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肯并未立即提高反对道格拉斯议案的声音。当“反内布拉斯加”会议在1854年初的几个月里在北部涌现时，他仍保持沉默。但是林肯并不是无所作为。他向斯普林菲尔德的辉格党报纸《伊利诺伊新闻报》（Illinois State Journal）写作匿名社论谴责道格拉斯的政策。根据一位民主党记者在初秋时的记述，林肯“在州图书馆中查找了好几周的资料”。在那里，他查询了建国者关于奴隶制的论述、之前的国会辩论、道格拉斯本人的演讲，甚至还有人口普查表。8月中旬，他开始公开演讲。零散的报纸新闻报道说，他敦促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人联合起来废除《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同时坚持尊重宪法对奴隶制所保证的权利。他很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发表了几乎同样的演讲。但是，直到他在皮奥里亚发表这个演讲，林肯自己提供的完整文本才出现在媒体上。这是他所发表过的最长的演讲，有17000字。为了完整地出版这份演讲，《伊利诺伊新闻报》连续七期的大量版面都给了它。⁵

林肯终于找到了一个与他的智识天赋和政治雄心相配的问题。皮奥里亚演说完全忽略了经济问题，这个问题直到1854年都在主导他的生涯。它没有谈到扰乱政治形势的任何其他问题，如禁酒、移民和反天主教等。相反，林肯提出了一个对奴隶制问题的历史旷日持久的检视，以及一系列关于如何思考美国生活中的奴隶制地位的反思。他的基本论点很明确：道格拉斯的议案严重违背了建国之父的原始意图，他们力图限制奴隶制的传播，并希望看到它最终灭亡。在《独立宣言》中，建国之父已经建立了一套关于平等和自由的准则，这些准则界定了美国试验的本质，而奴隶制与之根本相悖。宪法含有保护奴隶制的不可避免的妥协，因此北部必须尊重那些已经存在奴隶制度的奴隶主的权利。但是，这样的义务不适用于联邦领地。林肯强调，他决心在“现存的奴隶制度和奴隶制的扩张”之间保持一个铁甲般的“区别”。但是，在他演讲中的几个问题上，他毫无瑕疵地从关于奴隶制的扩张的正误转到了奴隶制本身的正误上。他的语言和他的论证逻辑不可避免地提出了美国奴隶制的未来问题。

林肯宣称，道格拉斯希望看到奴隶制扩张的愿望，这违背了美利坚国家性的核心原则和致命地危害了美国的世界历史使命：

但是我必须认为，这种嘴里说对扩大奴隶制无所谓，实际上一心想扩大奴隶制的做法，不能不使我痛恨。我痛恨它，是因为奴隶制本身极不公正。我憎恨它，是因为它使我们的共和国范例失去了在世界上的正当影响，使自由制度的敌人似乎有理由嘲笑我们是伪君子，使自由的真正朋友怀疑我们的真诚，尤其是因为它迫使我们当中那么多真正的好人公开反对公民自由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批评《独立宣言》，硬说只有私利，而没有其他正确的行为原则。

那么，未来的奴隶制是什么样的呢？在此，林肯坦率地承认他不确定：

假如把世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我，我也不知道对现行的制度该怎么做。我的第一个冲动将会是解放所有的奴隶，并将他们送到利比里亚，送往他们的故土。但是，只要稍微考虑一下，我就会确信，这样做，无论从长远观点看来希望多么大（我认为确实很大），立刻实行确实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解放他们，留下来做我们的下手？能确定这会改善他们的处境吗？……解放他们，并使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与我们平等？这是我自己的感情所不允许的；即使我的情感允许，我们很清楚大部分白人也不会允许。问题不仅仅在于这种感情是否符合正义与合理的判断，即使它确实符合，也是个问题。一种普遍存在的感情，无论它的基础是好是坏，都是不能完全忽视的。因此，我们不能使他们成为与我们平等的人。对我而言，的确应当采用渐进解放奴隶的方法；但是，由于我们南部的同胞不愿采用，我不想去评判他们。

然后，林肯转而详细分析了住民自决原则。他谴责将奴隶制问题留给领地上的选民的想法是似是而非和不切实际的。历史证明，为了阻止奴隶制，必须在拓殖定居的初期就禁止它，正如《西北土地法令》在伊利诺伊州所做的那样（而且即使当时，奴隶制也苟延残喘了许多年）。而且，《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没有解释什么时候由谁来决定奴隶制问题——是由少数最初的定居者，几百个人，还是领地议会？但是，除了可操作性之外，还有奴隶制的道德问题。道格拉斯一再坚持认为，允许领地上的居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地方制度的住民自决原则体现了“自治的伟大根本原则”。林肯回应道，很明显，大部分关于社区的问题应由当地决定——这是民主的本质。但是，由于它的道德重要性，奴隶制问题是不一样的：

自治的原则是正确的——绝对且永远正确——但是用在黑人问题上却不恰当……或者也许我最好说，它是否恰当，取决于黑人是不是人……如果黑人是人，说他不能也实行自治，难道不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对自治的彻底破坏吗？白人自己管理自己是自治；但是，当他统治自己也统治另一个人时……那就是专制。如果黑人是人，那么，为什么我古老的信念教导我说“所有人生而平等”；一个人没有任何道德权利使另一个人成为奴隶。

然而，在仅仅可以被看作是对奴隶制已经存在的地方和种族不平等进行批评之后，林肯立即后退了：“不要让人说我主张建立白人和黑人之间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我现在反对的是，为了把黑人带到他们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而精心策划的道德上的论点。”

而且，道格拉斯的政策把奴隶制扩张到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看作纯粹是一个地方关心的问题。事实上，林肯坚持认为，它必须由全国的大多数人（即由北方）来决定。他宣称：“整个国家都认为要充分利用这些领地。我们希望它们成为自由白人的家园……让穷人去那里改善他们的境遇。”如果允许奴隶制，这条自我改进的渠道将被堵死。

在皮奥里亚演说的各个地方，林肯都坚持认为，尽管奴隶制不公正，这个问题必须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来处理。甚至当他声称宪法的制定者由于厌恶这种制度而故意不使用“奴隶”一词时，林肯也承认，他们除了保护那些已经建立这种制度的地方的奴隶制度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北部人必须“不是勉强地，而是全面公正地”支持蓄奴州的宪法权利。他把重新抓获已经逃脱奴隶制的男人和女人的行为称作是“肮脏和令人厌恶的工作”，但是他也认为，由于宪法的逃奴条款，他将支持“任何找回奴隶主的逃奴的立法，但是严格来说，那不应当……倾向于把自由人带入奴隶制。”（这是在含蓄地谴责1850年《逃奴法》，它对被指控的逃奴没有给予任何正当的法律程序权利。）的确，林肯继续说，如果在“眼看联邦解体”和扩张奴隶制之间二选一的话，他宁愿支持奴隶制的扩张，“正如我宁愿容忍一个大的祸患，借以避免一个更大的祸患一样”。但是，林肯坚持认为，真正使联邦陷入危机的是道格拉斯鲁莽地废除了一项历史悠久的区域妥协。对这个问题的补救措施就是重新制定《密苏里妥协》，而且与此同时，要重新恢复美国关于奴隶制的原来政策，从而恢复“全国的信仰，全国的信心和全国的兄弟之情”。

皮奥里亚演说用一个强有力的结论收尾，它总结了林肯反对道格拉斯和奴隶制的论点：

我们的共和长袍已被污染，在泥土中拖曳。让我们来重新把它洗干净……让我们使奴隶制从它自称的“道德权利”回到它现有的法律权利和“迫不得已”的论据上来。让我们使奴隶制回到我们的先辈给它规定的位置；让它平静地待在那里。让我们重新采纳《独立宣言》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实践和政策。让北部和南部——让全体美国人——让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来参加这项伟大而高尚的工作。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将不但拯救了联邦；而且还可以使它永远值得拯救，并永远保持这个样子。

把这段话与林肯对奴隶制的彻底谴责并列来看，他真正的政策目标——恢复《密苏里妥协》——似乎是令人扫兴的。但是，他意识到，即使实现这一点也需要对北部的政治进行重组。林肯视自己为“老辉格党人”，他敦促辉格党人不要害怕与其他人联合起来，包括废奴主义者。他向听众建议说：“要与那些立场正确的人站在一起，要是他立场不正确，就与他分道扬镳。”⁶

林肯所表现的对南部人的友善尊重，和他愿意完全毫无保留地遵守宪法关于奴隶制的规定，使他与更加激进的北部人显得大不相同。这同样体现在他否认给予黑人“政治与社会平等”的思想和他支持将黑人殖民海外上。然而，很明显，尽管林肯坚持保持与他们的“区别”，皮奥里亚演讲既是对奴隶制也是对奴隶制扩张的抨击。一家民主党报纸抱怨说，它的语言很可能“来自吉丁斯或萨姆纳，以及那一类废奴主义者”。⁷

通过皮奥里亚演讲（1854年秋他在伊利诺伊州各地基本上以同样的方式做了相似的演讲），林肯成为了伊利诺伊州最雄辩地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人。他的公开演讲，林肯后来回忆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吸引了更加显著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他的表达异常清晰，他依赖论点的逻辑，而不是用华丽的辞藻说服听众。在偏爱直接演讲和日常生活语言方面，他酷似托马斯·潘恩，他曾读过潘恩的著作，年轻时就很崇拜他。作为作家，林肯确实是一位自觉深思的艺术家，正如他的一位朋友后来所写的那样，他选用的语言“使所有阶层的人都能理解自己”。霍勒斯·怀特，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反奴隶制记者，后来担任《芝加哥论坛报》的主编，在斯普林菲尔德听了林肯发表的演说，他12天前在皮奥里亚就已听过了。他称这是在伊利诺伊州所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讲，“在思想活力、语言力量、范围的广泛性方面……在美国雄辩术史上鲜有匹敌者。”半个世纪后，怀特将写道：“1854年的演讲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今天我仍能感到它的魅力。”⁸

尽管林肯后来深化和扩充了他的论点，皮奥里亚演说奠定了他接下来的6年里思考奴隶制问题的基础。1854年前，林肯在公开评论中只有两次提到过《独立宣言》——在1838年青年学会演说中稍微提及一次，在1852年克莱悼词时更加详细地提及了一次。自此以后，他将反复援引《独立宣言》，视之为他曾所说的美国“公民宗教”的基础。他知道《独立宣言》的平等主题对北部的普通人有强大的影响。1858年，他将称《独立宣言》是“将爱国之心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电线”。1861年，在从费城出发前往就任总统的路上，林肯将宣称他所有的政治情感都来自《独立宣言》。⁹

在宣称受到杰斐逊的启发而批评奴隶制的人中，林肯并不是独一无二的。1784年杰斐逊就提出在当时属于合众国的所有西部领地上禁止奴隶制，但没有成功。（《西北土地法令》制定于1787年，当时杰斐逊在巴黎，该法令吸收了杰斐逊反对奴隶制的话，但是仅将其适用到了俄亥俄河以北的领地）。¹⁰林肯也没有首先提出建国之父开启了美国反奴隶制事业的思想。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为了当前的需要遍寻历史”，反复提及这一论点。类似萨蒙·蔡斯这样的自由党领袖也是如此。1850年，蔡斯引述的杰斐逊和麦迪逊的书信、市镇大会决议、国会辩论和其他文献来证明革命时期反奴隶制信念的材料，占用了《美国国会议事录》整整3页单倍行距印刷的版面。1850年代，如果不提及杰斐逊和其他建国之父来证明他们希望结束奴隶制，共和党的任何竞选演说或政治纲领都被认为是不完整的。到1860年，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向他的同事保证说，他不会因为这样的引述而感到“厌烦”，因为“所有聪明的人都很容易想起”这些证据。林肯没有开创共和党的这一部分世界观，但是，他在将其传播到更广泛的人民大众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¹¹

有人说过，历史就是今人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与任何为了获取“有用的过去”而进行的历史叙述一样，林肯和其他共和党人对革命一代人对奴隶制态度的解释，也是高度选择性的。这要求他们将一种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承诺转化成为一种清晰明了的反奴隶制信条。事实上，1787年制宪会议上关于奴隶制的辩论明显没有道德因素。许多建国者确实公开表示了反对奴隶制的思想，但是，很少有人去切实贯彻这种思想，有些人根本不想看到奴隶制结束。道格拉斯也从建国之父那里汲取遗产，他称住民自决原则是“杰斐逊式的方案”，因为它是建立在地方自治原则之上的。1861年的南部分离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他们是在用行动践行庄严地载入《独立宣言》的革命权利。

正如林肯夸大了亨利·克莱的反奴隶制履历一样，他也使杰斐逊的反奴隶制思想比真实的情况更连贯一致。诚然，杰斐逊写作了具有平等主义精神的《独立宣言》前言和1780年代在西部领地上禁止奴隶制的议案。但是，对他的生涯的全面评价，必须考虑到他一直不愿意支持在弗吉尼亚州反对奴隶制的行动，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条约中写入对奴隶财产的保护，以及他在密苏里辩论时对奴隶制向西部“扩散”的支持，他明显荒谬地认为，这将改善奴隶的境况，并削弱这种制度。（然而，第一章中提到，杰斐逊反对爱德华·科尔斯解放他的奴隶并将他们定居在伊利诺伊州的方案。）在俄亥俄河以北禁止奴隶制的同一个联邦政府，在19世纪早期在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杰斐逊、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担任总统期间确实是支持并鼓励它向海湾各州扩张的。¹²

林肯后来声称，1854年以前奴隶制“对我而言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因为他“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是反对它的，而且它正在走向最终灭亡的过程中”。这几乎是对历史的故意误读，因为人们看到，在从批准宪法到1854年间，有9个新的蓄奴州加入了联邦，奴隶人口从70万人增长到了300多万人。黑人废奴主义者H.福特·道格拉斯尖锐地挑战了林肯对历史的解释。他1860年时评论道：“共和党人说他们将联邦政府带回到了建国之父们的政策。我不想这么说；建国之父的政策并不是毫不妥协地反对压迫的。”¹³

尽管如此，在1850年代，杰斐逊加入并最终取代亨利·克莱而成为林肯的政治智慧标准。而且建国者试图将奴隶制置于走向灭亡之路的论点，成为了他反对道格拉斯和住民自决原则的事实基础。林肯对历史的选择性解读，使他“非常保守地”反对奴隶制的扩张，这是在回归革命一代开创的政策，而不是它事实上的那种主张——这种形式的反奴隶制主张，标志着与几十年来支持奴隶制扩张的全国政策的彻底决裂。尽快林肯坚持尊重南部白人和他们的宪法权利，但是林肯对历史的解释事实上将亲奴隶制的美国人从这个国家的建国者中给清除了。他在1858年时说，“我们”创建的国家以《独立宣言》所阐明的原则为基础，但是，“我们”为了“得到我们的宪法”，必须与奴隶制妥协。林肯所说的“我们”——他对美利坚国家的界定——似乎不包括奴隶制的支持者。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