问，人们不会用马车送工人去上班，或者叫他们穿呢绒锦绣的衣裳去劳动，如果他们这种由一切作家所激起的和在各国政府鼓励下所产生的生产热情只能得到这样一种结果的话，那么工人们很快就会抛弃这种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的豪华生活。

如果只给工人这些财富的装饰品，作为他们那种持续十二小时或十四小时的不间断劳动（像今天每个工人所做的那样）的报偿，那么任何人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休息，而很少选择过豪华生活，他们都愿意自由，而很少要那些索然无味的装饰品。只要社会上人们的地位都趋于平等，那么人们就全会采取这种态度；任何生产者，如果是凭自己的技巧谋利，如果把那种几乎感觉不出来的、穿漂亮衣服的享受和他为得到这样的衣服所进行的额外劳动比较一下，那么，可以说谁也不肯付出那么高的代价的。奢侈品只能够用别人的劳动来购买；无休止的艰苦劳动只有在它所提供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时才能存在。

劳动生产力无限增加的结果，只能增加过那些安逸生活的富人的奢华或享受。单个人劳动，是为了自己的休息，而社会人劳动，则是为了使别人休息；个人积累财富是为了以后的享受，而社会人血汗劳动的果实却被应该享受的人用去。而且只要他和那些与他同等的人生产的东西比他们所能消费的多，甚至多得太多的时候，就必须把他们所生产的东西供给那些与他们的生活不同、不事生产的人去消费。

因此，工业的进步，与人口相比较的生产的进步，能大大加强人类不平等现象的趋势。一个国家在技术和工业方面愈先进，劳动者和享受者的命运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也就愈严重，前者受苦越多，后者越可以恣意挥霍，除非国家通过一些好像和增加财富的纯经济目的相反的制度，就不能改善分配，就不能保证创造享受资料的人得到更多的享受。每周休息一天的制度，既可减少穷人的生产力，又使他们享受一部分他们为社会所创造的快乐。如果取消这个休息日，所生产出来的财富就会增加七分之一，这样一来，富人就更加奢华，而穷人必然更穷。

根据同样的精神，立法者还必须使穷人得到某种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这些保障和休息日的制度一样，将遭到那些只想无止境地增加财富的人们的谴责，而那些认为只有财富的增长才能使全国各阶层的人获得更多幸福的人们却会完全赞成。

但是，这些消费别人劳动果实的富人，只能通过交换来取得这些东西。如果他们用自己积累的既得的财富来换这些新产品——他们认为新颖的东西，很快就会把自己的积蓄花光；已如上述，他们根本就不从事劳动，甚至不能劳动，因而他们的原有财富就会日益减少，等到他们一文不名时，他们便无法支付为他们劳动的工人的工资了。如前所述，工人是永远不会乘马车或穿呢绒衣服的，如果富人不发财致富，那么制造车辆的工人和呢绒工人就必定要死于贫困。

但是，财富在社会组织中具有通过别人的劳动而得到再生产的特性，并不需要它的主人的干预。财富和劳动一样，也通过劳动而生产一种可以每年消费掉的当年的果实，不至于使富人变穷。这种果实就是资本所产生的收入；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区别就是社会繁荣的基础。一旦生产不能和收入交换，生产就会陷于停顿。如果整个的富人阶级突然决定都要过自食其力的刻苦生活，并把自己的收入完全用作资本，那么依靠和这种收入交换为生的工人们就会陷于困境，甚至饿死；相反，如果富人阶级不依靠自己的收入为生，并要把自己的资本花掉，他们很快就会失去收入，那么，这种对于穷人阶级非常必要的交换便要停止。但这并不是减少资本所产生的唯一不幸的后果，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因此，生产应该适合社会收入，那些鼓励无止境地生产的人不注意认识这种收入，想替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结果却把国家推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