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邦与桓温究竟是如何进军霸上的？

主霸上在白鹿原说者，往往征引刘邦与桓温进军霸上时曾经过白鹿原，拙文辨正史料，认为二者系分别因袭《汉书·高帝纪》和《晋书·桓温传》的错误记载。《也论》不同意这种看法，对拙文对史料所作的辨正有何不当之处却未作说明。对前者，《也论》完全回避了拙文所证刘邦未至蓝田县城问题，而径自断言拙文所说“是没有根据的”。对后者，《也论》提出三条根据：（1） 《晋书·桓温传》，（2）《元和郡县志》，（3）《资治通鉴》。其中《晋书·桓温传》拙文已辨正其误，《也论》对拙文考辨正确与否未作任何说明，因而毋庸重说。《元和郡县志》中最可能为《也论》引作说明桓温途经白鹿原的，只能是卷一京兆府蓝田县白鹿原条下“晋桓温伐苻健，督护邓遐等奋击于白鹿原”一句。此句除可说明确有白鹿原之役外，于此役的时间和结局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至于《也论》引《通鉴·晋纪》为证，则更令人大惑不解。与拙文所引《晋书·穆帝纪》、《晋书·苻健载记》、《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和《晋中兴书》相比，《通鉴·晋纪》史料价值如何，实无庸赘言。《通鉴》论桓温北伐与霸上相关事显然是揉合《晋书》之《桓温传》和《穆帝纪》而成，拙文对此也曾作有说明。而《也论》对史料真伪不作辨正，即用拙文所舍弃之史料来驳拙文的观点，毋乃有失谨严。

《也论》据《通鉴》以为秦晋两军曾战于白鹿原上的蓝田县城。《通鉴》原文为：“（桓温）进击青泥，破之。……秦王健遣太子苌、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硕帅众五万军于峣柳以拒温。夏四月，己亥，温与秦兵战于蓝田，秦淮南王生单骑突阵，出入以十数，杀伤晋将士甚众，温督军力战，秦兵大败。” 169《通鉴》战于蓝田云云，实移录《晋书·穆帝纪》：“夏四月，己亥，温及苻健子苌战于蓝田，大败之。”这里所谓蓝田并不是指蓝田县城，而是指蓝田县境的愁思堆。《晋书·桓温传》载：“（桓温）进击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众数万屯峣柳愁思堆以拒温，遂大战。生亲自陷阵，杀温将应诞、刘泓，死伤千数，温军力战，生众乃散。”对照上述记载，可知晋军破取青泥城后，秦军全力设防于峣柳愁思堆（今蓝田县东南二十五里），双方首次以主力会战，结果秦军大败，晋军也受一定损伤。因愁思堆属蓝田县境，故《晋书·穆帝纪》将此役战地略记为蓝田，而为《通鉴》所承用。否则，如此重大的愁思堆之役何以不见于《晋书》本纪和《通鉴》？桓温如何突破秦军愁思堆防线《通鉴》何以会无所交待？而所谓蓝田之役又何以不见于《晋书·桓温传》？

《也论》虽然除此之外未能举出其他直接证据来否定我对于刘邦与桓温进军路线的考证，却提出了一系列“旁证”，试图说明刘邦与桓温所经过的霸上在白鹿原。下面择其要者，逐一辨正。

（一）《也论》认为白鹿原居高临下，地势险要，“绾毂东去和东南去的两条大道”，“实在是屯兵的理想所在”，而“汉唐灞桥附近地势低平，根本不是屯军的所在”。按白鹿原地势高峻，确实利于屯兵、用兵，但它毕竟离开大道已远，由汉灞桥至长安城的距离与至白鹿原的距离大致相等，若敌军已至灞桥，不待白鹿原防守军队赶到，即已经兵临长安城下，又如何可能“绾毂”由灞桥东去的函谷关大道？况且古代军事争执，攻守渡口，不乏其例。关中外虽有四塞之固，关内却是坦荡的平川，长安四出道路于近处实无险可恃，北面的渭河和东面的灞河就成了长安城外的一道自然“护城河”，通过这道障碍的桥渡也就势必为兵家所必争。如汉文帝后六年匈奴入塞，长安震动，文帝分遣三军设防，刘礼一军驻霸上，其他两军分别驻在便桥北端的细柳和横桥北端的棘门 170，以控制西北和北面入长安大道。又如唐代宗时分遣诸军屯于东渭桥、便桥（西渭桥）等地以防御吐蕃 171；德宗泾师之变时李晟屯东渭桥以进逼长安 172：僖宗时黄巢遣朱温屯东渭桥以抵御唐军 173；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灞桥绾毂东方三条要道，比三渭桥更为重要，刘邦或桓温驻军灞桥东端毫不足怪。

（二）《也论》认为《史记·项羽本纪》记鸿门与霸上相距四十里，白鹿原北端比北魏霸城更接近这一距离。实际上按直线距离量算，鸿门至白鹿原北端约五十里，至北魏霸城（即汉霸陵城）约四十二三里，至汉灞桥也不过五十里左右，若将鸿门去白鹿原须跨越灞河，上下山原等因素考虑在内，则鸿门去北魏霸城要比去白鹿原北端更为便捷，事实并不像《也论》所说的那样是“郦道元误认北魏霸城县为霸上，增大了鸿门与霸上的距离”。因此，以鸿门与霸上间的相对距离决不能证明霸上应在白鹿原。实际上鸿门虽侧近出函谷关大道，但至少从秦汉时代起，东西大道就一直未曾通过其间。秦末陈胜将周章西入函谷，与秦将章邯战于戏，戏即指戏亭 174，在戏水西岸、鸿门北 175；又汉新丰城故址在今沙河（古阴盘水）西岸长窎村东，汉文帝曾登霸陵，指新丰道示慎夫人：“此走邯郸道也。” 176说明秦汉时出函谷关大道经戏亭、新丰，不在原上。《史记集解》引曹魏时孟康语谓鸿门乃“旧大道北下阪口名也” 177，《也论》据《水经注》袭用孟康语，推论北魏以前的“旧大道”是走原上。但《水经注》明确记述鸿门乃“南北洞开” 178，而如上所说，秦汉出函谷关的东西大道则经新丰、戏，横过其北，未曾经此上下原面，所以孟康所谓“旧大道”不可能是秦汉时期出入函谷关的东西干道。秦汉以后东西大道仍侧鸿门北而过，更有明确记载。南北朝时陈姚察奉使北周，亲历鸿门，归后撰有《西聘道里记》 179，姚察谓鸿门“在新丰古城东，未至戏水，道南有断原，南北洞门是也” 180。至于《也论》 一文征引唐以前的潼关县城一直设在原上，试图说明出函谷关的东西大道一直沿山前高原行走，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唐以前黄河直逼原畔，以后黄河河道下切，原下河边才有一些平地 181，唐以前自然无由置城辟路于其间。鸿门一带则并不存在这样严重的河道下切问题，汉新丰城和戏亭设在原下并侧近渭河就是证明。因此，《也论》所臆度的“长期以来人们走原上而不走原下”，是经不起史实检验的。

图1 汉霸上位置示意图

图2 唐霸上位置示意图

（三）《也论》认为“郦道元没有分清兵家必争的霸上和对霸上的泛指两种概念，才得出了错误结论”，误认为霸城即“高祖旧停军处”。按郦道元认为刘邦驻军之霸上在霸城，见本文第一节开头引《水经注》文。在此，郦道元首先援引了应劭对于霸上位置的记述，《也论》未举出任何证据，便说：“应劭所说的霸上是灞水之上的泛指。”而郦道元误引作了“兵家必争的霸上”。应劭语出自其《汉书音义》，乃专为释刘邦驻军之霸上而发，根本不是泛指什么“灞水之上”。由《也论》一文所注应劭语出处来看，这一点马正林先生应该是清楚的。刘邦驻军之霸上在霸城，还见于北魏杨衒之的《庙记》。《也论》也曾引及《庙记》，云：“（《庙记》）‘霸陵即霸上’，……‘沛公入关，遂至霸上，即此也’，仍是指的文帝霸陵，并不是汉霸陵县。”按上《庙记》文前一半出自《史记·周勃世家·正义》所引，《史记正义》为：“《庙记》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由张守节按语可见，《庙记》所云霸陵显然是指“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的汉霸陵城，并非指文帝霸陵。如若不然，就只能是张守节读《庙记》时断章取义了。幸好《庙记》原书虽已久佚，但《史记正义》中另外还保留下一段《庙记》关于霸上的记载，这就是《也论》所引后一半《庙记》文。不过《史记正义》中除《也论》所引一句外，前面还有一句。全文是：“《庙记》云：霸城，汉文帝筑。沛公入关，遂至霸上，即此也。” 182可见张守节注《周勃世家》乃据实引用《庙记》，决无断章取义之事。在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中，同样认为刘邦驻军之霸上在霸城：“霸陵故城在（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霸水之东。……秦襄王葬于其坂，谓之霸上。……汉王元年十月至霸上，子婴降。” 183可见，郦道元对于刘邦驻军之霸上的认识是继承了前代的正确记载，因而不仅其同时代人会有同见，而且也为后世学者所承用。

（四）《也论》认为：“如果仅为一次白鹿原之战，又发生在桓温进军霸上之后，是晋军仰攻白鹿原上的秦军，而且遭到了失败，苻秦朝野吃紧，岂不成了笑话？晋军不取蓝田，直抵所谓霸桥东端的霸上，秦军又占据蓝田县城和白鹿原的有利地形，必然会乘胜追击晋军，桓温焉能长期屯军霸上，狐疑不进。”“晋军占据峣柳后，若不进兵蓝田，而沿灞河东岸直达灞桥东端的霸上，又回军仰攻白鹿原，这也是用兵之道所不允许的。”按两次白鹿原之役说出自《通鉴》，前此拙文考辨《通鉴》此说系揉合《晋书·桓温传》与《晋书·穆帝纪》而成，不足为信。《也论》在此对史料来源真伪未作说明，而试图从军事形势上论证《通鉴》之说可信，因此，这里也只好针对《也论》所说，从军事形势上再看一下桓温的进军路线。据《晋书·苻健载记》，桓温进军霸上后，苻健自以羸兵六千固守长安，遣其子苻苌屯兵城南，又以精锐三万为游军以拒桓温主力，双方对峙于灞河两岸。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各出偏师，苻健“别使雄领骑七千，与桓冲战于白鹿原”。孙子云“战势不过奇正”，曹操谓“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 184。苻雄与桓冲白鹿原之战，不论晋秦双方谁先出兵，都不过是以“奇兵从旁击不备”而已，正合所谓“用兵之道”。此其一。由于在这次战役中秦晋双方都未投入主力，所以尽管晋军败绩，但驻在霸上的桓温主力却未受丝毫损伤，因而苻秦朝野不能不吃紧如故。苻雄以七千兵马还远不足以“乘胜追击”桓冲，与桓温主力交锋，桓温当然依旧屯军霸上。此其二。白鹿原胜后，苻雄虽无力出击霸上的桓温主力，但倒也确有“乘胜追击晋军”之事。据《晋书·苻健载记》载，白鹿原之役后，苻雄“又破（晋）司马勋于子午谷”，《晋书·桓温传》也载有：“雄又与将军桓冲战白鹿原，又为冲所败，雄遂驰袭司马勋，勋退次女娲堡。”若果然如《桓温传》所载，桓冲败苻雄于白鹿原，那么桓冲何以不乘胜追击，西下浐河，直取长安；或接应司马勋出子午谷，而竟放任苻雄从容回击司马勋于子午谷？白鹿原一败之后，苻雄七千士卒能有几何，尚可败司马勋于子午谷？《通鉴》载“秦丞相（苻）雄帅骑七千袭司马勋于子午谷”，兵员一如赴白鹿原之初，又何以会有白鹿原败绩之事？此其三。至于晋军不取蓝田而径赴霸上，更是毫不足怪。从来各级州县并非均为军事重镇，蓝田既不当武关大道（在今蓝田西三十里，已届浐河畔），也没有必要一定在此驻军设防。晋军入武关后，秦军先在青泥城（约在今蓝田县东南三十余里，《也论》以为在今蓝田县南七里，实误）阻拦 185，为晋军所破后，苻苌等率大军五万，复阻击于愁思堆（即古峣关所在，约在今蓝田县东南二十五里） 186。愁思堆之战是桓温伐秦的关键一仗，秦军倾其主力，力图却敌于国门之外，因此苻健子苻生“亲自陷阵，杀温将应诞、刘泓，死伤数千，温军力战，生众乃散” 187。愁思堆破后，一来再无重险可守，二来秦军元气大伤，所以秦军退缩回城，固守长安周围，“收麦清野以待之” 188。各地即使别有驻军，也定当调集长安周围，区区蓝田不会有何重兵，桓温至霸上后三辅郡县纷纷不战而降 189，就说明苻秦兵力都已集中长安。况且蓝田尚远在武关道以西三十里之外，并不像《也论》所讲的那样对武关道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其四。总之，从秦晋双方军事形势来讲仍无法证明桓温所驻霸上在白鹿原。

（五）《也论》认为“所谓桓温沿灞河东岸直抵汉灞桥东端的道路，在当时尚不存在，或者只是羊肠小路，并不是通武关的大道”，“大约在蓝田县东移后，经过白鹿原上的大道才逐渐衰落下去，沿灞河东岸的道路慢慢成了干道”，而“唐代以前的武关道必出白鹿原”。其论据有三。其一是“刘邦、桓温进军路线和北周以前的蓝田县一直设在白鹿原上”。这里刘邦与桓温进军路线正是提出来尚待通过一般交通道路以证明的论题，《也论》则反过来以此证明一般交通道路，这种循环论证方式是形式逻辑所不允许的。至于谓蓝田县设在白鹿原上，武关道就必出白鹿原，未见《也论》提出任何历史事例加以说明，若是认为既是县治，就必为交通干道所经，那么就必须首先证明秦汉以至南北朝期间每一县治均设在全国交通干道上，而事实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其二是灞河东岸“从骊山南麓下注的河流无计其数”，因而往往泥泞不堪，“成为开辟交通道路的极大障碍”，直至“蓝田县东移之后”，才“随着灞河的不断向西滚动，东岸的陆地愈来愈宽广”，“为开辟一条大路创造了有利条件”。按由于所谓河流众多、道路泥泞，古代人们取道原上，而不走原下，也是《也论》 一文对长安东出函谷关大道的看法。在此甚为令人不解的是难道北周（武关道）或北魏（函谷道）以后这些河流就消失了吗？或者是关中气候明显转旱、降雨量锐减了吗？至于灞河河道向左岸滑移问题，则是自晚上新世至早更新世骊山大幅度隆起时就开始了的，在人类历史时期其相对变化很小，灞河右岸发现的大量旧石器以至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可以证明。值得注意的是，灞河右岸虽然古文化遗址密集，左岸却无所发现。古代人们选择河边居住往往与交通有关，渭河沿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西安以东大都在南岸，以西在北岸，其分布情况和今主要交通道路完全相符，说明这样的大道应该在新石器时代早已形成。同样，灞河右岸的古文化遗址也可以说明从新石器时代起武关道就是沿灞河东岸延伸的。其三是《也论》设想唐以前的武关道“过峣关后，要在今蓝田县西或蓝田县南渡过灞河或网峪河，径上白鹿原，从文帝霸陵以东再渡过灞河，经霸陵县向西北过灞桥去长安”。对此，在《也论》中除仍可以用其论题“刘邦和桓温曾经白鹿原和芷阳城或蓝田县城”来“循环论证”外，实在找不出任何其他实际例证。即以情理揆之，武关道若果然行经白鹿原上，而且经今蓝田县西三十里、已届浐河东岸的蓝田县城以及白鹿原北端为浐灞两河所夹峙的所谓“霸上”，那么何不由白鹿原直接西过浐河而入长安，却偏偏要重新返回灞河东岸，再绕经灞桥，重过灞河，西向长安？刘邦至霸上后，秦王子婴素车白马，降于轵道亭旁，说明霸上应距此不远，而且由霸上入咸阳必经轵道亭。轵道亭在灞水西岸四里余，东对灞桥 190，过桥即为霸城所在的霸上。若霸上果然在白鹿原北端，武关道本当下白鹿原，过浐河，向西北直指咸阳或长安，根本没有必要绕经轵道亭。《也论》的作者似乎也觉得武关道上下白鹿原、两次涉历灞河，于理有难，因此提出《长安志》所载横霸官渡（入蓝田路）等古渡来做佐证，试图说明当时有专门渡口供人往返灞河以上下白鹿原。按《长安志》所载横霸官渡不见于唐以前记载，《唐六典》载唐两京附近重要津渡甚详，如泾水上的泾合渡、眭城坂渡等，皆一一备载，横霸官渡近在京师，又连接武关要道，若果设于唐代，《六典》决不会遗而不著 191，唐人诗文也不会竟无一语及之，它只能是宋制。宋代或以后曾存在横霸官渡等渡口，所能证明的只是在没有桥梁时，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渡口或利用简单的渡河设施”，但如此论述并无意义，人们甚至熟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的诗句 192。我们要研究的是汉唐之间究竟是否设置过这样的渡口，如果武关道在灞河一段诚如《也论》所述，那么相应的渡口是应该存在的，但现在是要证明这样一条道路确曾存在，因而也就必须先证明确曾存在这样的渡口，然而这一点却是《也论》所未能做到的。

总之，《也论》提出的上述五个方面的旁证，都不足以证明刘邦和桓温是经白鹿原至霸上的，武关道自古以来就是沿灞河东岸延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