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自从一个半世纪之前亚伯拉罕·林肯去世至今，他就为我们美国人观察自身提供了一面棱镜。作为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神话的偶像——自我造就者、边疆英雄、奴隶的解放者——他在我们的历史想象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林肯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完美的道德化身和精明的政治人物，一个终生反对奴隶制的人以及顽固的种族主义者。所有政治家——从保守派到共产主义者，从民权活动家到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几乎每一个新教教派的成员以及不信教者，都宣称他是自己的人。早在1870年，《纪念林肯的参考书目》所列的书籍、悼词、布道辞和非正式出版物就达到了175页。1今天，有关林肯的文献已达数千种著作。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心理、婚姻、律师生涯、政治实践、写作风格、种族态度，以及他的每一个主要演讲，都已得到了详细的研究。甚至还有关于林肯的神话和恶作剧的著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发现很容易理解林肯。我们认为我们了解他，因为在观察林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发现了我们自己。因此，他似乎永远都是很重要的；他一直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而且，林肯时代的问题，诸如奴隶制的持久遗产、总统领导的性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美国人的国籍和公民资格的界定等，在今天无疑仍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一样紧迫。然而，在他自己的时代，人们发现林肯在很多方面都是神秘莫测的。他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而且极为孤僻的人，很少向人吐露内心深处的想法，甚至对亲近的朋友也是如此。戴维·戴维斯非常了解林肯，他称林肯是“我曾见过和所能见过的最沉默寡言和守口如瓶的人”。林肯可能爱好社交并且开朗外向，但他不向别人袒露自己。“没有人能通过与总统的任何谈话（而且他非常擅长谈话）可以说出他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仅仅是想提炼一些他的思想都做不到”，一位内战期间经常与林肯交谈的政府雇员写道。2
在公共问题上，林肯会做笔记和写下个人的思考，但他不写日记，也很少写私人书信。林肯所参与的法律案件记录最近已提供电子版，但《亚伯拉罕·林肯全集》仅有8卷以及2本很薄的附录，而且其内容主要是林肯的演讲和战时指令。相比之下，《托马斯·杰斐逊文集》迄今已有40卷，而且其内容才整理到杰斐逊担任总统的第一年。为了填补这种历史记录的空白，许多作家都利用别人写作的有关林肯谈话的回忆录，但这些回忆是在谈话后很久才写的，因此它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当然，林肯一旦去世，这种回忆就通过神化他为伟大的解放者而渐渐传开。由于这种原因，在本书各章中，我在引用其他人回忆的林肯谈话时，倾向于选择那些只有在谈话当时被记录的谈话。稍晚的回忆录也是以这种方式明确辨别的。3
在某种程度上，私人林肯永远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若要考察他的思想，我们必须依据他的行动以及公开信件和演说。幸运的是，在所有总统中，林肯驾驭英语语言的能力不仅只有杰斐逊可与之相媲美，而且他还是一位深思熟虑、一丝不苟的作家，他在遣词造句时极其谨慎。4与所有的政治家一样，他发表的言论是出于战略原因。而且，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不过，在他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他的公开演说都反映了一种我们可以据而信之的连续性。
本书主要考察林肯关于奴隶制的思想和政策的演变过程，涉及时段为：从他的早年生活到1830年代在伊利诺伊州议会的生涯、1840年代在国会内的任期、1850年代作为新生的共和党领袖的崛起，以及他在内战期间的总统任期等。写作本书的目的，远非只是平添一部新的传记。已经有难以数计从简写到多卷本的著作对林肯生活的年表进行了考察，因此没有必要再次讲述这一故事。（那些希望主要了解关于林肯、奴隶制和奴隶解放的历史年表的人可以在本书最后找到。）林肯生涯的许多方面，包括他的婚姻、法律实践和他内战期间负责的军事行动，都不在本书写作范围之内，除非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阐明他与奴隶制的关系。但以下各章又不仅仅是一部传记，因为我的目标是将林肯置于查尔斯·萨姆纳——美国参议院中最直言不讳地反对奴隶制的人——所说的“反奴隶制事业”之中。这场社会和政治运动包括各种各样的观念和实践。在其中的一个极端，它包括在政党体制之外工作的废奴主义者，这些人主张立即废除奴隶制，并将那些解放的奴隶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融入美国。它还包括那些被萨姆纳称为坚持“严格解释宪法的人”，5他们的措施包括阻止奴隶制向西部扩张，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计划以向奴隶主进行金钱补偿的方式渐进解放奴隶，和将被解放的奴隶移出美国去“殖民海外”。在不同的时代，林肯在这一运动的光谱上占有不同的位置。
近期关于林肯的研究大都是自我指涉性的（self-referential）；这种研究主要是根据贯穿于林肯一生永恒不变的性格、心理、法律训练和政治哲学来解释林肯的思想和行动。我的目的是把林肯放回到他自己的历史情境中去，从林肯在其成年时代遇到的更广泛的反奴隶制运动和美国遭遇的史无前例的危机的背景下，来追溯他的思想演变。当然，本书所讨论的事件和决策在许多关于林肯的传记和内战史书中都出现过。但我相信，将研究集中于关注林肯和奴隶制的政治学——这里指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并不仅指选举活动和担任公职，而是指在广大的公共领域对舆论的塑造——可以从新的角度阐释他的生活和时代。鉴于研究林肯的文献规模，本书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已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我通常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而不卷入与其他历史学家的辩论，否则将导致一个更长而且极其枯燥的叙述。
和其他总统一样，林肯必须与国会打交道，因为国会议员认为他们在塑造公共政策上发挥着作用。作为一名在担任总统前和总统任期内都精明老练的政党领袖，他必须对所有种类的政治观点都保持敏感。然而，我对林肯与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的复杂关系尤其感兴趣，前者努力唤醒这个国家直面奴隶制问题的道德必要性，后者则代表了美国政治体制里的废奴主义倾向。林肯通常被描述为极为谨慎和实用主义的楷模，而其他奴隶制的批评者则被丢在一边，被讽刺为自以为是的狂热者，没有任何实际政治感。6我认为这种描述误解了民主社会中的政治运作方式。
林肯是强烈反对奴隶制的，但他不是废奴主义者或激进共和党人，而且从不自称是这样的人。他在他的两个角色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一方面他不断重申“任何地方的所有人都应当是自由的”7这个个人愿望，另一方面，他担任州立法者、国会议员和总统等公职的法律和宪政体制又承认南部对奴隶的财产拥有权。即使在发布《解放奴隶宣言》之后，他仍宣称他更倾向于渐进废除奴隶制。尽管他的种族观在内战期间改变了，但他从未成为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温德尔·菲利普斯那样的废奴主义者，也未成为像查尔斯·萨姆纳那样的激进共和党人一样原则性很强的平等主义者。
在把林肯置于宽广的反奴隶制思想光谱上时，我对他的著作和演讲给予了极大关注，这些著作和演讲不仅阐述了他说了什么，也阐述了他没有说什么。比如，与激进派不同，林肯很少谈及奴隶制在肉体上的残酷性。与共和党内的保守派不同的是，他从道德以及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直率地谴责奴隶制。林肯始终致力于在反奴隶制的公众中达成对反奴隶制情感的共同底线。但林肯非常清楚废奴主义者在制造敌视奴隶制的公众情绪方面的重要性。尽管他们在目标和策略上有许多差异，但他逐渐视自己为与废奴主义者一起共同从事反奴隶制事业的人。
近期许多学者认为，林肯是在北部既有公共舆论最狭窄的范围内采取行动的。然而，公共舆论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开明的政治领导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以及日常经历（比如奴隶逃向联邦境内或者联邦士兵与奴隶制的邂逅）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变公共辩论的性质，而且，这样做的时候，还可以改变什么是事实上可行的舆论的界限。正如《芝加哥论坛报》在内战末期所指出的那样，在危机时刻，曾经“显然不切实际的激进主义”信念突然变成了“切实的政治才能”。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的那篇著名文章《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为政治家的天命的社会效用做了辩护，并确定了成功所必备的三种潜质：为一项事业献身；责任感；以及判断力，或对人们行动后果的敏感性。这些标准可以有效地界定林肯自身作为政治家的潜质。不过，韦伯在文章结尾总结时注意到了政治行动和道德煽动之间的共生关系。他写道：“在这个世界上，若非人们再接再厉地追求不可能的事，那些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8
在本书中，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不是因为林肯是一位废奴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的煽动有助于建立像林肯那样的政治家活动的环境。在1850年代和内战期间的许多问题上——为阻止奴隶制的扩张而使北部政治团结的必要性；脱离联邦危机期间反对在奴隶制扩张问题上进行妥协；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解放；在宪法赋予的战争权之下进行的普遍奴隶解放；武装黑人士兵；修改宪法以废除奴隶制；将选举权至少扩大给一部分黑人等——林肯逐渐在首先由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提出的问题上占据了位置。
在进入研究林肯关于奴隶制和种族的观念与政策这一主题时，我们应该首先记住，林肯伟大的标志是他的成长能力。通过引用一条语录、演说或书信来判断真实的或典型的林肯是毫无益处的。与林肯早年的生活相比，在他死亡之际，奴隶制和美国社会中黑人的地位问题占据非常不同的位置。诚然，关于林肯的“成长”的思想本身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最近，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目前对林肯的“一致看法”就是，他是一个“似乎从不停止成长”的人。9这种观点要比把林肯视为生来就持笔准备签署《解放奴隶宣言》，或者入主白宫之时就有废除奴隶制的坚定决心并等待北部的公众追赶上他的观点更为可取。（这种观点比另一种认识路径也要更为可取，即认为林肯是没有自己深刻信念的人，他不断变化的政策和观点全都是受到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的推动。）问题在于，我们常常太倾向于向后看地阅读林肯的成长，将之视为一个沿着顺畅的轨迹通往预定目标的过程。这使学者们忽视或轻视令他们感到不爽的林肯的某些信念——如他长期怀有的将黑人殖民海外的思想——而集中关注那些在林肯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中最值得赞赏的部分，尤其是他对奴隶制的极度憎恶。但我认为，有价值的研究是向前看地、按照历史展开的方式——这个过程伴随着歧路甚至回头路，而且总是无法预见未来——来考察林肯的成长。
林肯的大部分生涯都可以有益地被视为是在寻求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调和，他试图在既有的政治和宪政体制中——这个体制似乎为走向有效废奴道路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寻求一种可行的反对奴隶制行动的模式。在他的大部分生涯里，林肯并不知道如何根除美国的奴隶制，尽管他多次宣称他希望看到奴隶制的终结。但是，在这方面，他与同时代的几乎每一个其他反对奴隶制的美国人没有什么区别。内战前没有人预料到战争的爆发，也没有人预料到林肯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奴隶们的解放这一“令人惊骇的”战争结果。迟至1858年，强烈支持激进反对奴隶制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断然声称“任何活着的人”都不能看到美国奴隶制的死亡。10
我非常钦佩林肯。但是，简单地把他神化为“后人应当追随的伟大楷模”，11或者认为学者的任务就是反对林肯的批评者来为林肯辩护，这在过去和现在对于林肯及其影响都是适得其反的。如果林肯成就了伟大，那是他成长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成长的能力；有些人，如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在面对危机时似乎在退缩，而不是成长。但是，达到随机应变之能力不仅需要一种内心准则，还需要乐于倾听批评，寻找新的方法。林肯的生涯是一个推进道德和政治教育、深化反奴隶制信念的历程。他从伊利诺伊州中部的一名地方政治家做起，成为名满全州的公众人物，并最终成为一名全国性的、至少是北部的政治家。他的经历随着人生舞台的扩大而丰富。他进而接触新的人物、新的思想以及一个完全史无前例的处境，并有能力充分利用遇到的这些人和形势。他必须考虑那些之前他几乎从没有接触过的群体的行动。在这些群体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奴隶本人，他们抓住内战带来的机会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并压倒性地否定了林肯认为大部分奴隶会同意移居到其他国家的观点。他们的行动迫使奴隶制和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未来地位问题被提上战时议程。
因此，我的目标是全面考察林肯，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他的深刻洞察力和错误判断。我想展现一个行动中的林肯，通过将其放入奴隶制和奴隶解放这一段我们国家最关键的历史，来追寻他的思想和信念、他的政治能力和策略的演变。
1. Andrew Boyd, A Memorial Lincoln Bibliography （Albany, 1870）.
2. Richard N. Current, The Lincoln Nobody Knows （New York, 1958）, 12; T. J. Barnett to Samuel L. M. Barlow, June 6, 1863, Samuel L. M. Barlow Papers, HL.
3. 关于使用与林肯相关的“回忆性言论”的风险，见Don E. Fehrenbacher and Virginia Fehrenbacher, eds., Recollected Words of Abraham Lincoln （Stanford, 1996）; and Don E. Fehrenbacher, “The Words of Lincoln,” in John L. Thomas, ed.,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mherst, Mass., 1986）, 31—49.
4. See Douglas L. Wilson, Lincoln's Sword: The Presidency and the Power of Words （New York, 2006）.
5. The Works of Charles Sumner （15 vols.; 1870—1883）, 4: 10—11.
6. 比如，参见William Lee Miller, Lincoln's Virtues: An Ethical Biography （New York, 2002）, 151, 181, 192, 228; Joseph R. Fornieri, “Lincoln an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imation: A Model of Prudent Leadership,” in Ethan Fishman, ed., Tempered Strength: Studies in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Prudential Leadership （Lanham, Md., 2002）, 127—132; Jean Bethke Elshtain, “Forward,” in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seph R. Fornieri, eds., Lincoln's American Dream （Washington D. C., 2005）, ix; Allen C. Guelzo, “Lincoln and the Abolitionists,” Wilson Quarterly, 24 （Autumn 2000）, 66—69。最近，对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反驳是James Oakes, The Radical and the Politician: Frederick Douglass,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Triumph of Antislavery Politics （New York, 2007）。
7. CW, 5: 318, 389.
8. Miller, Lincoln's Virtues, 105; Chicago Tribune, April 12, 1865;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eds., Max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1994）, 352—359, 369.
9. Matthew Pinsker, “Lincoln Theme 2.0,” JAH, 96 （September 2009）, 432—433.
10. Chicago Daily Tribune, May 15, 1858.
11. “Introduction,” in Joseph R. Fornieri and Sara V. Gabbard, eds., Lincoln's America, 1809—1865 （Carbondale, Ill., 2008）,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