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研究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罗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家。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穷人》问世，继后作家陆续发表《两重人格》《白夜》和《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等中篇小说。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流放，其间，作家的社会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流放归来，作家创作出一系列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等。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以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和杰出的艺术价值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演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高尔基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个性给予总结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就艺术的表现力来讲，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世界和人们的裁判者’，他很容易被认作为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1]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的汉译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5月，乔辛煐翻译的短篇小说《贼》(《诚实的小偷》)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早的汉译本。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汉译本还有铁樵翻译的《冷眼》(《圣诞树和婚礼》)和周起应节译的《大宗教裁判官》(《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太一节译的《罪与罚》等等。[2]

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文献最早见于1918年周作人《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之“译者按”。中国早期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文章有：耿济之撰写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道司托夫斯基》(1921)；余季凡的《独思托爱夫斯基》(1921)；沈雁冰(茅盾)的《陀思妥以夫斯基带了些什么给俄国？》(1921)等。[3]

改革开放以后，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内的俄罗斯文学学科经历了重建、发展和成熟的历史过程。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学者在继承以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传统论域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切合研究对象的独特的研究论域：(1)作家总体研究；(2)创作总体研究；(3)创作艺术研究；(4)创作比较研究。与此同时，在新时期30年期间，当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其理论视野、研究思路、分析方法等方面均经历了不断的沿革，最终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1．80年代研究状况

80年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继“文革”之后的恢复和重建时期。这一时期研究的特征在于“重建性”。而“重建”的出发点则是20世纪上半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成果以及苏联当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资源。

在“作家总体研究”论域，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刁绍华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4]；冯增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观初探》[5]；刘虎的《用温和的爱去征服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伦理学》[6]等。《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在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平的基础上，对作家的代表作《罪与罚》《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进行评述，并对其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给予了分析。《用温和的爱去征服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伦理学》试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宗教伦理进行剖析，藉此揭示出作家独特的社会观——以“温和的爱”整合世界秩序。

在“创作总体研究”论域，程正民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心理三题》[7]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独特的精神探索——对人类“心理指向”的追问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和分析。

在“创作艺术研究”论域，樊锦鑫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的时间和空间》[8]和宋大图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9]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前者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基于现实世界重构的艺术世界之“时间”和“空间”构成及其特征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后者则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出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中的“作者立场”给予了系统的辨析和评价。

在“创作比较研究”论域，彭克巽撰写的《漫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10]、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1]、倪蕊琴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拓展》[12]较具代表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小说艺术流派》在确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之于现代主义文学作用和影响的同时，对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的功能和价值加以肯定，并对作家创作与现代小说流派的渊源关系进行梳理。专著《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和作用展开系统的探讨和分析。

2．90年代研究状况

90年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进入到发展时期。新型研究范式的有效援用，为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学理化提供了前提，同时也为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带来了新的样态。

在“作家总体研究”论域，值得关注的著述有：何云波撰写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宗教》[13]和《道德需要与情感愉悦——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皈依心理之分析》[14]；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两重人格》[15]；冯川的《忧郁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16]；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17]；曾嘉的《炼狱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传》[18]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宗教》和《道德需要与情感愉悦——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皈依心理之分析》两篇论文分别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秉持的对立统一的信念——人道宗教的内涵和意义，以及作家本人独特的宗教意识——无神论和宗教狂热的结合加以考察并进行归因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两重人格》则对作家自身人格的双重性特质给予认定并加以阐释。专著《忧郁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6个部分：“坎坷的经历”“颤栗的良心”“精神分析的巨擘”“存在主义的先驱”“从写作中寻求救赎”“在反叛中走向上帝”等。其论题主要涉及神学、人道主义、犯罪、暴力、良心、内心冲突、精神分析、理性、自由、复调小说和信仰等问题。论著内容涵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所提出的全部核心命题。专著《炼狱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人格精神和创作构成关联的角度出发，勾勒出一部作家主体精神成长和文学文本创作的历史。

在“创作总体研究”论域，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何云波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19]；沈敏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宗教意识》[20]；何云波的《“父亲”：文化的隐喻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论》[21]等。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从以下8个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格心理、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和文学创作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化心理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城市”“家庭、女性、父亲：文化的隐喻内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民族精神”。

在“创作艺术研究”论域，较为典型的论文有：戴卓萌撰写的《复调与戏剧性——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特点》[22]；王钦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时间的革新》[23]；管海莹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中的心理现实主义艺术》[24]；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25]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时间的革新》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之于传统叙事时间的变革及其意义加以探讨。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戏剧化之于欧洲小说发展的里程碑意义给予认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戏剧化作为新型的艺术思维生成了全新的艺术模式和艺术风格，它源自小说传统发展的自律和作家创作个性的自觉加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戏剧诗学引入小说诗学，拓展了小说诗学的话语界限，在叙事模式、审美意象、情节结构、对话设置、时空布局等层面开创了新的小说形式并对现代小说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创作比较研究”论域，王圣思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26]、冯文成的《综合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克纳比较研究》[27]和董尚文的《圣爱与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鲁迅的价值信念之比较》[28]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述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作家和美国现代作家创作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价。

3．21世纪前10年研究状况

21世纪前10年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进入到繁荣期。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对既往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积累的基础上，成熟地适用新型的研究范式以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逐步走向深入，从而呈现出多元化总体态势。

在“作家总体研究”论域，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吴晓都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人文精神》[29]；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30]；王志耕的《质询与皈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约伯》[31]、《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教诗学中的人》[32]和《转喻的辩证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修辞》[33]；田全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性问题——对两个情结的文化阐释》[34]；赵桂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探源》[35]10；陈思红的《艺术家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个性的形成》[36]11；徐田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民族宗教的隐喻内涵》[37]12；陈建华的《跨越传统碑石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传》[38]；杨芳的《仰望天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39]；刘锟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思想中的东正教文化内涵》[40]；冯增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稿》[41]等。专著《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主体分为5个部分：“‘拯救世界的将是美’”“善与恶的较量”“苦难的价值”“自由的悖论”和“精神流浪”。该书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作品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作家创作主题的基础上，对作家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关联加以揭示并对作家创作之于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教诗学中的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原则之一则是“在充分的现实主义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论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人”的观念加以辨析并对“人”的悖论及其行动结果进行阐释。《转喻的辩证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修辞》根据现代哲学文化理论指出：基于俄罗斯文化的自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所运用的文学语言具有“转喻性”特质，作家通过话语整合最终生成了关于信仰的总体价值体系。专著《仰望天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主要分为5个部分，分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观的形成、作家历史观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作家的历史动力说、作家的根基论以及俄罗斯历史使命观给予了考辨和分析。

在“创作总体研究”论域，张竹筠撰写的《人类社会新生母题的构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拯救意识与虚幻艺术》[42]、李必桂的《观照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苦难问题》[43]、闫美萍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犯罪问题》[44]和余岱宗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角色意识”》[45]较具代表性。《观照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苦难问题》认为“苦难”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关注的焦点问题。论文对陀思妥耶夫斯作品基关于“苦难”的系列观点逐一进行了评述。《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犯罪问题》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犯罪”的艺术功能与侦探小说有着本质差别。前者反映出作家“在人身上发现人”艺术目标和独特的宗教情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角色意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角色意识对人的控制”叙述能力加以肯认，认为作家对人性的洞察能力在于：角色意识对自我审视的囿限引发了人物的内在冲突，而对角色意识的突破则引致人性的动机和情感的凸现。

在“创作艺术研究”论域，值得关注的著述有：王志耕撰写的《神正论与现实视野的开拓——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综论》[46]和《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47]；傅星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视觉艺术形态》[48]；张竹筠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孤独意识与对话艺术》[49]；彭克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美学》[50]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51]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视觉艺术形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的“视觉艺术”形式——“绘画手段”(“明暗光影的配置、形与色的构图效果、色彩、空气、光的表现”)进行剖析，指出绘画主题对小说主题建构的功能和效应。专著《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主体分为5个部分：“神正论与现实视野的开拓”“人的内在神性与‘发现人身上的人’”“‘聚合性’与复调艺术”“‘历时性’与人的精神历程”和“文化原型与话语修辞”。该书基于俄罗斯独特的宗教文化语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原则加以考察和分析，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与俄罗斯文化模式的关联进行探究。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分为15个部分。该书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作品、创作笔记、文学论述和文学信函等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作家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活动进行探讨和评论。同时，论著基于小说文本解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主义”“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和“完整的现实主义”等文学理念以及小说的艺术形式加以阐释。

在“创作比较研究”论域，较具影响的著述有：王立业撰写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分析比较》[52]；耿传明的《两种伟大与两种激情——“现代性”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53]；曾艳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54]；乔丽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分裂的自我”的渊源和影响》[55]；田全金的《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56]、《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分裂的自我”的渊源和影响》运用法国影响学派理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系列“分裂的自我”形象的创作母题展开溯源并对它们之于后世作家的影响进行论述。《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分为3大部分：汉译文化研究；作品主题研究；宗教文化研究。第一部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汉译历史进行概述，对汉译形态展开文化批评并对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加以考察。第二部分就“性”“家庭”“知识分子”等主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关联与差异加以阐明。第三部分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出发，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所蕴含的宗教哲学命题——“和谐与苦难”“信仰与理性”“沉沦与救赎”等。

除此之外，从1979年至今，在国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学术著作翻译方面，较具影响的译著有：李明滨翻译安娜·陀思妥耶夫卡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57]；刘开华翻译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58]；王健夫翻译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59]；白春仁、顾亚铃翻译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60]；施用勤、董小英翻译斯洛宁的《癫狂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61]；方珊、李勤翻译列夫·舍斯托夫的《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62]；张杰翻译舍斯托夫的《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63]；徐昌翰翻译谢列兹涅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64]；陆人豪翻译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65]；沈真等翻译赖因哈德·劳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66]10；施元翻译Г.М．弗里德兰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67]11；斯人等翻译赫尔曼·海塞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68]12；杨德友翻译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69]13；张百春翻译罗赞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70]14；杜文鹃、彭卫红翻译伊琳娜·帕佩尔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71]15；宋庆文、温哲仙翻译尼娜·珀利堪·斯特劳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72]16；李广茂翻译莉莎·克纳普的《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73]；赵亚莉、陈红薇、魏玉杰翻译马尔科姆·琼斯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74]；张冰翻译列夫·舍斯托夫的《钥匙的统治》[75]；马寅卯翻译安德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76]；沈真等翻译赖因哈德·劳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77]；刘涛、张宏光、王钦仁翻译谢列兹尼奥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78]；余中先翻译安德烈·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79]；沈志明翻译纪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80]；张百春翻译罗赞诺夫的《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81]；耿海英翻译尼·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82]10；解薇、刘成富翻译多米尼克·阿尔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83]11；徐振亚、娄自良等翻译弗·谢·索洛维约夫等《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84]12等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历经30年的漫长历程。需强调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藉以新的文学研究视野在各个研究论域均取得了相当的成绩。21世纪以来，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业已基本形成基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完整的话语系统。可以预期，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随着文学的研究理念、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的不断革新，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1]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0页。

[2] 参见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页。

[3] 同上书，第177页。

[4]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 《苏联文学》1985年第6期。

[6] 《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

[7] 《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

[8] 《国外文学》1983年第3期。

[9] 《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10] 《国外文学》1983年第3期。

[11]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2] 《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13] 《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

[14] 《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15] 《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

[16]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7] 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8]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0] 《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21] 《国外文学》1998年第3期。

[22] 《国外文学》1991年第3期。

[23] 《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

[24] 《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25]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 《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

[27] 《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28] 《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

[29] 《国外文学》2001年第3期。

[30]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1] 《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

[32] 《国外文学》2002年第3期。

[33] 《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34] 《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5期。

[35] 《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36] 《国外文学》2005年第1期。

[37] 《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38] 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39]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0] 《国外文学》2009年第3期。

[41]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42] 《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3期。

[43] 《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5期。

[44] 《国外文学》2004年第1期。

[45] 《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1期。

[46] 《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4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8] 《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

[49] 同上。

[50] 《国外文学》2001年第3期。

[51]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2] 《国外文学》2001年第3期。

[53] 《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

[54] 《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1期。

[55] 《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56]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7]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8]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59]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60] 三联书店1988年版。

[61]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

[62] 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63] 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6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5]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66]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67]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6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69]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0] 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71]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2] 同上。

[73]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4] 同上书，2004年版。

[75]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6] 中华书局2004年版。

[7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8] 海燕出版社2005年版。

[7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0]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

[81] 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8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3]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4]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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