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例言

一、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陳高傭先生（1902—1976）留下手稿一百餘萬字，其主要内容是對於先秦諸子的解讀評説。著述寫作時間大體分爲兩段，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1962年7月到1966年“文革”開始，基本完成了《老子今解》（約15萬字）、《墨辯今解》（約23萬字）、《公孫龍子今解》（約5萬字）、《尹文子今解》（約4萬字）、《鄧析子今解》（約3萬字）。1962年1月開始的《學晏劄記》，不久更名爲《晏子春秋今譯》，到當年7月中止（改讀《老子》）。1967年5月，重新開始研讀《晏子春秋》，再更名爲《晏子春秋譯解評》，斷續寫作至11月份接近完成（共約17萬字）。七十年代則主要是1975年5月完成的《論語譯注評》（約15萬字）和1976年6月接近完成的《鹽鐵論評注》（約17萬字）。此外還有關於《莊子》、《荀子》、佛學和邏輯學的一些劄記片段。本次擬先行出版“文革”前完成的五部《今解》，即老子、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和墨辯的《今解》，而以“先秦哲學卷”概括之。其排列順序參考王啓湘《周秦名家三子校詮》（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以學術界大體認可的成書先後爲序。

二、陳高傭先生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沉浸于科學的思維方式的探求，這種探求可謂伴其終身。1925年完成的《名理通論》（1930年開明書店出版），論述邏輯學與哲學方法。1938年出版的《論理學》，由商務印書館特約撰寫，是當時教育部頒佈的師範院校邏輯學教科書。此外，在抗日戰争開始前四五年間，陳高傭先生在各種雜志上發表論文多篇，1937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彙集出版，署題爲《中國文化問題研究》。該書由社會民生問題而及文化問題，由文化而及思想方法，涉及當時學術界有關“邏輯與辯證法”的論争。陳高傭先生認爲，辯證法與邏輯“在作用上是相互爲用的”，“若就運動過程的某一階段而研究認識，我們勢不得不就這一階段各種事實加以演繹及歸納，分析與綜合，統計與比較……然後纔能確實明瞭。根本不瞭解辯證法固然不能明瞭一切的運動與發展；不運用邏輯方法，亦難得系統知識”。（見《民國叢書》第四編39，上海書店1992年版，第149—150頁）由此可知，陳先生肯定邏輯學是哲學的組成部分。先秦時期的中國不僅有涉及本體論、認識論的著述如老子《道德經》，也有涉及邏輯學的《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以及《墨子》中的《經上、下》、《經説上、下》、《大取》、《小取》（合稱《墨辯》）。《漢書·藝文志》將鄧析、尹文、公孫龍三子歸入“名家”學派。名家之學即“名學”，近人用西哲音譯爲“邏輯學”。至於《墨辯》，出於墨家後學，在與名家的論辯中深入到古代形式邏輯諸多範疇，成爲先秦邏輯學之明珠。

三、手稿書寫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原件文字爲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者所習用之字體，行書、草書隨手混用，繁體和未規範簡體字交錯出現。因本卷研究對象爲先秦古籍，我們將手稿文字全部統一爲繁體。由簡體返回繁體是一件複雜細緻的工作，目前網絡軟件尚不能避免差錯，我們衹能一字一句審讀。儘管我們力争無誤，難免可能仍有遺漏，在此謹向讀者致歉。

四、陳先生當年工作條件十分艱難，因此手稿原文多處留白，意在得便時查證補充。對於這些空白，有的地方爲便於讀者閲讀而内容確切者（大多爲引文出處），我們徑替先生做了補充，放在黑方括弧【 】内以示區别；而大多數仍存留白原樣（或加【 】標明），我們不敢貿然徑補，以示尊重作者，亦尊重讀者。此外，在整理過程中，爲便於讀者閲讀，我們還加了一些必要的按語、解説詞，都放在【 】中，以便與原稿文字相區别。

五、原稿中作者已明確决定删去（劃框又劃叉）的内容，一律不録。原稿中欲删未删（劃框未劃叉）的内容，與原稿一樣，用方框標示。例如：

“鷄三足”説本是詭辯，各家解説更成爲詭辯（的詭辯）。不過是他們自己的詭辯，非公孫龍的詭辯。

作者行文之外在字裏行間所加的内容，用單括號［ ］標示。例如：

武王死，成王立，年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等和殷人散佈流言説周公别有用心，將來一定對成王不利。他們因此發生叛亂。周公東征平叛，把管叔、蔡叔殺死。［此段查《史記》重寫。］

又如：

［各書徵引字句稍有出入，而於大義無關者，衹將引句舉出作爲考異。］

作者眉批或加于邊欄空白處，可以看出是其後補充的内容，用{ }或{{ }}標示。例如：

{毛主席説：“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48頁）}

又如：

{{侯外廬等云：“‘知’的要素是以客觀作標凖，客觀即此派所講的‘平’字，故説‘平，知無欲惡也。’”（《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0頁）}}

六、老子《道德經》，三國魏王弼注本爲八十一章，歷代學者依據自己研究多有更動。少者如元吴澄撰《道德真經注》四卷，并爲六十八章。陳高傭先生《老子今解》定爲七十七章，每章下列有“章句異同”可資研究。讀者若引用《老子》章句，應注意版本。另，陳先生寫有《老子今解》的《例言》十一條，實爲寫作前的自我要求，此次出版，難以完全遵循，如第二條“前人解説有可供參考的録在解説之後，用比解説較小的字印出”。又，《老子今解》後附有《老子音韻》，陳先生標明“此稿是抄録劄記”，并非自己研究所得。

七、《鄧析子今解》後附録有西漢劉歆整理《鄧析子》後呈上的《序》（標題《原序》）和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鄧析子提要》。《原序》中劉歆總結《鄧析子》内容：“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漢書·藝文志》亦將《鄧析子》歸入“名家”。清《提要》因鄧析曾“作竹刑，鄭國用之”（見《列子·力命篇》），又因其内容“大旨則主於勢統於尊，事核於實，於法家爲近”，將《鄧析子》歸入“子部法家類”。實則今存《鄧析子》文與春秋時鄭國“竹刑”無關，其主旨側重於言談辯説致勝之術，在循名責實的過程中提倡注意轉换視角、拓寬思路，故應將《鄧析子》歸入名家。實際上，《鄧析子》爲戰國“名辯”之嚆矢，中國古代邏輯思想之正宗。

八、《尹文子今解》後録有魏黄初末年山陽仲長氏《舊序》。《舊序》作者因《莊子·天下篇》言尹文嚮往“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遂不同意劉向將此書歸於“刑名家”（“刑名”即“形名”，“形”已由實物抽象出來成爲“名家”的概念）。《舊序》作者坦承自己“未能究其詳”，實未讀懂《尹文子》。《舊序》又謂尹文子“學于公孫龍”。按：尹文早于公孫龍，長沙王啓湘考證甚詳，見《尹文子校詮叙》（《周秦名家三子校詮》，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20—21頁）。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尹文子》歸入“子部雜家類”也是不妥的。

九、先秦典籍之最難讀者，莫過於《公孫龍子》與《墨辯》。人謂《尚書》難讀，因其來自遠古，“佶屈聱牙”，然《尚書》所涉爲政治生活，常理之中尚能揣摩，邏輯學所討論，全在抽象概念之間争辯是非，若無專門基礎，則如墮五里霧中，此即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所謂“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陳先生精通邏輯學，因此其《今解》能在前人基礎上更進一步，多有發明。如《公孫龍子》六篇之順序，前人多以《跡府》爲第一，隨後依次是《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陳先生指出：《跡府》爲後人所纂輯，應置最後；《名實論》是公孫龍“正名實”的根本理論和方法，即公孫龍的認識論，是《公孫龍子》的總論，應列爲首篇；《指物論》是正名實的原則，即公孫龍的世界觀，置第二；其餘《白馬論》、《堅白論》、《通變論》三篇，都是假物取譬，即都是用一件或一些具體事實説明正名實的道理。陳先生在每篇前撰有解題，每節後加有説明，這些是讀懂《公孫龍子》的鑰匙，也是陳先生分析批評《公孫龍子》的精華所在。

十、我們在整理的過程中，由鄧析子、尹文子到公孫龍子，有一種漸入佳境的快意。然《公孫龍子》仍是先民認識世界、探討名實關係過程中一個尚未成熟的階段，由老子的道，經儒墨的名，到公孫龍的“離堅白”、“白馬非馬”，走向了詭辯。（參見《墨辯今解》，《經上·經説上》第67條“堅白”解）詭辯亦是中國人理論思維能力提高過程的一個環節。經名、墨辯論，到《墨辯》成書，中國先秦邏輯學大體成熟。讀《墨辯今解》，建議讀者在讀過《墨辯今解序》、《〈墨辯〉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問題》之後，先讀《大取》篇目下的解，接着讀《小取》篇，再讀《大取》篇，再讀《經上　經説上》、《經下·經説下》，這是先易後難的辦法。晚清大儒孫詒讓著《墨子閒詁》，指出：“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説》四篇”，誠然。孫詒讓又云：“竊謂先秦古子，誼恉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睎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陳高傭先生，庶幾乎能校讀是書者也。

臧　振 　　

2013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