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代文化遗存概说
一提起新疆，人们大概总会将其与广袤的沙漠、浩瀚的戈壁、高耸的山峦、茫茫的草原、稀少的人烟联系起来。是的，这确是新疆地区主要的地理景观。然而，您可曾想到，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竟然孕育和埋藏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遗存。
新疆的古代文化遗存是很多的，据文物普查结果，大大小小总计约有四千多处，其中最有名和较有名者不下数百处，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近六十处。这些文化遗存分布在新疆大地的各个角落，犹如沙漠中的泉水、戈壁中的树木、高山上的奇石、草原上的异草，醒目而孤独，神秘又诱人。如果将它们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联系起来，那就像是布置在汉代时的“南道”和“北道”以及汉代以后的“南道”、“北道”和“中道”与连接这些主干道的各条支线上的盏盏明灯，指引着古代人们的前进方向。倘若将地图上的新疆境内的“丝绸之路”竖立起来立体地看，则像一棵大树上挂满了颗颗果实，而每颗果实都有滋有味。择其要者举例言之，在“南道”上有米兰古堡、扎滚鲁克墓地、安迪尔古城、尼雅遗址、哈拉墩古城、圆沙古城、阿克斯皮尔古城、丹丹乌里克遗址、山普拉墓地、麻扎塔格戍堡、康奥依古城、莫尔佛塔、三仙洞石窟、石头城堡、香宝宝墓地、下坂底墓地等；在“中道”上有楼兰古城及其周边墓地、小河墓地、营盘墓地、苏贝希墓地、洋海墓地、吐峪沟石窟、阿斯塔那墓地、哈拉和卓墓地、胜金口寺院、伯孜克里克石窟、高昌古城、交河故城及其周围墓地、阿拉沟墓地、察吾乎沟口墓地、博克达沁古城、锡克沁佛寺、铁门关遗址、轮台古城、群巴克墓地、苏巴什寺院、龟兹古城、克孜尔尕哈烽燧、库木吐拉石窟、克孜尔石窟、克孜尔水库墓地、脱库孜萨来遗址等；在“北道”上有哈密市区内墓地、白杨沟佛寺、拉布却克古城、焉不拉克墓地、南湾墓地、七角井遗址、北庭古城及其附近佛寺、柴窝堡遗址、乌拉泊古城、昌吉古城、石河子南山墓地、阿里马里古城、索墩不拉克墓地、吉林台墓地、夏台土墩墓、努拉赛铜矿遗址等。除此之外，在新疆各地的山脉岩壁上或洞穴中保留有大量的岩画，比较著名的有兴地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唐巴勒塔斯洞穴岩画等；在天山以北的广阔草原地带普遍分布有石人和鹿石，较著名的有小洪那海石人、阿尔夏特石人、恰尔格尔鹿石、什巴尔库勒鹿石等。如此众多的古代文化遗存，充分勾画出了新疆古代文化的璀璨与繁荣。
一百多年以前，新疆大地的这些古代文化遗存静悄悄地躺在地面上或埋在地面下，寂寞无声，鲜为人知。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外国探险者在新疆的考察活动，这些古代文化遗存被逐渐发现和揭露，沉睡数千年的它们顿时放出了光芒、照亮了世界，新疆因此而一举成名为世人瞩目的古代文化宝藏之地。随后的一百年，特别是最近五十年来，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又新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古代文化遗存，极大地丰富了新疆的文化宝库。迄今为止，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地面上的古代文化遗存已基本上为人所知，但地面下的文化遗存恐怕还有很多很多仍有待将来发现。综观新疆的古代文化遗存，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古城、寺院、佛塔、烽燧等大型建筑基本上都保存在地面之上，不像其他省区那样已埋于地下或者被现代居民点压于其下。例如著名的高昌古城城墙周长5公里，残存最高度11.5米；交河故城的街道、官署区、居民区、寺院区历历在目，清晰可见，中心大佛塔高约20米；北庭古城附近的佛寺残高14.3米；克孜尔尕哈烽燧残高15米。它们突兀在荒野之中，残垣断壁，一看即知是古代遗存。第二，大部分墓葬都有保存于现代地面之上的封堆标志，有的是圆形土堆或石堆或土石堆，有的是方形或长方形或圆形或椭圆形石围，有的则是石围与石堆或土堆相结合，而有些封堆标志一侧还立有石人、鹿石或条石。最大的封堆直径有数十米，高约十多米，最小的直径几米，略高出于地面；石人最高者有两米多，最矮者不到一米，鹿石或条石最高者三米多，最矮者数十厘米。这些标志非常醒目，但在五十多年以前，除了吐鲁番少数几处地方知其下面是墓葬外，其他大部分地方都不能确知它们是古代墓葬的标志，然而今天经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它们基本上都和墓葬有关。第三，这些地面上的古代遗存，除了有些墓葬的标志是石质的外，其他基本上都是用泥土或土块夹杂红柳枝或芦苇构成，然而就是这些土质结构的建筑，竟然经受住了几千年来的风沙吹打、洪水侵蚀、烈日暴晒、严寒冰冻而一直保存到了今天，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尽管它们已经伤痕累累。第四，埋藏于地下的文物一般也保存较好，特别是其他地方很难保存下来的纸质、木质文书和丝毛织物及泥塑壁画等，出土时质地良好，字迹清晰，色彩绚丽，而一具具的干尸毛发犹存，皮肉贴骨，更是其他地区所少见。这些特点使新疆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别具风格，另有洞天。
新疆古代文化遗存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就时代而言，既有史前时期的，也有历史时期各朝各代的，就具体遗迹遗物而言，更是包罗万象：城址、墓葬、村落、寺院、石窟、矿冶、窑址、作坊、田园、渠道、烽燧、道路以及石器、陶器、骨角器、铜器、铁器、金银器、干果、面食、农作物、文书、碑志、丝织品、衣饰、皮革、毛织物、漆器、画卷、玻璃器、钱币、印信、雕塑品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这些遗迹遗物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们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在：（1）构建、复原或补充新疆的古代历史脉络。新疆的古代历史，已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以勾画出来，但是也有空白和不足，尤其是史前史和历史时期的早期阶段，根本没有或很少有文献记载，而这些空白和不足恰恰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遗迹遗物来弥补和复原。这些遗迹遗物，用考古学的方法一般都可以判断其年代早晚，将它们用年代顺序排列起来，再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一部比较完整的历史画卷就可以呈现出来。而史前史的构建更是要全部借用各种各样的实物资料来完成，新疆目前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的汉代以前的史前历史的框架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代文化遗存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缺了它，历史就不完整、不系统，要了解历史，也必须知道古代文化遗存。（2）真实地反映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古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文献资料有一定的记载，但都是比较抽象的，而古代文化遗存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实物例证，通过它们可以知道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古城可以反映城市生活，寺院、石窟可以反映宗教信仰，村落可以反映社区布局，墓葬可以反映埋葬习俗，田园、作坊可以反映农业和手工业的情况，而像陶器、铜器、铁器、丝毛织物等具体器物则显示了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军事武器及服饰穿戴等情况，文书资料则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如是，古代生活的画面不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吗？因此，古代文化遗存可以说是今人了解古人的最好的窗口。（3）是新疆古代人们聪睿和才智的象征。总体而言，新疆的自然环境条件是恶劣的，夏季炎热，冬季严寒，少雨干旱，风沙不断，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然而也正因此而激发了人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并发挥了因地制宜的创造力和智慧。交河故城的建筑方法是所谓的减地法，即不是从地面往上建而主要是从地面往下挖建，这既适应了该古城位于断崖边上的地理位置，又可节省工料，从地面下取出的土可以用来修建地面上的建筑，而地面下的建筑既可防风沙又可保暖。米兰古灌溉渠道从山口修渠引水，有一条长约8公里的总干渠和七条各长约3—5公里的支渠以及许多条细小的斗渠和毛渠，规模宏大，是水利工程的杰作。很多古城墙、佛塔、烽燧等地面上的建筑都采用一层泥土一层红柳树枝或芦苇的夹筑方法，这既有加固作用，也有抗风沙作用，可能还有适应冷暖变化的作用。这些例证都很好地反映了古代人们的聪慧，而这恰恰是由古代文化遗存所提供的。另外，石窟寺中绚丽的壁画、丝织品的鲜艳色彩和优美图案、彩陶的繁缛花纹等等，无不反映古代人们的才华和艺能。（4）是新疆古代各民族融合团结的写照。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今日如此，古代也一样，许多古代文化遗存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一幕。目前根据古代遗迹遗物已经研究确认的史前时期的几种考古学文化即察吾乎沟口文化、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小河文化等分布在新疆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显然是不同的民族或种群所创造的文化，他们当时就共同生活在新疆的大地上。许多墓葬的人骨经过科学鉴定，既有欧洲人种，也有蒙古人种，同时还有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合型，而在欧洲人种中又有阿凡纳羡沃、安德罗诺沃、前亚、帕米尔—费尔干纳、印度—阿富汗等类型以及这些类型相互间的混合型，甚至在同一座墓葬中就埋有不同的人种类型，他们显然是同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成员。在石窟寺、寺庙和墓葬的壁画中可见有不同民族的形象，在文书和题记中记载有不同民族的成员名称，而在已经发现的古代文献中，除了大量的汉文之外，还有佉卢文、婆罗米文、梵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吐蕃文、回鹘文、阿拉伯文、喀拉汗文等。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他们一起生活，相互融合，共同创造着自己独特的文化。（5）是古代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见证。前文所述，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共同聚居的地区，又是处于“丝绸之路”的中心地段，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聚会、交流和融合势所必然。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断，实际情况如何，尚需各种证据，而新疆古代文化遗存恰恰就是这些证据之一，而且是活生生的实物证据。这里的城址、寺院、佛塔、烽燧等大型建筑中所使用的夯筑技术应是来自于中原，泥土夹筑红柳枝或芦苇的方法是当地的技术，而使用土坯的技术则应是来源于中西亚。石窟寺和寺院中的早期佛教内容来自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晚期佛教内容又加入了中原的因素，而摩尼教、景教等内容则来自于西方。墓葬中发现的欧洲人种从西方来，蒙古人种从东方来，而其混合人种则应是在当地融合而成，使用各种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们则应是来自于四面八方。各种品类的丝织品主要来源于中国内地，但是以纬线起花和联珠纹为特点的波斯锦则来源于西亚。黍米、漆器、圆形铜镜等来自于中原地区，小麦、早期铜铁器、带柄铜镜等则来自于中西亚地区。五铢、开元通宝等铜钱来自于中原王朝，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则来自于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它们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情景：各路不同性质的人马、货物、意识形态等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新疆，有的短暂休整后继续沿此路东来或西往，有的则留驻当地生根发芽或与当地同化和融合，而这恐怕就是新疆各民族灿烂文化的摇篮。
新疆的古代文化遗存是宝贵的，当然应该进行很好的保护，但是在20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它们并未受到应有的呵护。只有到了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各级政府的逐渐重视，保护工作才提到了议事日程并逐年加强，直到今天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各地方都已建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所有的文化古迹基本上都树立了保护标志并建立了档案资料，确定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保护单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维修和加固，例如交河故城、高昌古城、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等，都已是今非昔比，可谓成绩大焉。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仍然有破坏存在。这种破坏来自于两个方面，即自然破坏和人为破坏。自然破坏就是许多文化遗存都直接暴露在荒漠之中，常年遭受着风吹日晒，犹如慢性自杀，然而要对它们实施保护，却有着极大的困难，这是新疆文物保护工作的一大难题。不过比起人为破坏来，自然破坏就有点儿“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数千年来自然破坏再厉害，它们基本上依然存留在地面之上或地下，并未完全消失掉，而人为破坏则要厉害和恶劣得多。所谓人为破坏就是人力的有意或无意的损坏，比如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挖取古城和墓葬中的积土去肥田，“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破四旧”，砸毁一切文物古迹。这种人为的破坏不仅毁坏文化遗存的原有面貌，而且会使它们彻底从地面上消失掉，新疆的有些古城和墓葬的封堆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令人惋惜。更为严重的是，近些年来出现了盗掘墓葬的风潮，一些很有价值的古墓惨遭破坏，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在大力开展文化遗存保护工作的同时，还必须严厉打击破坏文化古迹的行为。
对古代文化遗存进行保护的目的，就是要使其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但是仅仅保存下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它们进行研究才是。因为只有对它们进行研究以后，才能知道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引起和提高人们对它们的重视和爱护并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否则，只作为一个简单的意义不明的古代遗留物，是会被人们忘记的。对古代文化遗存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对现存的外观部分的初步考察研究，例如古城的大小和城墙的高低结构、寺院的范围和大体布局、石窟寺的洞室结构和壁画、墓葬封土的外观形状等以及对它们的年代和价值的初步判断，这些研究一般都是用考古调查的方法实施的。第二个步骤是对地面上看不见或埋藏于地下的更深层次的、内涵更广泛的遗址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例如古城和寺院内部的具体建筑布局和结构、墓葬内容等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这种研究一般是要用考古发掘的方法并将其发掘资料详细整理研究来完成的。新疆古代文化遗存的研究，就目前而言，可以说第一步骤的初步研究大体上已经完成，各种已知的现存地面上的遗迹基本上都有了一定的调查资料，有的还相当丰富，这就使得新疆古代文化遗存的总体面貌是比较清楚的。当然也有不足，例如历史上最重要和最有名的汉代“西域都护府”的所在地乌垒城至今还无踪影。第二步骤的深入研究却不够令人满意，这主要表现在已经发掘的绝大部分遗存都是墓葬，而其他比较大型的建筑遗存却少有涉及，况且已发掘的相当一部分墓葬的资料没有全部整理发表，这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新疆古代文化遗存的更深入一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新疆地区的古城、寺院、石窟寺等遗存的发掘清理基本上还限于一百年前的外国探险者和五十年前的我国学者黄文弼先生的少量工作，近五十年来却很少进行，正因为如此，许多古城和寺院的内涵结构是不清楚的，像有名的高昌古城有几座城门、皇宫在哪里、道路如何等都不知道，其他遗存更是如此。不过所幸的是，这种情况在近期开始有所改变，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的交河故城清理发掘初步显露了城内的道路、官署区、居民区、寺院区、城门等情况，中国和日本国合作对尼雅遗址进行的调查和清理发掘大体上廓清了整个聚落的布局情况，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用真正考古学方法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的考察研究基本上阐明了不同时期的洞窟形制、塑绘和壁画内容特点等，这无疑为今后更加深入地研究新疆古代文化遗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反证了只有对古代文化遗存进行考古发掘才能尽显其深邃内涵。
新疆的古代文化遗存是丰富的、宝贵的，保护的任务是艰巨的，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随着目前已经开始的跨国“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进展和最终成功，新疆的古代文化遗存将会更加灿烂和辉煌。
（本文原为《新疆：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 2007年第1期，由于编辑先生对原文的题目和内容均做了一定的改动，笔者以为欠妥，故这里仍以原文的题目和内容辑录，以存原貌）
1 此处的所谓四道包括了从莎车分歧的两条路线，其实，莎车是南道上的一个终点，由它分出的两条路线是南道的终结路线，所以该四道之谓实际上仍是二道。
2 《史记·李斯传》载李斯上书中言“昆山之玉”是数宝之一；同书《赵世家》记苏厉书信中称“昆山之玉”是三宝之一。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4 《史记·大宛列传》。
5 《史记·大宛列传》。
6 《汉书·西域传》“渠犁国”条。
7 《后汉书·班超传》。
8 慧皎：《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
9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10 《南齐书·芮芮虏传》。
11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12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于阗”条。
13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四“拂林国”条。
14 《宋史·外国传》六“于阗”条。
15 《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五十、五十二、五十六章，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4年版。
16 《元史·本纪》八。
17 《元史·本纪》十四。
18 〔波斯〕火者·盖耶速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7页。
19 《明史·西域传》二“安定卫”条。
20 丁谦：《汉时西域南道久塞复通考》，载《浙江图书馆丛书》初集。
21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0期，第1—8页；吴礽骧：《玉门关与玉门关侯》，《文物》1981年第10期，第9—13页。
22 王国维曾经根据有名的“李柏文书”的出土而将海头遗址定为LA亦即楼兰古城 （见《流沙坠简序》，载《观堂集林》卷第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9—834页），但后经日本学者的研究，“李柏文书”的出土地是在LK遗址，因此，海头应即LK遗址 （参见〔日〕长泽和俊：《楼兰王国》，日本角川书店1963年日文版，第35—38页）。
23 王国维：《敦煌汉简跋十四》，载《观堂集林》卷第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2—863页。
24 楼兰古城出土的木简文书年代最晚者为建兴十八年，即公元330年，大约从此以后，该城即逐渐沦亡。
25 〔英〕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1936年版 ，第116—117页。
26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第42页。
27 向达：《两关杂考》，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74页。
28 慧皎：《高僧传》卷三《智猛传》。
29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于阗”条。
30 《史记·大宛传》。
31 《后汉书·班勇传》。
32 法显：《佛国记》。
33 《魏书·西域传》“鄯善国”条。
34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
35 《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五十六、五十七章。
36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五。
37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38 《魏书·吐谷浑传》。
39 慧皎：《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
40 《旧唐书·西戎传》“吐谷浑”条。
41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四“拂林国”条。
42 《明史·西域传》二“安定卫”条。
43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
44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46页。
45 法显：《佛国记》。
46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47 关于法显和宋云所经行的这段路线，特别是对于摩国、钵盂国、竭叉国的地望考证，海内外学者聚讼纷繁，恕不评述。
48 《新疆图志·道路志》四。
49 慧皎：《高僧传》卷三《智猛传》。
50 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51 慧皎：《高僧传》卷三《昙无竭传》。
52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53 〔日〕白鸟库居：《西域史的新研究》，王古鲁译，载《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93页。
54 道宣：《续高僧傅》卷三《达摩笈多传》。
55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56 园照：《悟空入竺记》。
57 《旧唐书·高仙芝传》。
58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59 《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四十六、四十九章。
60 《鄂本笃之来中国》，张星烺译，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0页。鄂本笃所行此段路线中的几个地名不易确考，张氏译Hjarchan为鸭儿看，从而认为鄂本笃是从塔什库尔干至莎车之路，但从下文“鸭儿看为喀什噶尔国之都城，商贾如鲫，百货交流，屹然为是方著名商场……商队至所……须重组队伍”来看，似不尽然。一则鸭儿看为喀什噶尔都城之说未见史籍，二则此都城的繁荣情况与马可·波罗所记的“可失合儿本城……居民为工匠商贾，有甚美之园林，有葡萄园，大产业，出产棉花甚饶，有不少商人由此地出发，经行世界贸易商货”（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五十章） 的情况基本一致。因此，Hjarchan应为今之喀什比较合适。如是，鄂本笃所行路线是从塔什库尔干而至喀什。
61 慧皎：《高僧传》卷三《智猛传》。
62 慧皎：《高僧传》卷三《昙无竭传》。
63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64 〔英〕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7页。
65 法显：《佛国记》。
66 关于陀历、乌苌及下文涉及的宋云、玄奘、慧超等人所经国名今地之考证，诸说纷繁，莫衷一是，本文不便备引详评，仅略申己见。
67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68 《魏书·西域传》“
哒国”条。
69 慧皎：《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
70 道宣：《续高僧傅》卷三《达摩笈多传》。
71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72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73 园照：《悟空入竺记》。
74 《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四十九章。
75 《鄂本笃之来中国》，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419—420页。
76 〔英〕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7—34页。
77 桢中、莎车、竭石、渠沙、西夜、依耐、蒲犁、亿若等都是南道诸国，可是《魏略》却将它们记在了中道上，这是因为疏勒被认为是中道之国 （实际上，疏勒是南道和中道的交汇点），而它在当时是一个强盛大国，这些小国统归其管辖，故有如是之言。
78 陈戈：《略论新疆的彩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77—103页。
79 《史记·大宛传》。
80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傅介子”条。
81 《后汉书·班超传》。
82 《晋书·吕光载记》。
83 《魏书·西域传》“焉耆国”、“龟兹国”条。
84 慧皎：《高僧传》卷三《昙无竭传》。
85 道宣：《续高僧传》卷三《达摩笈多传》。
86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87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88 《元史·耶律希亮传》。
89 《赖麦锡记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之谈话》，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页。
90 《鄂本笃之来中国》，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428—434页。
91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92页。
92 《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条；参见陈戈：《新疆米兰古灌溉渠道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第91—102页。
93 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观堂集林》卷第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5—830页。
94 《史记·大宛列传》。
95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傅介子”条。
96 《旧唐书·西戎传》“焉耆国”条：“贞观六年，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97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载《浙江图书馆丛书》初集。
98 冯承钧：《高昌事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2页。
99 《汉书·西域传》。
100 《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条。
101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89、196页。
102 〔英〕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11—115、194—195页；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10页。
103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95页。
104 王国维：《敦煌汉简跋十四》，载《观堂集林》卷第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2—863页。
105 《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条。
106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7—500页。
107 陈戈：《略论新疆的彩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77—103页。
108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109 《旧唐书·姜行本传》。
110 《旧唐书·西戎传》“高昌国”条。
111 《宋史·外国传》六“高昌国”条。
112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
113 陈诚：《西域行程记》。
114 道宣：《续高僧传》卷三《达摩笈多传》。
115 〔波斯〕火者·盖耶速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106页。
116 《赖麦锡记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之谈话》，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60页。
117 《鄂本笃之来中国》，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433页。
118 《汉书·陈汤传》。
119 李遇春：《新疆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第482—483页。
120 〔波斯〕火者·盖耶速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137页。
121 《赖麦锡记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之谈话》，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60—361页。
122 〔英〕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05—209页。
123 陈戈：《略论新疆的彩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77—103页。
124 《元史·耶律希亮传》。
125 〔亚美尼亚〕乞剌可思·刚札克赛：《海屯行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8页。
126 唐轮台之今地所在众说不一，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似应为今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古城。参见陈戈：《唐轮台在哪里》，《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第44—51页。
127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128 岑仲勉：《阿里马城》，载《中外史地考证》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9—606页；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第555—561页。
129 新疆博物馆：《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出土的元青花瓷等文物》，《文物》1979年第8期，第26—29页。
130 《明史·西域传》四“别失八里”条。
131 丁谦：《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载《浙江图书馆丛书》初集。
132 《后汉书·西域传》。
133 向达：《两关杂考》，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83—388页。
134 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60—665页。
135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136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
137 岑仲勉：《从嘉峪关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载《中外史地考证》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73页。
138 道宣：《续高僧传》卷三《达摩笈多传》。
139 《隋书·薛世雄传》。
140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141 〔波斯〕火者·盖耶速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107页。
142 《赖麦锡记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之谈话》，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60页。
143 《鄂本笃之来中国》，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434页。
144 陈诚：《西域行程记》。
145 《后汉书·窦固传》。
146 《后汉书·西域传》。
147 《后汉书·耿秉传》。
148 该碑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其文曰：“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竟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
149 该碑1957年发现，碑文有“惟汉永元三年……任尚”等字。参见李遇春：《新疆巴里坤县新发现东汉任尚碑的初步考证》，《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第98—99页。
150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记云：“‘焕彩沟’三字立石路侧，理藩院笔帖式正书填以朱。其石亦汉碑，石之阴隶书四行，首行曰‘惟汉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下缺），二行曰‘臣云中沙南侯’，余皆不可辨识”。“焕彩沟”三字至今仍存朱色，历历在目。
151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
152 岑仲勉：《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载《中外史地考证》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55页。
153 岑仲勉：《历代西疆路程简疏》，载《中外史地考证》下册，第689页。
154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
155 岑仲勉：《鞠氏高昌补说》，载《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3—164页。
156 冯承钧：《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7页。
157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
158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
159 丁谦：《后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载《浙江图书馆丛书》初集。
160 冯承钧：《高昌事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50页。
161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第497—500页。
162 由敦煌玉门关经楼兰至吐鲁番的旧道之沿途供给既由楼兰国承担，也由车师前国负担，“楼兰、姑师当道苦之”即是证明，姑师即车师前国。特别是元凤四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另立尉屠耆，改楼兰为鄯善，将国都由楼兰古城迁往今之若羌以后，这条路线的供应更是主要依靠车师前国来负担。
163 王国维和岑仲勉认为唐弓月城即元阿力马里城，见王著：《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载《蒙古史料四种》；岑文：《弓月之今地及其语原》，载《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0页。孟凡人指其非，见其文：《弓月城和阿力麻里城方位考》，《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129—135页。
164 陈诚：《西域行程记》。陈诚西使记只详记了南路的行程，而未记北路行程，但从南路的路线看，北路人马当是由吐鲁番向西北沿天山北麓西进，至精河后向西南至伊犁而与南路人马相会。
165 〔亚美尼亚〕乞剌可思·刚扎克赛：《海屯行记》，第16—17页。
166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167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
168 耶律楚材：《西游录》。
169 刘郁：《西使记》。
170 《西使记》言海在孛罗城之北，而今赛里木湖却在博乐城之南，方位不合。张星烺认为此海必指亚拉湖（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第162页），但亚拉湖在博乐之北一百多公里，与从海“西南行二十里，有关……出关，至阿里麻里城”更不相合。从整个地理形势看，此海应为赛里木湖，《西使记》“城北有海”之“北” 字当为“南”字之误。
171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第70—82页。
172 陈诚：《西域行程记》。
173 〔亚美尼亚〕乞剌可思·刚扎克赛：《海屯行记》，第17—18页。
174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175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
176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第107页。
177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第70—82页。
178 耶律楚材：《西游录》。
179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180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181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
182 〔亚美尼亚〕乞剌可思·刚扎克赛：《海屯行记》，第14页。
183 《元史·本纪一》；《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续集卷一。
184 刘郁：《西使记》。
185 《元史·郭德海传》。
186 《新疆图志·道路志》二。
187 《新疆图志·道路志》一，并参见宣统元年《新疆全省舆地图》图一。
188 《魏书·吐谷浑传》。
189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9页。
190 法显：《佛国记》。
191 慧皎：《高僧传》卷三《智猛传》。
192 慧皎：《高僧传》卷三《昙无竭传》。
193 《魏书·沮渠蒙逊传》。
194 法显：《佛国记》。
195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196 慧皎：《高僧传》卷三《智猛传》；《宋史·外国传》六“天竺”条。
197 〔瑞典〕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上，孙仲宽译，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1933年版，第167—169页；〔英〕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00页。
198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
199 园照：《悟空入竺记》。
200 〔日〕上原芳太郎：《新西域记》路线图，有光社1937年日文版；〔英〕斯坦因：《塞林的亚》第3卷第32章，牛津1921年英文版。
201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42—46页。
202 参见〔日〕藤枝晃：《长行马》，《墨美》日文版1956年第11期；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第29—38页。
203 《宋史·外国传》六“高昌国”条。
204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
205 岑仲勉：《处月处密所在部地考》，载《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7页。
206 这些文书是1976年笔者清理烽燧遗址时发现的，原件现存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173页；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第18—22页。
208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2页。
209 〔波斯〕火者·盖耶速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105—106页。
210 陈诚：《西域行程记》。
211 〔法〕E.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169页。
212 关于这块石刻的著录颇多，可参见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文物集刊》1980年第2期，第45—58页。
2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第8—29页。
214 《汉书·陈汤传》。
215 乌孙赤谷城之位置众说不一，无有定论，笔者认为赤谷城或与唐时之碎叶城相去不远。
216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
217 杜环：《经行记笺注》，张一纯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34页。
218 《旧唐书·回纥传》。
219 《宋史·外国传》六“高昌国”条。
220 〔英〕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78—179页。
221 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载《蒙古史料四种》。
222 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107—122页。
223 〔瑞典〕F.贝格曼：《新疆考古记》第一部“新疆史前考古发现”，王安洪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1—39页；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二篇第一章 “石器遗址” ，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第91—96页；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第三章中的“新疆之史前考古”，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第186—199页。
224 陈戈：《新疆史前文化研究评述》，《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16日和1月23日第三版；陈戈： 《新疆史前文化》，《西北民族研究》 1994年第2期，第102—111页和1995年第1期，第39—51页。
2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区测大队联合考察队：《塔什库尔干县吉日尕勒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2—3页。
226 黄慰文、欧阳志山、瑞迪克、梅丽莎、雷加强：《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新发现的石器》，《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4期，第294—301页。
22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第一章“四号台地旧石器地点”，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228 〔法〕P.德日进、杨钟健：《蒙古、新疆和西部中国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或旧石器）》，《中国地质学报》1932年第12卷第1期，第92—94页（英文版）；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第133—151页。
2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第1—84页。
230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二篇第一章“石器遗址”，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第91—96页。
231 王博、覃大海、迟文杰：《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两处细石器遗址》，《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第1—7页。
232 王永焱：《西北史前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卷第10期，第155—166页；吴震：《关于新疆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探讨》，《新疆日报》1962年3月3日第三版和《光明日报》1962年3月28日第四版。
23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183页。
234 陈戈：《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年第4期，第343—351页；陈戈：《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考古》1990年第4期，第366—374页。
235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第15—59页；邢开鼎：《新疆细石器初探》，《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第60—71页。
2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169—183页；羊毅勇：《新疆的铜石并用文化》，《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39—45页。
237 陈戈：《关于新疆远古文化的几个问题》，《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27—38页；《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年第4期，第343—351页；《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考古》1990年第4期，第366—374页。
238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1993年第一卷，第447—489页；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第70—77页。
239 陈戈：《关于如何认识和界定新疆青铜时代文化的讨论》，《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1日第三版。
240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117—128页。
24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第399—407页；张平、王博：《和硕县新塔拉和曲惠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第16—19页。
242 资料尚未全面整理公布，简要介绍见常喜恩：《巴里坤南湾墓地66号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4页；贺新：《新疆巴里坤南湾M95号墓》，《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第7—8页；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193页。
243 资料未整理公布，简要介绍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169—183页；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中亚学刊》第四辑，第5—72页。
244 资料尚未全面整理公布，简要介绍见常喜恩：《哈密市雅满苏矿、林场办事处古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 ，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275页；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第172— 193页。
245 资料尚未整理公布，简要介绍见李肖：《塔城市卫生学校古墓群及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329页。
24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石河子市博物馆：《石河子市古墓》，《新疆文物》1994年第4期，第12—19页。
247 陈戈：《新疆察吾乎沟口文化略论》，《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第42—50页；陈戈：《再论察吾乎沟口文化》，《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18—27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248 陈戈：《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第30—39页。
249 陈戈：《略论焉不拉克文化》，《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第81—96页；《焉不拉克文化补说》，《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第48—52页。
250 陈戈：《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171页。
251 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2000年第二辑，第1—35页 。
252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1993年第一卷，第447—489页；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第70—77页；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第172—193页。
253 陈戈：《关于如何认识和界定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讨论》，《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8日第三版；水涛：《对新疆早期文化定性问题的基本认识》，《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第三版；陈戈：《关于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再讨论》，《中国文物报》1998年10月21日第三版。
254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第1—22页；侯灿：《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文物》1988年第7期，第40—55页；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7—86页；林梅村：《沙海古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255 黄盛璋：《楼兰始都争论症结解难与LA城为西汉楼兰城新论证》，《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61—75页和第2期，第72—89页。
256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第23—39页。
257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编著：《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报告》第一、二卷，日本株式会社1996年版和1999年版；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6—89页；林梅村；《沙海古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25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文物》1994年第10期，第19—30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第4—16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1年第1、2期合刊，第3—46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年的发掘》，《新疆文物》2001年第3、4期合刊，第23—46页。
259 新疆博物馆、巴州文管所、且末县文管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第1—53页。
26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新疆山普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0期，第882—889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文化馆：《和静县察吾乎沟三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第1—19页。
262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第三至七章，第75—199页；解耀华主编：《交河故城保护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63 黄文弼：《高昌陶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行1933年版；黄文弼：《高昌砖集》，中国科学院印行1951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第二章，第15—74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64 阎文儒：《吐鲁番的高昌古城》，《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第28—31页；侯灿：《高昌古城址》，《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第1—11页；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
265 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多次的发掘简报见于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124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 第577—609页；《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葬专辑）；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全十册），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版。
2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第165—175页。
2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268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30页；《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71—93页。
26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库车县文管所：《库车昭怙厘西大寺塔葬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第10—12页。
270 北京大学考古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著：《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