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长经历

一、“宣圣之裔，帝室之甥”

孔天胤（1505~1581），字汝锡，号文谷，又号管涔子或管涔山人。两个号都与故乡的河、山相关。流经汾州境内的河有两条，一条是汾河，“其源出太原静乐县管涔山，经流平遥、介休之西，至孝义东南，出灵石口，南入于河”1；另一条是文谷河（又称文水，今文峪河），《水经注》载：“文水出大陵县（今文水县）西山，经县故城西而南流。”孔天胤之号，即出自文谷河与汾河源头的管涔山。

孔天胤的家世，用其高徒赵讷的话说，就是“宣圣之裔，帝室之甥”（赵讷《请刻孔文谷先生全稿书》）。宣圣，即孔子，俗言“天下无二孔”，孔姓人皆被认为是孔子后裔；帝室，即明王朝，孔天胤的母亲出自山西汾州庆成王府。

据曾任分巡冀南道副使的开州（今河南濮阳）人王崇庆为孔天胤父母所撰写的《诰封奉训大夫宗人府仪宾暨配新郑县君墓表》（以下简称《孔麟新郑县君墓表》）2，孔家这一支在山西可追溯的最早的祖先，是宋代孔弘正，“宋室衰微，寇贼蜂起，尝以义气率众遏红军，一乡赖以保全”，并且“不求功赏”。万历《汾州府志》“州学正”一职中，有孔宏治者，“山东曲阜人，至圣（指孔子）五十三代孙，汾州学正，入籍汾州”，未知“孔弘正”“孔宏治”是否为一人。之后的世系繁衍，“弘正其有信甫，信甫生克仁，克仁生友端，友端生表，表生大禠”，大禠即孔天胤的祖父。自孔表以上，由于“遭罹世难，皆不乐仕进”，仅“孝弟力田而已”。到了孔大禠，才有了出仕为官的记载，官至山东肥城巡检3。其后，孔大禠“取（娶）和氏，生二子；继张氏，生四子”，孔天胤之父孔麟是继妻张氏所生的第二子。

孔天胤之父孔麟（字应经，号质庵），于成化十五年（1479）生于山西文同里百金堡村（百金堡村清代顺治后并入文会里）。据王崇庆评价，其性格“资性纯粹简远笃诚”“嗜读书属文，十三通《诗》《书》二经，文搦管成篇”，被当时考核学子的提学副使王鸿儒（河南南阳人）大为赞赏，“南阳王公品藻诸生，第公茂才异等，进学充增广员”。年十七，有司为庆成王府新郑县君择婿，“强以质庵姓名上”，孔麟被“诰封奉训大夫，宗人府仪宾”。而这样的结果却将孔麟推入了命运的泥淖，“然非其志也”（《孔麟新郑县君墓表》）。据明制，一旦成为宗亲，就意味着仕途阻绝，“驸马都尉……仪宾，岁禄各有差，皆不得与政事”（《明史•职官志》）。虽身居从五品，但奉训大夫也只是个散官，从此再无出仕的机会。科举考试所开通的由普通学子通往朝廷大员、封疆大吏的仕途，是每个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结果，孔麟从此却再无这样的机会了。

所配新郑县君，即孔天胤的母亲，源出于汾州庆成王府。

洪武年间，明太祖分封诸子，先后封到山西的有三位：一位是三子朱棡，为晋王，驻太原；一位是十三子朱桂，为代王，驻大同；一位是二十一子朱模，为沈王，沈国初在京城，后迁潞州（今长治市）。汾州王府属于晋王府朱棡的世系，晋恭王朱棡之后，“其始封于汾者，为庆成庄惠王，恭王第四子也”。之后，“庄惠生恭僖，恭僖生温穆，温穆生端顺，端顺生恭裕，恭裕生王（安穆王）”（孔天胤《皇明庆成安穆王墓志铭》）。汾州另有一座永和王府，相传是初封于山西永和，因地处偏远而改建王府于汾州。庆成、永和两座郡王府在汾阳城存在了二百多年，子孙繁衍共十一代，直到明末李自成攻入汾阳，朱氏子孙几于被斩杀殆尽，这两座王府繁衍的历史才告结束。

孔天胤的母亲新郑县君为庆成恭僖王之孙。据王崇庆记述，新郑县君“静正庄严，淑清渊澈，嘉善族邦，敬长慈幼，居泰不骄”。与青年才俊孔麟成婚后，“言动则夫妇相待如宾，家人敬惮，虽儿女至戚亦懔懔不敢犯”。在明代，藩府禄米最初由朝廷供应，后改为当地政府供给4，于是常有地方官欠宗室禄米的情况，“公禄鲜继，（孔麟）与县君蔬食布衣，宴如也”。特别是新郑县君，“其始也，本出富贵，遭家中耗，艰窘困蹙，人莫堪其苦；县君怡然，若固有之。叹息炎凉，谢绝戚里，焚軿杜扉，无谄无屈”（《孔麟新郑县君墓表》）。

孔麟与新郑县君育有二子，长子即孔天胤，十年后又有次子孔天民。另有“女二，长适辅国将军表檀，次适州学生侯君召”。

孔天胤生于弘治十八年（1505）八月十六日，中秋节的后一天。这年五月，弘治皇帝驾崩，十五岁的明武宗朱厚照即位。正德十五年（1520），孔天胤十六岁，明武宗在游历中舟覆落水，第二年驾崩，年三十一岁。由于没有子嗣，迎湖北安陆（今钟祥市）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京嗣位，即明世宗，明朝历史上长达四年的“大礼仪”之争就此开始。

明世宗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争议的皇帝。一些人认为，明朝的衰落就是从明世宗开始的，他后期荒殆误国、重用术士，积天下之资炼服丹药，导致了国家的衰败；但学者田澍先生认为，由于明武宗的荒唐误国，明朝基业在明武宗时，其实已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明朝的命脉在这个时候几乎已经断裂了。之所以没有断裂，就是因为“嘉隆万改革”，即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改革改变了这种局势。而“嘉隆万改革”的起点，就是明世宗。对于“大礼仪”之争，在一般的评论中，明世宗只是在为自己的家庭争取相应的地位，田澍先生却认为，明世宗是通过“大礼仪”之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树立了自己的新形象，“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嘉靖革新能以全面整顿吏治、清理官僚队伍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扫除明代百余年的积弊，激发统治阶层的活力”5。此也备一说。

孔麟因被选为仪宾而断了仕途，便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是时，汝锡生而巍然头角，殊有奇气，大夫（指孔麟）每鼓掌曰：‘大吾家而恢吾未造之业，其斯子乎？’遂躬自教焉。并立四戒，如所谓‘粗心、妄语、欹坐、逸游’云者。”（《孔麟墓表》）可知孔天胤在入学之前，父亲便已尽其所能，使其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孔天胤后来以《诗经》举乡试第六，并在殿试策论中对《尚书》《周易》等典籍的引用驾轻就熟、信手拈来，除了后来老师所教，应该说其中一大部分的功劳，都来自于父亲孔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