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安德鲁·杰克逊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

民主领导人的形成决非一蹴而就。由于安德鲁·杰克逊发迹于边远的田纳西，常被当作民主的边疆居民的典型；但他一生中的许多明显的事实却并不符合这一固定形象。从他开始在田纳西登上仕途起，他就认为自己是贵族，并且也得到承认；他依此塑造了自己的情趣、举止和生活方式。诚然，他既不会拼写，又缺乏教育和文化素养，但在1790年代及以后很长时期内，旧日西南部的大多数所谓贵族也就是这样；就连许多老一辈的弗吉尼亚人——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英文拼写也并不好多少。由于上层的弗吉尼亚人和卡罗来纳人很少迁移，因此西南部的上层主要来自中层或下层移民，他们发迹后也多少学会装出一点文雅举止。杰克逊这位田纳西中部的富翁，他并不是西南部下层民主人士的典型，而是开拓者和上层阶级怪异混合的典型。

杰克逊1767年出生于卡罗来纳的一个小农场，他的父亲已在他出生的数月前去世。他13岁参加了反英革命战争，14岁成了英军俘虏，并被砍伤。在战争中，他失去了全家：一个哥哥被打死，另一个在狱中死于天花，母亲在看护被俘的美国民兵时被“监狱热”夺去了生命。他的家庭给他在北卡罗来纳留下了一块约有农场规模大小的地，革命则给他留下了狂暴无情的爱国主义。他起初随一位马具工学了6个月的手艺。以后又一度做了小学教员，尽管他自己也仅受过极少的、不正规的教育。后来，一位爱尔兰的亲戚遗赠给他300英镑，于是迁至查尔斯顿，那时他还只有十几岁。在查尔斯顿，他刻意模仿沿海绅士的举止，养成了赌博、骑马和斗鸡的嗜好。为了付房租，他与房东玩纸牌或掷骰子，有空就研究法律。他虽对法学不甚了了，却深谙发迹之道，20岁时已被北卡罗来纳律师协会接纳为会员。据说当他一年后出现在田纳西的琼斯伯勒时已拥有两匹马、一群猎狐犬以及一名黑奴少女。

不久，杰克逊前往新兴的纳什维尔镇，原打算只作短期逗留。但当地唯一有名望的律师为债务人联合组织所聘用，债权人在法律方面无人帮助。杰克逊就去为他们服务，收费可观，并赢得了当地商人和放债人的感激和友谊。通过一位在卡罗来纳时的法律同学的帮助，他还被任命为法务官。很快，他就和威廉·布朗特集团很投合，布朗特是领地的地产投机商和政界后台，颇有势力；杰克逊开始着手巩固他在新贵、奴隶主、养马主以及官员和显赫人士之中的地位。他既有工资，又有收费的收入，因而就开始购买土地和黑奴。

至此，杰克逊的经历还算不上不同寻常，因为在新兴的南部，出现一代显贵是十分常见的事。 ^[1] 富有创业精神的精明农场主可以轻而易举地迅速成为当地的领袖人物，因而也就成了绅士，在棉花种植经济向高地推广的数十年中，西南部的上层阶级终于把边疆开拓者的大老粗气质同土地所有者阶层的绅士气质结合起来。前者的特性是直爽、无视法律、个性独立、暴躁易怒、好争吵，这些特性迅速升华为后者的彬彬有礼、故作多情、固执己见以及过分敏感的性情。随着蓄奴、讲究马术、注重家长尊严、发财及尊重共同体使这些早先的边疆开拓者的自豪感不断得到加深，他们又养成了发号施令的习惯，这样，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就全部完成了。边疆开拓者随时准备争斗，种植园主则随时准备维护自己的“荣誉”，二者的差别与其说是气质上的，不如说是方法上的，在这方面，杰克逊是最好的例子。从未听说过这位海尔米塔奇的庄园主、州法院法官兼民兵队少将曾与人发生过面红耳赤的争吵——虽然有人把他与本顿斯的争执算作一次——也未听说过他参加过一次像在伊利诺伊州边区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的平民所喜欢的摔跤比赛。杰克逊也从未想到过要对人动以老拳，不过确实至少有一次曾对一位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以杖笞相威胁。如受辱于符合绅士地位的人，他就按决斗惯例提出决斗；他在争执中采取的方式全然是南部惯例史中的典型。1806年，查尔斯·迪金森为一次赛马侮辱了他，为此丢了性命，而这次对抗也在杰克逊的心脏附近留下了一颗子弹。从这位人称“老山核桃木”人的公务行为中也可看到这位决斗者和其他决斗者一样粗暴，主观到任性逞能的地步。他在1821年写道：“我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见解一旦形成，我就公开加以推行，不管有谁跟我走都一样。”历史学家从来没有能够弄清他的政策中究竟有多少是出于为公众考虑，多少是出于个人的怨恨。

然而，在杰克逊心情较平静的时候，他很快成熟起来，举止变得温和而庄重。旧南部的同情者中有一些人曾描述过“附庸风雅的植棉主”的众生相，正如F．L．奥姆斯特德所说，“粗俗富人的闹剧”一演再演，把杰克逊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看，他实在可以算是个体面正直的人。正因为如此，丹尼尔·韦伯斯特在1824年才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从杰克逊将军的举止来看，他比任何候选人都更像总统。”特罗洛普夫人曾承认，在美国，很少见到绅士人物。1829年，她在杰克逊赴华盛顿的途中见到了他，并报导说，他的“头发梳得很随便，但很得体，尽管相貌粗犷瘦削，仍可看出是一位绅士和军人”。他在平民中表现得耐心而和蔼。

边疆的风气和政府体制都很民主，但并不盛行彼此拉平的平均主义。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所说，边疆社会的理想形象是靠个人奋斗而获成功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乡巴佬的一些尊敬，而后者自身又在不断产生着新人，准备进入当地上层圈子。尖锐的阶级对立并不是边疆政治生活中的典型现象，在田纳西这样的州内，阶级斗争直到边疆时期将近结束时才盛行起来。 ^[2] 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共同任务把各阶级维系在一起，使上层产生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棉花种植经济在扩大的同时也保证了不致发生尖锐的敌对，因为一个受穷受压于底层的奴隶阶级的存在，就使较贫贱的白人有一种地位感，所有白人也就有了利害一致之处。边疆开拓者或许憎恶异己的东部贵族——杰克逊就是如此——却决不敌视本地成长起来的上层人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起家靠的是竞争本领而不是特权。即使是在广泛实行选举制的各州和准州，拥有地产和进行土地投机的人以及在银行有存款的人也常被视为当然的领袖，政界的职位就像成熟的果实一样落在他们手中。这些人受益于公众的信任，他们对民众决策的明智和公正养成较之以往沿海各州的绅士更强的信赖，在沿海各州，阶级界线已不再变动不定，社会斗争的历史也已很长。杰克逊这样的人在田纳西经济论争中站在保守派一边，却可以成为全国的民主运动领袖，无须为前后态度矛盾而内疚。当我们看到这类种植业上层表示绝对相信民众的判断时，将其斥为蛊惑人心者未免失之不公正。他获得了人民的爱戴，很容易会相信人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准州时期以及初成立时的田纳西州的职位一般是指派的，这些职位迅速而轻易地降临到杰克逊头上。他22岁任法务官，23岁任联邦辩护律师，29岁任众议员，30岁任联邦参议员，31岁已当上了田纳西最高法院法官——虽然获得了这一切，但他并无特别强烈的政治野心，因为他除了法官一职外，对上述其他职务并不十分在意，往往上任不久就辞掉了。显然，他接受这些职务，与其说是将其视为晋升的台阶，不如说是将其视为地位的象征。从杰克逊长期从事土地投机、商业投机和军事活动的情况来看，他对财富和军功的渴望比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更为迫切。

事实上，杰克逊正是由于在与印第安人和英国人作战中所获得的成就而享誉全国。

1815年1月，杰克逊率部战胜了围困新奥尔良的英军，这是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胜仗，使他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闻名的英雄。热望得胜将军投身政治的心态已在当时的美国人中形成。人们立即把这位新奥尔良战役的英雄称颂为又一个华盛顿，1817年已出现了第一份供竞选用的传记本。但是，杰克逊很快就因其在战后佛罗里达竞选活动中的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政治批评，而他也担心政治上出名会影响他的家庭幸福；起初，他对担任总统这一宏图的诱惑并不十分热衷。1821年，他在致门罗总统的信中写道：“我对政治生活感到厌倦。人们指责我干的事我从未干过，人们指责我犯的罪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当纽约一家报纸的编辑评论他的友人们有野心，想把他弄进白宫时，这位将军终于忍不住了，他愤怒地反驳道：“不!先生，我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我能够领兵作战，艰难困苦不在话下；但我做不了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