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上述对经济组织的新古典研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由于选民集团能够得到国家的利益，对政治控制分配得越扩散，预测或解释将会发展的后起的产权形式便越困难。解释埃及古代王朝再分配社会的经济组织并不太困难，困难得多的倒是解释现代民主社会的复杂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社会，许多利益在控制国家、变革产权进而改变经济组织中的互相竞争。 ^[38]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理论不完整，甚至偶尔查阅一下工业组织的文献都会证实这种情况。这种文献涉及单纯的自利与带有欺诈（投机行为）的自利；有时人们互相欺骗，有时不这样做；有时人们努力工作，有时又不这样做。诚实、符合道义的君子协议在契约性安排中是大量的；同样，普遍的怠工、欺诈行径、白领人员犯罪和故意破坏也屡见不鲜。

简而言之，约束行为的衡量费用是很高的，以至如果没有思想信念约束个人最大限度的追逐利益，经济组织的活力便会受到威胁。对合法性的投资需要的经济组织的费用与本章前几节所提到的衡量和实施费用一样多。的确，如上简述，实施的主要问题就是契约关系中的明显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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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尔·波拉尼的著作是一个例外。参见诺思（1977年）对其贡献所作的评论。

[2] 就这一点论，权力不过是一种暗含这一委托决策的契约和一种已定的决策结构。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制，这种强制会推行非自愿的组织形式，新古典定义应当是适用的。不过这个问题我将在考察有关企业的文献和考虑意识形态时作进一步的考察。

[3] 参见巴泽尔（1974年）和切昂（1974年）。

[4] 最初的贡献是哈耶克提供的（1937和1945年），也可参见斯蒂格勒（1961年）。

[5] 转移的权利必须是专有的，但我们应注意，诚意即劳务的出售并不含有无限的权利。当我出售我的房子时，新所有者在利用他的房子时也像我一样要受分区法的约束。我转移的是一宗具体的权利。

[6] 不过如麦克马纳斯（1975年）所指出，阿尔切安和登塞茨断言联组生产本身是问题的起因，则是不正确的。检查费用的产生，是由于衡量投入产出要付出代价。

[7] 与个人绩效相比，有一些心理实验证明并衡量出团体的敷衍塞责，参见拉塔尼、西尼阿姆斯和哈金兹的论著（1979年）。

[8] 参见麦克马纳斯（1975年）和巴泽尔（1980年尚未发表的）对这里提出的论点所作的阐释。

[9] 戈德堡（1976年）已经把这种契约关系称作“有关系的交易”。

[10] 虽然波拉尼对经济学家影响不大，但他对其他社会科学家并在历史学家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11] 参见诺思（1977年）。

[12] 参见波拉尼关于雅典谷物贸易的叙述（1977年）。

[13] 不过应当指出，度量衡的发明与使统治者收入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度量衡的历史，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统治者利益居于优先地位时才能解释。

[14] 在《钟声》和《法律和经济学》杂志这类专业刊物上不断刊登的文献，为这种困难提供了充足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