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契诃夫及其作品研究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俄罗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剧作家。契诃夫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一生创作有七百多篇短篇小说作品。1890年，契诃夫的库页岛之行对自身的社会理念以及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对欧洲乃至世界现、当代小说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短篇小说代表作有《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变色龙》《哀伤》《苦恼》《草原》《乏味的故事》《决斗》《套中人》《姚尼奇》《农民》《在峡谷里》《第六病室》和《未婚妻》等等。90年代起，契诃夫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并致力于戏剧艺术的“现代性”革新。他的戏剧作品以其独特的“新戏剧”结构在世界戏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世界戏剧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其戏剧代表作有《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等。

契诃夫小说作品最早的汉译本系吴梼于1907年根据日译本转译的《黑衣教士》(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四运动之前，契诃夫小说的汉译已经囊括了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如《第六病室》《小公务员之死》《万卡》以及《套中人》等。^[1]契诃夫戏剧作品的最初汉译完成于五四运动之后。20年代中期，其5部代表性剧作和部分独幕剧均有了相应的汉译。^[2]

中国的“契诃夫研究”始于五四运动之后。1925年，曹靖华的《柴霍夫评传》——《三姊妹》汉译本附文被视为早期契诃夫研究的重要文献。^[3]这一时期，关于契诃夫及其小说作品研究文献的译著有：陈著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柴霍甫论》(1926)；赵景深翻译米尔斯基的《契诃夫小说的新认识》(1928)。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契诃夫戏剧的评介工作先于其作品翻译：宋春舫的《世界新剧谭》(1916)、《近世名戏百种目》等文章就对契诃夫及其代表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进行介绍，从而为契诃夫戏剧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国的社科-人文学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在这一社会-文化语境中，包括契诃夫研究在内的俄罗斯文学学科经历了重建、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过程。纵观30年以来中国契诃夫研究的历程，可以发现，当代俄罗斯文学学者在继承以往契诃夫研究传统论域的基础上，开辟了若干新的研究论域。与此同时，当代契诃夫研究在其理论视野、研究思路、分析方法等方面均经历了不断的沿革，最终呈现出成熟的形态。

整体上说，我们可以将30年间中国的契诃夫研究及其成果分为三个方向：(1)作家总体研究；(2)小说创作研究；(3)戏剧创作研究。

1．80年代研究状况

80年代契诃夫研究是继“文革”之后的恢复和重建时期。这一时期研究的特征在于“开放性”。而“开放性”的重要基础则源自20世纪上半期的研究成果以及同时代苏联契诃夫研究资源。

首先，在“作家总体研究”方面，“传记研究”和“美学研究”论域具有典型意义。这两类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龙飞和孔延庚合作撰写的《契诃夫传》^[5]、陆人豪的《契诃夫创作美学断想》^[6]和蒋连杰的《开掘“美的宝藏”——谈契诃夫的美学思想》^[7]等。上述学术论文试图从作家创作生平和创作美学层面出发，对契诃夫及其文学创作予以宏观的把握。在“创作研究”论域，叶锐明撰写的《契诃夫小说创作的若干特点》^[8]、皓智的《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9]和朱逸森的《短篇小说家契诃夫》^[10]较具代表性。《短篇小说家契诃夫》对契诃夫作为杰出小说家的成长历程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契诃夫的小说艺术结构给予概括性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成果以其对契诃夫创作考察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在这一时期的作家总体研究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此外，“心理研究”论域在作家总体研究中也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学者将“心理学”和“医学”等学科理论引进契诃夫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如任光宣撰写的《论心理分析类型及其特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心理分析方法之比较》^[11]和李辰民的《契诃夫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学》^[12]。前者对俄国19世纪三位经典小说家创作中所运用的心理分析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不同心理分析的结构和功能。后者则对契诃夫小说作品中的“变态心理学”构成加以分析，从另一层面揭示出契诃夫小说创作所蕴含的语义结构。

其次，在“小说创作研究”方面，“艺术研究”论域占据首要地位。“艺术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研究的重点，与新时期文学研究对“文学自律”认同密切关联，而这种文学价值认知又与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对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形式主义”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的译介和引进密切关联。“艺术研究”论域的代表性论文有：叶乃芳和陈云路合作撰写的《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13]；杨小岩的《略谈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14]；刘建中的《试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15]；陈俐的《契诃夫早期作品的“瞬间风格”》^[16]；金风的《契诃夫小说的诗意构成》^[17]；雷成德的《论契诃夫小说手法的审美特色》^[18]；董象的《时代的意中人，<新娘>娜嘉——兼谈契诃夫小说的印象主义叙表方式》^[19]等等。应指出，这一时期的“艺术研究”论文基于对“叙事学理论”和“巴赫金小说理论”等的援用，相应得出了较为独特新颖的结论，如李蟠撰写的《试谈契诃夫小三部曲中三个故事讲述者的形象》^[20]10和汪靖洋的《焦点和焦点的转移——<套中人>的艺术结构及其它》^[21]。在“个案研究”论域，相关论文集中于契诃夫经典短篇小说的研究，其中较具影响的论文有：徐森林撰写的《<套中人>的主人公是谁？》^[22]，以及彭质纯的《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谈<跳来跳去的女人>的提炼》^[23]等。新时期契诃夫研究的“比较研究”论域则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颇撰写的《鲁迅与契诃夫小说比较研究》^[24]。

第三，在“戏剧创作研究”方面，80年代的契诃夫戏剧研究和小说研究一样，经历了恢复和开放阶段。这一时期的契诃夫戏剧研究包括有四个论域，即“总体研究”“艺术研究”“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等。在“总体研究”论域，较具代表性的论文有：黄岩撰写的《契诃夫剧本创作述评》^[25]；冉国选的《契诃夫戏剧的思想与艺术》^[26]。新时期契诃夫戏剧研究一个重要论域则是“艺术研究”。这一研究路径与中国俄罗斯文学学者对戏剧文学系统“自律”——戏剧体裁之形式结构的认识深化和理论思考密切关联。在“艺术研究”论域，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论文有：华生撰写的《艺术构思与细节描写——契诃夫的<樱桃园>》^[27]；张唯嘉的《<樱桃园>中的时间》^[28]；蓝泰凯的《<樱桃园>艺术特色初探》^[29]；张晓阳的《试论契诃夫戏剧诗意的构成及其特色》^[30]10；小丹的《论契诃夫的<樱桃园>的艺术成就》^[31]11；邹元江的《生活，在深沉有力的“停顿”中——试论<樱桃园>中的“停顿”》^[32]12等等。作为契诃夫戏剧研究的传统论域，“个案研究”专注于个别戏剧作品的考证和分析。从80年代起，“个案研究”论域在既往论题的基础上，加入了若干新的论题。其较具影响的论文有：潘平撰写的《从<樱桃园>的两个场面谈“空灵”》^[33]；易漱泉和谢南斗合作撰写的《俄国戏剧革新的杰作——谈契诃夫的<海鸥>》^[34]；来春的《论契诃夫的心理剧<凡尼亚舅舅>》^[35]；晓知的《演出的是生活，表现的是心灵——论契诃夫的戏剧<三姐妹>》^[36]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比较研究”论域作为新兴的研究论域，在新时期契诃夫戏剧研究中地位较为突出。这一研究范式的形成与“比较文学”学科和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整体适用密切相关。80年代，在这一论域较为重要的论文有：胡斌撰写的《契诃夫的<海鸥>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37]；沈澜的《试论契诃夫的<樱桃园>和曹禺的<北京人>》^[38]；王德禄的《曹禺与契诃夫——艺术风格的联系和比较》^[39]；王璞的《契诃夫与中国戏剧的“非戏剧化倾向”》^[40]等等。王璞的《契诃夫与中国戏剧的“非戏剧化倾向”》在分析契诃夫戏剧“非戏剧化倾向”的基础上，揭示出“情节淡化”和“抒情氛围”等“非戏剧元素”之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和作用。

2．90年代研究状况

90年代，中国的契诃夫研究进入到发展时期。新型研究范式的稳固确立，为这一时期契诃夫研究的学理化和多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这一时期的契诃夫研究赋予了新的学术视野。

首先，在“作家总体研究”方面，“传记研究”论域保持有既往的研究水平。其中代表性著作有：朱逸森撰写的《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41]；郑伟平的《契诃夫(1860—1904)》^[42]；赵佩瑜的《契诃夫》^[43]。在“创作研究”论域，李嘉宝的系列论文对契诃夫创作中“真实”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他撰写的《真实，在对现实的超越之中——论契诃夫创作中的形而上真实》^[44]指出契诃夫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与同时代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之间存在差别：搁置“现实生活逻辑”以反映生活“形而上真实”。继后，李嘉宝又撰写了《生活：潜心融入与多重显现——论契诃夫创作中的模糊把握》^[45]，论文从另一层面探讨了契诃夫创作中的“真实”问题。他的《生活，是一曲绝望的悲歌——论契诃夫创作中的否定意识》^[46]则对契诃夫一系列创作中的“否定性”元素给予了论述。李辰民撰写的《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意识》^[47]认为契诃夫小说作品中存在基于时代文化-历史语境的“现代意识”并加以具体的阐明。这篇论文对理解契诃夫小说创作的“现代性”元素及其对现、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部分俄罗斯文学学者从女性主义理论出发对契诃夫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如肖支群撰写的《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48]和吴惠敏的《弱者·觉醒者·行动者——契诃夫小说妇女形象三部曲》^[49]等。后者集中于对契诃夫“女性题材”作品的系统分析，指出其女性形象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出女性形象的嬗变和递进的轨迹。

其次，在“小说创作研究”方面，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刘建中撰写的《契诃夫小说新探》^[50]，该书对契诃夫的世界观和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同时对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与中外经典作家之间的差异给予了对比分析和研究。在“艺术研究”论域，吴静萍撰写的《试论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51]、曾恬的《契诃夫短篇小说艺术技巧探索》^[52]、席亚斌的《契诃夫：从故事体到象征》^[53]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均将关注的焦点置于作家小说作品的形式结构，以此揭示小说作品意义构成的基本要素。在“小说创作研究”方面，属于“比较研究”论域的论文有王丹撰写的《从契诃夫与鲁迅的“小人物”谈起》^[54]、阮航的《沙汀、契诃夫小说比较》^[55]、赵明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俄国文学的三种模式》^[56]和吴惠敏的《论契诃夫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影响》^[57]等。这一系列论文对契诃夫小说创作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作家创作的影响和作用从不同角度出发给予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

第三，在“戏剧创作研究”方面，属于“总体研究”论域的著述有：边国恩撰写的《契诃夫戏剧创作简论》^[58]；童道明的《契诃夫与二十世纪现代戏剧》^[59]；王远泽的《戏剧革新家契诃夫》^[60]10以及刘淑捷的《契诃夫和现代戏剧》^[61]11等。专著《戏剧革新家契诃夫》对契诃夫戏剧创作及其特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对“通俗喜剧”向“新戏剧”的转型问题给予分析，基于此对“新戏剧”的代表作品——《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等集中展开了研究。该论著还包括“契诃夫戏剧创作中的‘停顿’”“契诃夫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当代苏联契诃夫学概况”和“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等重要论题。在“艺术研究”论域，邹元江撰写的《论<樱桃园>中的“停顿”》^[62]、李辰民的《重读<万尼亚舅舅>——兼谈契诃夫的戏剧美学》^[63]和杨海濒的《至味于淡泊——论契诃夫剧作的诗化及其美学意义》^[64]等较具学理价值。其中，《论<樱桃园>中的“停顿”》对《樱桃园》中所运用的“停顿”手法及其功能进行系统的分析，揭示出它对结构戏剧作品的价值所在。在“比较研究”论域，相关论文集中出现在前期，如黄旦撰写的《夏衍与契诃夫的戏剧风格比较》^[65]、张君的《契诃夫与老舍》^[66]、李树凯的《用深刻的抒情方法，把生活组织起来——论曹禺和契诃夫的戏剧艺术》^[67]等，这些论文将契诃夫戏剧创作与中国现、当代剧作家的创作分别进行了对比分析，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3．21世纪前10年研究状况

21世纪前10年中国的契诃夫研究进入到繁荣期。这一时期的契诃夫研究在对前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适用较为成熟的戏剧研究范式最终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逐步系统化和多元化。

首先，在“作家总体研究”方面，其中“传记研究”论域的代表性著作有童道明撰写的《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68]和朱逸森的《契诃夫：1860—1904》^[69]等。在“作家总体研究”方面，属于“创作研究”论域的论文有马卫红撰写的专著《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契诃夫研究》^[70]和朱涛的《“有神”与“无神”之间——从<决斗>看契诃夫的宗教哲学思想》^[71]10等。前者对契诃夫的创作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间的差异加以论证，同时论文还探讨了契诃夫作品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关联。在“比较研究”论域，刘研撰写的专著《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72]较具影响。论著试图突破文学现象的一般描述和影响研究以论证契诃夫之于中国现代作家精神人格和思维方式等层面的作用。

其次，在“小说创作研究”方面，“艺术研究”论域占据了主要位置。这一时期“艺术研究”论域的主要著述有李家宝撰写的《论契诃夫抒情心理作品中的时间主题》^[73]、路雪莹的《试论契诃夫的情境小说和生活流小说》^[74]、《契诃夫世界中“职业”的艺术功能》^[75]以及巴金撰写的专著《简洁与天才孪生：巴金谈契诃夫》^[76]等等。《论契诃夫抒情心理作品中的时间主题》对契诃夫抒情心理作品内部的“时间主题”之功能加以评定，指出契诃夫创作中的“时间主题”是与艺术形象和审美情趣协作构成的“意蕴”。路雪莹的《试论契诃夫的情境小说和生活流小说》则将契诃夫创作的叙事手法概括为两种模式——“情境小说”和“生活流小说”并对两者的特征加以描述。

第三，在“戏剧创作研究”方面，“艺术研究”论域较有影响的论文有：严前海撰写的《契诃夫剧作中的喜剧风格》^[77]；张介明的《论契诃夫戏剧的叙述性》^[78]；董晓的《从<樱桃园>看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性本质》^[79]等。《论契诃夫戏剧的叙述性》指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对“摹仿”和“叙述”两者的界限完成了突破——将“叙述”引入戏剧，完成了对传统戏剧理念的变革。《从<樱桃园>看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性本质》则认为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非戏剧化”性质中包括有独特的“喜剧精神”，后者也是契诃夫剧作的艺术价值之所在。在“个案研究”论域，李辰民撰写的《<普拉东诺夫>：一部鲜为人知的契诃夫剧作》^[80]、胡静的《<伊凡诺夫>的意义》^[81]以及贺安芳的《斫伐的背后——<樱桃园>的生态批评》^[82]较具价值。《斫伐的背后——<樱桃园>的生态批评》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对《樱桃园》进行阐释，论文得出结论：“樱桃园的消失反映了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中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在“比较研究”论域，董晓撰写的《关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影响》^[83]、王永恩的《此岸和彼岸——契诃夫与曹禺剧作主题之比较》^[84]等较具代表性。《关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影响》指出契诃夫剧作对中国现代戏剧沿革作用和影响的具体层面——“对戏剧冲突的淡化”和“舞台抒情氛围的营造”等。中国戏剧创作虽在某些方面借鉴了契诃夫的戏剧表现手段，但对其“戏剧精神”特别是“喜剧精神”中所包含的荒诞意识并未给予充分理解和接受。

此外，从1979年至今，在国外契诃夫研究学术著作翻译方面，较具影响的译著有：朱逸森翻译屠尔科夫的《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85]；陈玉增等翻译别尔德尼科夫的《契诃夫传》^[86]；朱逸森翻译的《契诃夫文学书简》^[87]；朱逸森翻译帕佩尔内的《契诃夫怎样创作》^[88]；郑业奎等翻译亨利·特罗亚的《契诃夫传》^[89]10；郑文樾和朱逸森翻译格罗莫夫的《契诃夫传》^[90]11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契诃夫小说研究历经30年漫长历程。其间，当代契诃夫研究在新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藉以新的文学视野在各个研究论域均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其研究的总体格局证明：中国的契诃夫研究所建构的独立的话语系统正趋于向完形。我们有理由预期中国的契诃夫研究随着文学研究理念、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的不断演进，必将逐渐步向新的繁荣。

[1] 参见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第196-197页。

[2] 同上书，第200页。

[3] 同上。

[4] 同上书，第198页。

[5]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 载徐祖武主编：《契诃夫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 同上。

[8]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9] 载徐祖武主编：《契诃夫研究》。

[1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 《国外文学》1988年第3期。

[12] 《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

[13] 《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

[14] 《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2期。

[15] 《国外文学》1983年第3期。

[16] 《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

[17] 《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

[18] 载徐祖武主编：《契诃夫研究》。

[19] 同上。

[20] 《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2期。

[21] 《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4期。

[22] 《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

[23] 《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

[24] 《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

[25] 《咸宁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

[26] 载徐祖武主编：《契诃夫研究》。

[27] 《江苏戏剧》1981年第7期。

[28] 《外国文学欣赏》1984年第1期。

[29] 《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30] 《衡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

[31] 载徐祖武主编：《契诃夫研究》。

[32] 载徐祖武主编：《契诃夫研究》。

[33] 《文艺研究》1984年第4期。

[34] 载徐祖武主编：《契诃夫研究》。

[35] 同上。

[36] 同上。

[37] 《俄苏文学》1984年第4期。

[38] 载徐祖武主编：《契诃夫研究》。

[39] 《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40] 《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4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2] 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43] 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44] 《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

[45] 《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

[46] 《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

[47] 《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48] 《俄罗斯文艺》1996年第6期。

[49] 《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

[50]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1] 《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52] 《俄罗斯文艺》1996年第3期。

[53] 《国外文学》1998年第1期。

[54] 《外国文学》1996年第3期。

[55] 《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56] 《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57] 《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

[58] 《国外文学》1991年第4期。

[59] 《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60]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1] 《戏剧》1994年第1期。

[62] 《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

[63] 《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4期。

[64]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65] 《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6]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67] 《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68]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6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71] 《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2期。

[7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73] 《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

[74] 《国外文学》2006年第3期。

[75] 《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76] 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77] 《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6期。

[78]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79] 《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80] 《俄罗斯文艺》2001年第3期。

[81] 《戏剧》2005年第3期。

[82] 《戏剧》2005年第4期。

[83]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84] 《俄罗斯文艺》2009年第3期。

[8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86]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7]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88]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89]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90] 海燕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