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课试自成一家言”

孔天胤的成长经历，据他晚年自述，年轻时“尝学剑，学剑不成去学书，学书不成去学为儒”（《渔父说》），当然这是自嘲的说法，但由此可知其在学前有过学书法和学剑的经历。孔天胤有意识、有步骤地学习写诗作文，当在弱冠之年。他晚年回忆：“余弱冠学文，白首无成焉。”（《孔文谷文集》自序）

在孔天胤读书的正德、嘉靖初年，学校教育体制已基本完善。据《明史》，学生在学校不但可以学习礼、律、书、乐、射、数六门课程，还能听到教授、学正、教谕等官员亲自“掌讲明经史”，从而“知孝弟（悌）忠信、礼义廉耻，通晓古今，识达时务”。在正规课程的余暇，还可按自愿原则学习诏诰、表笺、疏议、碑铭等实用文体的写作，这样的学习，无疑为孔天胤此后的仕进、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孔天胤的学业成长，至少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其业师冯思翊和宗室长者朱奇湎。

冯思翊，万历《汾州府志》有传，称其为“隐居教授，聚徒讲学，科第得人最多。榜眼孔天胤、进士王文翰辈，举人赖君恩辈，选贡田选辈，皆出其门，一时称盛”。其中所举的学生名录中，王文翰与孔天胤同登嘉靖十年（1531）乡试举人。

在孔天胤晚年为冯思翊所写的墓志（《隐居教授贞毅先生西野冯公暨元配孺人李氏合葬墓志铭》，以下简称《西野墓志》）中，写到自己能“登甲乙之选”，即得中一甲第二名，能“居藩臬之尊，绾郡邑之章，列师儒之秩，储菁莪之养”以至于“策名于天府”的人生业绩，“皆先生佑启之也”。

据孔天胤记载：“先生姓冯氏，讳思翊，字忠甫，别号西野，世为汾州中千里人。生有伟质奇气，锐志业儒，博通群籍。弱冠从师授《毛氏诗》，遂专门名家。兼精性理之学，综观诸子，一以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为宗。”孔天胤一生精研理学，也与其师“兼精性理之学，综观诸子，一以濂洛关闽为宗”有着必然的传承。思翊先生曾“充郡庠廪膳生，屡科不第，乃慨然弃去，别开馆授徒，弟子云集”，这也是其被称为“隐居教授”的来历。孔天胤还曾在诗中如此赞扬其师：“无位尽教师道重，有才不作吏途忙。”（《哭业师西野先生》），可谓对其师一生最好的概括。

在教学方法上，一方面思翊先生“循循善诱，毋陵节，毋躐等”，与当时以“俗学务为捷径”，讲诵支离割裂的情况大不相类。特别是在讲经时，“必理命辞畅，一洗钩棘浮剿之陋”；在教育理念上，“先生立教，必矫轻警惰，正容谨节，以礼为先。自是游师门者，少长为有序焉”。也正因为如此，从其学者越来越多，于是“令高弟转相传受”。思翊先生桃李繁盛，“有德有造，彬彬如也”。另一方面，其本人的才德品行也为学生们做出了重要表率：“先生秉性严正，刚肠嫉恶，非礼勿动，见义必为。于是非利害之际，了然明白，确乎其不可拔。遇豪贵则藐之，见善如不及焉。居家孝友纯笃，与物忠信。”《西野墓志》

朱奇湎生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长孔天胤二十岁。乾隆《汾州府志》：“奉国将军奇湎，倡明经学，号北村老人。”孔天胤称他“独好书，又好亲贤。于书无所不通，于才人学士未尝不虚左而迎之”。北村先生擅诗文，“每触景兴情，含毫落纸，或矢之长音，或约之短律，曾不限步刻烛，而其诗已应机而就”；又擅画，“凡得之寓形之感，超之有象之观者，辄敷染标饰，亦若大化之善幻焉而不可穷也”。正因为如此，“一时缙绅铅椠之士，咸倾心归之，如鸟趋风焉”。北村先生曾结诗社于汾州，孔天胤青年时代经常出入于诗社，也增长了颇多见识。说到自己与北村先生的关系，孔天胤称，“余固诸生而承诲爱者”（《皇明诰封奉国将军北村公墓志铭》），可见北村先生曾给予其指导和教诲。

二是山西或汾州分管教育的官员。

在嘉靖年间，有三位省级官员对孔天胤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一位是分守冀南道官员王崇庆，另两位是山西提学副使刘储秀与陈讲。

人王崇庆嘉靖二年（1523）以副使分巡冀南道，兼分守。明代山西设四大分守道，分别为冀宁道、河东道、冀北道、冀南道。冀南道领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辽州（今山西左权）、沁州、汾州五州，分守官员驻汾州。分守官员驻汾始于嘉靖初年，其原因，正如后来孔天胤所说：

 

初，分守之驻汾也，以汾剧也。其大者王，王子弟蕃衍殆千，而强者竞恣匪彝，顽民投陷，因缘为奸，吏不敢问。至受犯法者赇挟迫守吏，挠一切法，吏不得行；盗贼平昼劫人，夜放火，明著踪迹，吏不敢捕。加边警岁急，百姓困穷无所诉，吏民但仰天太息，未知何止。时议分守始颛驻汾，所以申镇压之威，布劳俫之惠。（《赠与川葛公总宪山西序》）

 

主要是为了镇压豪强不法者，使吏治得行、百姓得生。汾州之“强宗”，终明之世都是一件令汾州官员头疼的问题，他们不但人口众多，而且难以管理。孔天胤在其他文章中也屡次写到这个问题，称“惟汾居腹内，有强宗之患，民生盖亦靡有宁日”（《赠郡守龙嵎张公受抚台旌奖序》），甚至连当时的庆成王都拿他们奈何不得，“终王（指安穆王）之世，强宗而抵于法”（《皇明庆成安穆王墓志铭》）。

孔天胤后来在文章中，深情地回顾了王崇庆在汾州的治绩以及带给自己的重要影响：

 

嘉靖甲申，先生持宪山西，行冀南。冀南者，泽、潞、辽、沁、汾。汾且剧，故先生驻汾日多。一时剔蠹作明，辟邪恢正，章采树风，照道启学之功，皆百年所未有焉。是时，学宫诸弟子员始相逖励向风，日以成章。而予小子乃得举进士上第，服官明时，夫施德化光，教弘士兴，信哉。（《刻海樵子序》）

 

冀南道虽辖五州，但因汾州事务繁剧，因而分守官员驻汾的时间多一些。在汾州期间，王崇庆去除邪说，恢弘正气，崇扬学道，在他的倡导治理下，汾州的学宫弟子员才开始互相激励，认真读书，乡里学风渐正。孔天胤认为，正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之下，自己才有可能得中进士上第，因而王崇庆对自己人生命运的指引，可谓功不可没。

王崇庆为人正直，为政勤勉，去世后明世宗赐诰命评价其“性资醇笃，学识优长”，虽一生官场起伏动荡，但“登甲第而遂献谠言，谪下僚而能坚雅操”（《王崇庆年谱》），其为人、为官之道，都成为孔天胤一生追崇学习的楷模。

孔天胤一生都与王崇庆保持着联系，并一直以师事之。在书信或为王崇庆著述所写的序言中，孔天胤一直自称“门人小子”，并说：“小子人微数奇，世所共弃，独蒙大造之恩，眷念也。”（《与王端溪翁》）其中“大造之恩”四字，可见对其所得教诲的感激之情。

陕西咸宁（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人刘储秀，嘉靖七年（1528）任山西提学副使。刘储秀当时诗名很大，史载其与部僚薛蕙、张治道、胡侍等人结诗社，时人号为“西翰林”6。雍正《山西通志》记其任山西提学副使期间，“崇雅黜浮，士风丕变”。当时孔天胤二十四岁。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为刘储秀《西陂先生集》一名《刘西陂集》所作的序言里，孔天胤自称“门人天胤”。刘储秀在山西任职的时间不长，据《明世宗实录》，嘉靖八年（1529）九月，“升山西副使刘储秀为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刘储秀就离开了山西。之后，孔天胤后来曾三度去陕西任职，得以与刘储秀及同为“西翰林”成员的张治道、胡侍等人常相过从，吟诗酬答，亦师亦友。

四川遂宁人陈讲，于嘉靖九年（1530）任山西提学副使。雍正《山西通志》记其在任期间，“宽而有致，品第士类，人咸服其明。建河汾书院，萃士之良者，课业有程，多所造就”。可知后来闻名三晋的“三立书院”的前身河汾书院，即由陈讲初创。嘉靖九年（1530）正是孔天胤参加乡试的前一年，孔天胤参加乡试当由陈讲所考选。孔天胤任浙江提学后，在给陈讲的信中，不但自称“门人小子”，且记述了陈讲对自己的影响，称“小子仰庇宠灵，复从文事”，觉得自己在学术上没有建树，有愧于先生的教导，“聪明益有所不逮耶，诚负明教甚矣”（《与中川陈宗师》）。陈讲后升山西布政司右参政7，多年后任至山西左布政使、山西巡抚，为山西的边防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陈讲也曾为孔天胤父母写有墓志铭，惜今未见。

除了业师和学官名师，还有三位既远不可见又近在心中的老师，给予孔天胤更为深远的影响，那就是“西河三贤”：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

子夏是孔子高徒，以文学著称，《史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尽管子夏设教之西河未必就是汾州之西河8，但汾州人却世代以子夏为古贤名师。汾州有多个子夏祠、子夏庙；与汾州邻近的文水，不仅有子夏山，祠庙也甚多。万历《汾州府志》记载，汾州有卜山书院：“子夏退隐揭泉山，因名山以卜。元士民樊宗英世居山下，建祠祀之，因请于朝，得赐卜山书院额，令有司春秋祀焉。”卜山有亭，孔天胤晚年也写有《卜亭行》一首，记载卜子夏开创河汾文化之源的作用以及对于河汾学士的精神指引：“此山崒嵂横地维，绵亘百里深委蛇。中有石室似天造，要令文儒隐在兹。”段干木、田子方皆一代高士，魏文侯过段干木之庐而式，并说“子方仁人也，国之宝也”，皆传为佳话。汾州有三贤阁，祀子夏、子方、干木三贤，分别于嘉靖元年（1522）、嘉靖四年（1525）重修，嘉靖十五年（1536）孔天胤受业师冯思翊之托，写有《重修三贤阁记》。汾州有景曰“烟笼贤阁”，“贤阁”即为三贤阁。据万历《汾州府志》，此景“在东郭之人美厢。昔魏文侯遇段干木之庐必式，后人录之，为建此阁，名‘式贤’，望之若烟云缥缈其上。嘉靖庚子罹回禄灾，州人景仰未已，只今犹称遗址为三贤街”。“罹回禄灾”说的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俺答寇汾州，三贤阁遭到火灾破坏，到万历年间，这里就只有遗址了。

这三位贤人高士曾经是魏文侯的老师，而且都曾寓居于汾，汾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自然有了遥远的典范，有了万世的师表。孔天胤在记文中写道：

 

子夏体圣人、粹文学而老于西河之上，而干木、子方确然守其道而与之俱。其谁能知之者？魏文侯乃能于子夏则师尊之，于子木、子方则长敬之，三子者道不少屈而魏益重，故文侯不过一小国之诸侯，而其风声采色震曜四国，雄藩钜敌日夜睥睨而不敢动。（《重修三贤阁记》）

 

古代贤者的可学之处，不唯学问之隆、见识之高，而且有德行之广，概言之就是能“守道”“弘道”，对后世学者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引领，开一代学术之先河，这也成为后来被称之为“西河道学”甚至“河汾道学”的源头。因而汾州大地之学风，就如孔天胤后来在文中所总结的，“俗负卜商之儒，人秉段干之节”（《送杭玄洲太守致政还山序》）。

其实不唯汾州，山西这块土地上的历代先贤都或远或近地给予着孔天胤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子之后，有郭有道豹炳于绵山，王文中龙隐于汾河。狄武鹰扬于宋室而有良将之材，薛文清凤鸣于皇朝，而得道学之旨，辛彦博蠖伸于草野而有文潞（指文彦博）之风。其他如宋之问、薛能以诗名家，王嗣宗、张益之甲科第一。珠联璧耀，踵高蹑芳，往往而盛。虽风气之未大开，而人文亦已彬彬矣。（《重修三贤阁记》）

 

这里所列举的，就是河汾学术的代表人物。子夏、干木、子方之后，东汉时介休有太学生运动的首领郭泰，“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蔡邕《郭有道碑》，《文选》卷五十八）；隋时河津有文中子王通，“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新唐书》）；宋代有狄武襄公狄青，秉将帅之才，建不世之功，还有介休名贤文彦博，官居宰相，为朝廷栋梁；明代初期有文清公薛瑄，“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明史•薛瑄传》），卒后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其著作《读书录》被颁于国学，要求六馆诵习；辛彦博，汾州人，万历《汾州府志》“乡贤”记其“以明经笃行著名，太祖高皇帝重之，授监察御史，赐名彦博”。此外，汾州大地还有唐代宋之问、薛能等著名的文学家。宋之问与沈佺期并称“沈宋”；薛能则官至工部尚书，“癖于诗，日赋一章，有集十卷并《繁城集》一卷传世”（万历《汾州府志》）。汾州历史上还有王嗣宗、张益两位状元。其中王嗣宗中宋太祖开宝八年（975）状元，张益中元朝泰定元年（1324）状元。这些优秀的历史人物共同谱写了河汾学术的篇章，为后人树立了精神榜样，提供了学术滋养。

嘉靖元年（1522），汾州仰高书院建成。万历《汾州府志》：“嘉靖元年，督学周宣命知州张钺即狄公祠隙地建，参政李元题名‘仰高’，言宜仰子夏之文、狄公之武也。五年，知州郭铿（一作郭鉴）增拓，有记载碑。”书院建成，汾州学子就常于书院中聆听提学官或其他学者讲学，吸收着有益于学业进取的养分。

天资的聪颖灵秀，父母的家庭教育，加上高师的言传身教、历代先贤的感召、地方官的考核和嘉奖，孔天胤获得了学识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成长，“貌标玉立，见之者鄙吝斯消；词吐钟洪，闻之者愚蒙遂发”。不仅如此，还才思敏捷，在课业上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闻先生（指孔天胤）方在诸生（明代称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为诸生）时，诸课试辄自成一家言，不卑卑随众剿袭。平居感物就事，口占歌咏，即为希古之调，至今脍炙人口。所谓言出为论、声即为律也。”（赵讷《请刻孔文谷先生全稿书》）

嘉靖十年（1531），孔天胤二十七岁，赴省城太原参加了山西乡试。此前他已娶妻王氏，王氏卒，又继王氏。其间经历的丧妻之痛，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