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序

已故著名歷史學者陳高傭先生（1902—1976）的學術文集將要出版了，這是學術界的一件幸事。

陳高傭先生與我的老師侯外廬先生是摯友，在當年白色恐怖的環境中，陳先生長期掩護侯外廬等進步文化學術工作者。新中國建立後，1951年，陳先生應時任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先生的邀請，赴西安西北大學任教，當時在教育系。兩位先生有機會就中國思想文化史等學術問題交换意見。1952年，西北大學教育系并入陝西師範大學，陳先生隨之到了該校，後擔任歷史系教授。但是，他與侯外廬先生還經常見面，探討學術問題。有幾次，我陪外廬先生去陝西師範大學看望陳先生，至今還有清晰的記憶。

陳先生閲歷豐富，治學謹嚴，在歷史學與中國文化典籍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早在解放前，陳先生先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十册）、《論理學》、《名理通論》、《邏輯學概論》等著作，曾得到周谷城、鄭振鐸、周予同等先生的鼓勵和支持。由於歷史的原因，陳先生晚境凄凉，但是在艱難的條件下，他振奮精神，日夜伏案寫作，完成了《墨辯今解》、《老子今解》、《論語譯注批》、《鄧析子今解》、《鄧析子譯注》、《晏子春秋今解》、《鹽鐵論評注》等約百萬字的著作，爲我國史學研究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産。這些遺稿多數塵封已久，陳先生子女和陝西師範大學一直在共同努力，逐步整理核對，争取早日出版，以饗學界。

陳先生晚年主要選取先秦諸子及秦漢典籍加以研究，是獨具學術慧眼的。因爲我國古代學術有一種“和而不同”的學術傳統，在先秦諸子著作和漢代某些典籍（如《鹽鐵論》等）中表現得尤爲典型。這些典籍所承載的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主要是圍繞着天道與人道相互關係而展開的。孔子開創了儒家學派，他在道德倫理思想上有巨大貢獻，提出并仔細論證了一個新觀念—“仁”（仁愛），并以此爲基礎建立了長期影響中國歷史文化的價值觀。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者，他關於“天道”與“人道”的論述，展示出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豐富内容，其中充滿智慧和洞察力，對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産生過重大影響。在我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形成多種理論體系，是在春秋（前770年至前476年）、戰國（前475年至前221年）五百多年裏。其觀點之繁富，辯論之激烈，反映出當時思想活躍的狀况。學派約有十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捨諸侯。其言雖殊，辟（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漢書·藝文志》）。百家争鳴，相反相成，唯其如此，纔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這是“百家之學”，并非一家獨鳴，其學術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陳高傭先生在研究古代文化典籍時注意到這種思想融合的特徵。例如《鄧析子譯注》，他在注釋、今譯的基礎上所做的扼要評論，就揭示了今本《鄧析子》雜糅儒家、道家、法家與名家的理論特色，“人君要用法治主義，不能用人治主義，能用法治就能無爲而無不爲。但描寫無爲而無不爲的情况，太神秘了，近於文字游戲。最後講名實的關係與所謂形名的相合與相成，是名家的主要理論”。陳先生從文本自身出發，認爲今本《鄧析子》中多談黄老之道，絶不是春秋晚年鄧析本人所著，但是含有鄧析的思想，這是很有見地的。關於先秦至秦漢間思想的融合，陳先生認爲：“循名責實，原爲名法兩家的主張，韓非以後，黄老名法混爲一體了。漢朝初年，蕭何、曹參的作風，文帝、景帝的政治就是以黄老名法的思想爲基礎的。”這種論斷也是切合歷史實際的。

此外，陳先生遺稿所採取的形式值得仔細體味。譯注或今譯類著作，并不簡單和通俗、平庸相等。在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有不少以譯注形式流傳的著作，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如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孟子譯注》等。陳先生遺稿中除過一些專題論文，如《荀子論性》、《荀况的政治思想》、《荀子論禮》、《荀况論樂》等，大多採用譯注、評注、今解的形式，但是與某些譯注類作品不同的是，這些著作中都有精要的校勘和注解，即使今譯的文字，也要言不繁，典雅流暢，耐人尋味。作者對版本有深厚的功底和修養，作品一般都列舉有歷代的部分研究資料，代表性的版本，如《鄧析子》就列舉了明嘉靖本、子彙本、指海本、四部叢刊本、涵芬樓影印本、四部備要本等，《公孫龍子今解》也運用了子彙本、傅山本、宋山閲本、經史本等。解《老子》雖然没有遇上帛書本與楚簡本發現和公佈的良機，缺乏簡帛本的地下新史料，但也盡可能地搜集了王弼本、河上本、吴澄本、傅奕本、魏源本等，參核各種版本，吸納已有研究成果，對《老子》一書的内容進行章句校勘及訓釋。這些版本也方便讀者使用和參考。此外還有一些抄録劄記，如《老子音韻》等，也可作爲讀者研讀時的參考。其他如《墨辯今解》、《晏子春秋今解》、《尹文子今解》等都是在校勘和訓詁的基礎上，加以闡釋和評論。這種方法既可以避免游談無根的弊端，又能彰顯典籍的時代性和生命力。今譯也極通俗明暢，如“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爲也”（《鄧析子·轉辭》），譯爲“眼睛要能看明，耳朵要能聽清，心思要能公正。用天下衆人的眼睛看，就没有看不見的。用天下衆人的耳朵聽，就没有聽不清的。用天下衆人的心思想，就没有不知道的。人要得到這三個方術，則在於無爲”，簡明扼要，符合原意。總的來説，此類作品具有學術研究和文化普及的雙重意義，這也是陳先生文稿承載方式的優長吧。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工作，早已受到學人們的關注。在學術研究基礎上的普及，已經出版了一些讀物，但是爲數還不能算很多，這個園地也需要更加具有扎實學術基礎的繁榮和推廣。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體會，寫高質量的普及讀物并不容易，要下很大的功夫，力求做到忠實於原著，恰如其分地加以説明、解釋，并且將其中的精神加以提煉，使今人有所理解，從中得到一定的啓示和精神享受。從而使中華文化的傳統性和時代性、民族性和現代性更好地結合起來。在凖確地理解和把握我國古代人文經典精神實質的基礎上，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這是我們建設和諧文化、鞏固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中的一項重要工作。陳高傭先生的研究成果爲我們提供了把握中國文化經典的又一橋梁，無疑在今天繼承民族精神和優秀傳統文化、實現民族振興的事業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然，這些遺稿完成於特定的歷史時代，免不了或多或少打有歷史的某些烙印。從事思想文化史研究，不可能脱離研究對象的歷史背景，也不可能完全脱離研究者所處的社會現實，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文學科的研究規律。所以，對待前人的著作，不能過分採用苛責的方法，以免一葉障目。

陳先生文稿經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臧振教授仔細整理，并查對原文，加以校正，又有商務印書館的支持，纔得以公開出版。臧振教授寫有《整理例言》和《整理後記》，對陳高傭先生文稿做了仔細的質量評估，因此，我的序言就不必在這方面多用筆墨了。

陳先生的女兒就陳先生遺稿的整理出版，多次徵求我的意見，并誠懇地約請我寫序言。我將自己的一些感受寫下來，供讀者朋友們在閲讀先生文稿時參考。

是爲序。

張豈之　　

2008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