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外交实践迫使杰斐逊派处于同样艰难的境地，并不亚于维持汉密尔顿所创国内体制方面的困难。就东部而言，他们发现自己同新英格兰的海上贸易商一样依赖于对外贸易；他们最廉价的制成品购自海外，剩余产品也销往海外。就西部而言，他们把饥渴的目光投向新的土地，对印第安人的担忧以及对他们在新奥尔良贸易输出港口有遭到西班牙封闭的担忧加剧了他们的扩张欲望。从陆上扩大输出市场以及从海上维护输出市场这两种要求终于使他们开始从杰斐逊的原则立场上向后退却。

杰斐逊本人既是热烈的爱国者，又是真诚的和平主义者。当英国和法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开始损及美国的贸易时，他曾试图以和平主义的经济胁迫政策来予以回击。国会于1807年12月通过了他提出的严厉的《禁运法令》，强令美国船舶概不出港。他的目的是以禁运粮食和其他供应而迫使双方就范。这是他从政生涯中采取的一个空谈理论而不切实际的措施，并且是一次惨重的失败。禁运不仅未能迫使英国和法国尊重美国在公海上的权利，而且使东北部的贸易城市和西部及南部的农场和种植园在经济上处于瘫痪状态。杰斐逊最后承认，历时15个月的禁运造成的损失大于一次战争。将近其第二届任期结束时，禁运为《停止通商法》取代，开放了同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但继续对英国和法国实行代价极大的禁运。

虽然杰斐逊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仍受到海运问题的困扰，但最终导致1812年战争的并不是自由贸易，而是扩张主义——约翰·伦道夫将其称为“农民的贪欲”。南部种植园主想攫取东西佛罗里达，北部农场主则觊觎加拿大。杰斐逊向来就是个热心的扩张主义者，他对这两个目标都表示了赞同，并且接受了为扩张主义辩解的流行的陈词滥调。（他在1812年致亚当斯的信中写道，“占有加拿大，可保我国妇孺永免战斧和剥头皮刀之殃，因为此举可除那些持斧刀者。”）朱利斯·W．普拉特表明，反英战争的激情沿广阔的弧形边界呈白热化；而反对战争最烈者则是旧时的联邦党人和商界。

但是，如果说在杰斐逊领导下，美国在经济上将从欧洲退回，在麦迪逊领导下，美国将由于战争而失去最佳的市场，那么，美国就必须找到一条途径，使本国人民的精力得到发挥，并为人民提供制成品。因此，资本由于被切断了在海外贸易中的正常投资出路，开始转而流入制造业。禁运时期和1812年战争实际上成了美国工业主义的播种期；亨利·亚当斯在谈到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说，“美国制造商感戴杰斐逊应甚于感戴北部政治家，因为后者仅是在制造商们确立了地位之后才给予鼓励。”

杰斐逊当然认识到自己主张独立经济方向会产生哪些直接影响，他早在1805年就已转而相信应发展制造业。他在1809年致杜邦的信中写道，“制造业的精神在我们中间根深蒂固，奠定基础花费极大，决无毁弃的可能。”他在1814年致威廉·肖特的信中叹息道，“我们的敌人如撒旦把我们的始祖逐出天堂一样感到慰藉：他把我们从一个和平的农业国造就成一个军事性的制造工业国。”他在致另一位人士的信中写道：“如今我们须得使制造商与农场经营者并驾齐驱。”美国如欲取得和平，就必须自给自足，必须结束对外国货和海外贸易的依赖。拿破仑战争打破了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的梦想。因为通过政府政策措施体现的杰斐逊式民主完全依赖于农业阶级，而这些战争也消除了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之间的实际区别。

如要维持制造业，就需要借助于关税。英国资本家在战争结束时为了一举消灭新的竞争者，已在开始向美国市场倾销货物，关税就更为重要了。1816年，共和党人通过了远远高于汉密尔顿时期所订的关税。首创美国保护主义制度的正是共和党人而不是联邦党人。

另外还必须为战争筹措经费。军事行动的经济耗费再加上东北部的金融破坏，使共和党人受到沉重打击，从而面临了一个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处境：要么乞求金融势力给予支持，要么颁布许可证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银行，以填补他们由于让汉密尔顿建立的银行因许可证到期自动解体所形成的真空。他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未隔多久，共和党的报刊就开始重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证明第一合众国银行符合宪法的论点!杰斐逊在信函中对银行体制的声讨全都失去了意义。共和党人于1816年批准设立第二个银行，在结构上同汉密尔顿设立的银行十分相似。到了这年年底，杰斐逊的共和党已全盘接过了联邦党人的政策——制造业、银行、关税、陆军、海军，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在杰斐逊的朋友、邻居和政治继承人詹姆斯·麦迪逊的主持下实行的。乔西亚·昆西抱怨说，共和党人实行了“甚于联邦党人的联邦主义”。到1820年，共和党人已把对手完全逐出了阵地，但代价是全盘接受了对手的纲领。杰斐逊在1823年致艾伯特·加勒廷的信中写道，联邦主义“业已改名换姓，隐藏在我们之中……其强大程度可与180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相比”。最后一批坚定的重农主义者之一纳萨尼尔·梅肯悲叹道：“杰斐逊及其追随者的主张被遗忘了。”

杰斐逊本人如何?他的余生是在无怨无恨中度过的，而且决无失败之感。他的国家虽经历过一次历时很短的萧条，但正在繁荣昌盛起来，当他从巅峰向下环顾时，满怀希望地预言，文明之进程将如“一道光芒”，从东向西扫遍整个大陆。他忙于答复大量书信，为求询者解释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同科学家和发明家交换意见，试图稳住他的不断衰败的财产，并为弗吉尼亚大学奠基——此事使他感到特别自豪。他同约翰·亚当斯恢复了旧日的友谊，再次与他为民主而论争。他在78岁时写信给住在昆西的这位老人说：“我至死将永怀光明与自由稳步前进的希望。”亚当斯曾问他是否愿意来生仍旧如此，他的答复是肯定的，至少对大半生是如此。“从25岁到60岁，我会说愿意；也许还可往前推，但不愿往后推。”他又写道，“我的健康状况很好，周围一切都使我愉快，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今年、今日、今时就可舍下这一切而离去。这一点能够最好地证明主宰世界的上帝本来是很仁慈的。”

这里反映出悲剧性气质的对立面。在杰斐逊的全部工作中贯穿着一条清新的潜流般的深刻信念：一切都会变好，生活自身会表现出来。无论身在何处，他都能找到美好的一面；在晚年的岁月中，他从未感到有必要离开蒙蒂塞洛数英里以外。生活总是向他迎来，就像这时西方世界各地的访问者上山来拜访他一样。对他来说，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暂时打断事物通向善终的顺畅之流。毕竟，他将离之而去的并不是经济或政治制度，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以不朽的言辞表达的不朽信念。尽管他主张的农业主义正在衰退，尽管他的允许各州政治上独立的政策正在落入他会憎恶的奴隶制辩护者手中，尽管他提倡的个人主义会成为财阀和剥削致富的大亨的理论，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他的价值观将长存下去。汉密尔顿之流可以争论说应当促进制造业，这样国家就可利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其中许多人年纪还小”，但杰斐逊却对这种对待人类的观点深恶痛绝。汉密尔顿策划使儿童进入工厂，而杰斐逊却计划建立学校体制。汉密尔顿注重体制和抽象概念，而杰斐逊却注重人的价值，并认为没有一种财富比人的生命更重要。如果说他在方法上发生了偏差，但他至少始终注意着初衷——追求幸福。

作为开国先辈中最长寿者之一，杰斐逊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成了崇敬的对象，随着年事的增高，他很可能像罗马皇帝临死前那样说：“我觉得自己正在成为神。”但他无意使自己及同代人成为后代人的预言者。他很喜欢说，“地球属于活着的人们。”世界会不断变化，真理不可能防朽。

他在去世前两年写道：“一切都可以变，唯人类固有的不可剥夺权利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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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杰斐逊在攻击本州的奴隶制时持典型的审慎态度，但对各殖民地之间的事务的态度却较大胆，因为他估计会得到北部各州的支持。因此，他在《独立宣言》中对奴隶贸易作了严厉的谴责——后被勾销——并企图在他的1784年法令中规定在西北领地禁止奴隶制。

[2] 他在《进一步普及知识议案》（1779年）中宣称，“经验证明，即或在最好的政府统治下，委以权力者终将逐渐使政府蜕变为暴政……”

[3] 1787年，他曾写道：“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政府始终以农业为主，其德政将历多少世代而不衰；而美国任何一处若仍有空余的土地，政府就必定以农业为主。假使如同欧洲一样，政府在大城市中堆积起来，便终将如同在欧洲一样腐败下去。”

当他注意到联邦主义者的计谋之后，他更加坚信只有农民才具有公民之素质，他在书信中发出强烈的呼声：“农场主的利益全在于农业……他们是伟大的美国利益的真正代表，只能依靠他们来表达美国的正当意见。”

他认为，完全持有地产的农场主这个经济阶级具有多于其他阶级的政治素质，这显然违背了人性无处不同的抽象观念，但他似乎没有看清这一见解的含意。

[4] 罗什富科为17世纪的法国道德家和作家，以其格言、回忆录和通讯著称。蒙田为16世纪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译者

[5] 本书第一版发表后不久，即承蒙小查尔斯·卡罗尔·兰森先生提醒我注意，1795年联邦主义者在杰伊条约争议中使用“猪猡般群氓”这一习惯用语的情况极为普遍。兰森先生的意思是，杰斐逊并不是按其字面意义，而是带有讽刺性使用这一习惯用语的，我认为很对。因此，我原先对杰斐逊的意思的解释看来是不正确的。

[6] 但在《弗吉尼亚记事》一书中他却对本州受限制的选举权表示不满：“出资出力扶持本州的大部分人在议会并无代表，有选举权的地产所有者名册的人数一般仅为民兵队名册或赋税名册人数的一半。”

[7] 后来他对约翰·泰勒的《美国政府原则和政策研究》（1814年）也表示衷心赞同，该书很大一部分轻率攻击亚当斯的理论。这自然是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争执激化之后的事。

[8] 不过，必须补充很重要的一点：杰斐逊曾于1776年提议，每一位成年白人男子，凡地产不足50英亩者，弗吉尼亚州给予50英亩。若如此，就几乎可使选举权实际上成为普遍的权利。这也表明了他的一个信念，凡是自由土地使此项政策可实行之处，应争取扩大经济机会，也说明了地产和民主在他思想中的重要联系。在当时，他对政府经济基础的认识比他对政府结构的概念更为民主。

[9] 指1794年美国西宾夕法尼亚农民为反对汉密尔顿重税法（1791年）而发起的暴乱。——译者

[10] 他最后很喜欢J．B．塞伊改写的亚当·斯密的著作，认为较明晰可读，并且十分欣赏德斯塔德·德·特雷西的著作。

[11] 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列举了政府应做之事，他主张政府应维持“财产的现状，无论其均等与否，这是每个人或其祖辈勤劳程度的结果”。

[12] 他又说，如果个人之财富增长过多，有危及国家之虞，最佳纠正措施不是差别课税，而在于制订一项迫使一切继承人以同等程度平等继承财产的法律。

[13] 装有两块十诫碑的箱子，据《圣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