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毋庸讳言，《苦闷的象征》仅仅是一部译著，在暂短的时间里尚难以推动文学批评整体上的发展，也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直接转化或者孕育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整体发展是在1930年代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是在1930年代真正表现出来的，但却不是建立在《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基础之上的，在这方面，无疑，左翼文学批评起到了更大作用，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直接相关的，1930年代较为完整的批评理论，首先出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中间。

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

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自成体系、可以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并立的思想理论学说，又具有极强的社会批判性，是一个革命学说，它的革命性建立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文化的批判之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19—20世纪的整个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原因可以追溯到同样具有社会批判性和革命性的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原则的法国启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表现出其思想学说的理想就是其所要创建的理想社会制度，它建立起的与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不同的思想理论学说，就是要推翻现行的封建社会制度，这引发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及由此延及整个西欧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革命的成功，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给整个社会的所有社会成员带来“自由、平等、博爱”，社会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制度保证，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更广大的社会下层成员却落入毫无社会保障的贫困境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劳资矛盾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为当时从维护整个工人阶级利益、他们争取合法生存权利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发展的可能，建立起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整体批判的思想理论学说。1930年前后第一次波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病，同时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使马克思主义迅速产生空前的影响。1840年后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远没有波及这片土地，在更广大的农村，固有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土地在少数人手中高度集中，而在近代都市和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资本积累的血腥程度，并不逊色于马克思《资本论》中描述的欧洲，中国社会的这种两极分化倾向在1927年国家统一后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这是中国社会“五四”后经历西方种种思潮的冲击和洗礼，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为根本的原因。

其次，在“五四”后的中国，较之国民党，共产党更站在社会弱势群体一边，陈独秀、李大钊创建的革命文化，更是从维护社会赤贫者的利益和生存权利出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较之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文化，鲁迅坚持的社会文化对社会专制有更强烈的感受和认识，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更是从维护民众的利益和生存权利出发的，因此，鲁迅置身的社会文化之更倾向于陈独秀、李大钊的革命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是有其必然性的。北伐革命过程中的国共两党分裂，执政的国民党对在野的共产党的大肆屠杀，所制造的白色恐怖，加之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种种因素导致社会文化与革命文化的结合，社会文化对具有社会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好感。1930年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钱杏邨、冯雪峰、胡风、周扬、茅盾、李达、艾思奇、侯外庐、胡绳等等，这些原本与投身革命实践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不同的社会知识分子，1927年后纷纷转向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新文学奠基者之一的鲁迅，在当时也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同情和理解。大量社会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发自内心地接受，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教育、宗教、社会、道德、文艺等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就此而言，1927年后发生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不仅反映出革命文化的发展要求，同时也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运用逐步深化的表现，这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使之成为“五四”后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学说之一。毛泽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建立起的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之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产生整体性和持续性的影响。

如果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具有社会批判性的革命学说，而且是一个自成体系而可以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并立的思想理论学说，那就应该不难理解，193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文化产生前所未有的广泛影响的前提下，建设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要求，为什么首先在左翼文学批评中表现出来，左翼文学批评理论为什么能够在193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

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它的哲学，它的政治经济学，它的社会历史学，还有它的文艺学，这些学说具有世界观、人生观与文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宗教）观相统一的性质和特征，因为近现代特殊历史机缘，这样一种思想理论学说进入中国，影响之大，影响持续时间之长，有类于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整体性影响的儒家学说，即被输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起到沟通并整合中国知识分子各自不同的社会人生经历、体验和感受的作用，使个体经验在整体认识中得到升华，融化在有着他们切实体验的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国社会性质和特征、中国思想发展轨迹的认识和理解中。这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领域有更为突出的表现，1928—1929年左翼作家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先后出版了鲁迅、陈望道等翻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鲁迅、画室（冯雪峰）、沈端先（夏衍）、杜国庠等翻译的《科学的文艺论丛书》等，1929年故有“社会科学‘翻译年’”之称^[1]。左联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作为重要任务，专门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出版冯乃超主编的专刊《文艺讲座》，其中包括朱镜我的《艺术形态论》、彭康的《新文化概论》、洪灵菲的《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冯乃超的《艺术概论》等。瞿秋白依据俄文原文系统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理论著作， 1933年后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做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和阐释。左翼文学批评家的批评理论建设的自觉意识，对他们的文学批评产生直接影响，我们只要把冯乃超、钱杏邨、冯雪峰、瞿秋白、茅盾、周扬、胡风、穆木天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与20年代他们本人的文学批评相比较，与1930年代非左翼批评家包括梁实秋、胡秋原、苏汶在内的文学批评相比较，不难看到，左翼批评家的批评文章更为厚重，体现了世界观、人生观与文学观相结合的特点，具有着思维方式、阐释方式上的整体认识和概括能力，因此，这些文章往往容量大，篇幅长，在理性透视中迸发出的主观激情，给人以精神上的震撼，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水平的提高。

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和茅盾的系列“作家论”。这些批评文章的社会历史观与文学观高度统一与融合，通过作家生平和创作道路的分析洞照社会和历史，同时又从社会历史观出发对作家思想和创作道路在整体上重新认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实际上也是“作家论”,“作家论”是左翼文学1930年代开创的一个重要批评文体，一方面，作家在创作上已取得的成绩及影响，为“作家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同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建立，使左翼批评家对新文学“十年一纪”发生的变化感应更为敏锐，通过梳理作家思想和创作发展脉络，深入思考和认识这种变化发生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这同时也是推动当下左翼文学发展的需要。

茅盾无疑是1930年代“作家论”的开启者和集大成者，他的社会历史批评观是从他前期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更增强了他文学批评的整体认识和概括能力，加之他自身的社会小说创作体验，也使他对紧扣时代变迁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可以看到，在他展开的具有“历时性”分析特征的“作家论”（还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对文学研究会小说作家的评述）中，明显少了前期文学批评机械、僵硬的社会学分析气息，特别是对并非左翼的许地山、庐隐、冰心从第一个“十年”到当下创作的分析和概括，显示出他的思维特有的社会历史观与文学审美观的统一。他对新文学整体把握和理性透视的深度，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在一些方面是接近鲁迅的。

如前所述，茅盾前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承认“五四”的退潮，不敢正视退潮后的“《沉沦》热”，激烈批评新文学中出现的“怀疑”“颓废”“虚无”“享乐”倾向，这与鲁迅的认识明显不同。但在他1930年代写的《庐隐论》和《冰心论》中，这种认识则有了明显变化。庐隐与冰心“五四”后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期间，相一致在探索“人生的究竟”，答案却截然相反：冰心要把读者从人生烦恼中引向“爱”的梦境，庐隐却要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引导读者去体味社会人生的黑暗与残酷——亚侠说：“我心彷徨得很啊！往那条路上去呢？……我还是游戏人间罢！”（《或人的悲哀》）丽石则在痛苦难耐中心理发生变态，在同性恋爱失败后抑郁而死（《丽石的日记》）; 《海滨故人》中的露莎最后竟皈依佛门——这是接近郁达夫的。因此，执编《小说月报》的茅盾偏爱冰心而对他编发的庐隐的小说较为冷淡^[2]，并不奇怪。但在1934年写的《庐隐论》中，他对庐隐的这些小说有了更合理的认识：

……庐隐之所以成其为庐隐，却不是“偶然”的；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青年，是“五四”时期的“时代儿”……^[3]

……五四运动的落潮，庐隐也改变了方向。从《或人的悲哀》（短篇集《海滨故人》的第八篇）起到最近，庐隐所写的长短篇小说，在数量上十倍二十倍于她最初期诸作，然而她告诉我们的，只是一句话：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或人的悲哀》中的主人公亚侠……《丽石的日记》中的主人公丽石，《彷徨》中的主人公秋心，《海滨故人》中的主人公露沙，可说都是……庐隐她自己的“现身说法”。自然，我们也承认这一串的“现身说法”也有其社会的意义。因为这也反映着“五四”时代觉悟的女子——从狭的笼里初出来的一部分女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4]

特别是《落花生论》。茅盾说：“‘五四’落潮期一班青年苦苦地寻求人生意义到疲倦了时，于是从易卜生主义的‘不全则宁无’回到折中主义的思想的反映。落花生的作品正代表了‘五四’时期这一面的现象。他的《无法投递之邮件》（《小说集》一三七—一五八）从怀疑论到了虚无主义的边界上了”——“怀疑，彷徨，苦闷，是那时候的普遍现象”——但“落花生在‘五四’初期的作家中，是顶不‘回避现实’的一人”:“怀疑论者的落花生不会相信宗教。《命命鸟》里的加陵虽然受了佛教的教育却反对佛教，敏明的厌世实在因为了恋爱不自由，不过借了佛教的口头禅使她这自杀的悲剧做了幻想的快乐。《商人妇》里的惜官和《缀网劳蛛》里的尚洁都不是普通的教徒，她们都不是‘吃’教的，她们都不过在教义里拈取一片来帮助她们造成自己的人生哲学罢了”——“这一点……就是使落花生的作品读起来有力的地方”^[5]。

……他的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很能“奋斗”的，不过和鸾（《换巢鸾凤》）、惜官（《商人妇》）、尚洁（《缀网劳蛛》）她们都是随着“命运”播弄的，而她们在被播弄的途中发明了她们自慰的哲学；她们对于生活又没有一定的目标。最近他的《女儿心》却写了个不肯给“命运”播弄的麟趾，而且麟趾是有一个目标的。到了《春桃》，那简直是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命运”了！兵乱扫去了一个过去的春桃，产生出一个新的“春桃”，有支配自己“命运”的意志力。可不是么？从惜官、尚洁到麟趾、春桃，中间隔了一个很大的变动，正像我们这社会一般！^[6]

这些分析和认识，与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第二部分对同时期文学的评述相统一，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新文学本身发展的历史。

还可以举出穆木天的“作家论”。

穆木天1934—1936年完成的“三诗人论”^[7]，是有一个整体阐释框架的，这个框架与茅盾一样是“历时性”的，无疑，这是他投身左翼文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后建立起来的，同时又是对应“五四”建立起来的，有着他之作为“五四”新诗人的切身感受。在这个框架中，他把郭沫若、徐志摩、王独清分别作为“五四”新诗“新生期”、“烂熟期”和“没落期”的代表诗人进行充分阐释，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也从中得到清晰展示。

如果说“五四时代”是新中国的黎明的新生期，如果说“五四时代”是新中国的文艺复兴期，那么，奏着这个时代的黎明前奏曲的，就是诗人郭沫若了。诗人郭沫若的诗歌，是“五四时代”的生命的写照，是“五四时代”的狂风怒浪的表现，而更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极敏感的气压计，在那个气压计里，可以看见，“五四运动”潮汐的起伏，即“五四运动”的澎涨和他的没落来。……在那个大时代的序幕中的三个代表的诗人中，如果说诗人徐志摩是代表中国上层布尔乔亚汜，代表了“五四时代”的熟烂期，诗人王独清是代表着没落的贵族阶级，代表着“五四时代”的没落期，那么，诗人郭沫若，则代表着流浪人的小布尔乔亚汜，代表着“五四时代”的新生期，“五四时代”的狂飚时代了。^[8]

这样一个整体框架，赋予了穆木天对应“五四”认识郭沫若及其《女神》的特殊视角。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与鲁迅之为“莱谟斯”^[9]的对比中，对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给予更多批评。^[10]郭沫若自身在对《女神》不断修改以至否定中，诗歌创作形式和内容发生明显变化，那么，穆木天同样是从郭沫若之为“流浪人的小布尔乔亚汜”出发，在《郭沫若的诗歌》中揭示的正是被瞿秋白和郭沫若自身所否定、被1930年代之初的左翼文学批评所遮蔽的，郭沫若及其《女神》特有的价值和意义：

……诗人郭沫若的主要的任务，则是作黎明的喇叭手。在那个新时代的黎明中，他撞了旧时的丧钟，宣告了旧时代的死，对于旧时代作了无情的反抗，而在积极的方面，他则讴歌了新时代的生命，对于新的光明的憧憬，和对于新的宇宙之创造的要求来。他的歌声，真是当时的进步的人文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歌声，他的要求，真是代表着那些知识分子的真挚的内心的要求。^[11]

……《凤凰涅槃》这些诗真是时代的象征。奔放的情绪，奔放的形式……

在这些诗中，也取了自由律的形式，他是深深地接受了惠特曼的影响的。大自然的转动，大都市的转动，都同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而在自由律的诗里表露出来了……

这个新时代的黎明前奏曲的歌手，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斯丹达尔的名言“轮船要煤烧，我的脑海中每天至少要三四方尺的新思潮”，成为他的标语了（《无烟煤》）。他尽量地吸收外国的新思潮，他尽量地要求力的表现。当时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被他完全地暴漏出来，在《创造者》里，他说：“我要高赞这个开辟鸿荒的大我。”他的诗作，就是他的大我的反应，他的诗作，也就是他的自己的生命的写照了。^[12]

其次，正是这样一个阐释框架，一定程度激活了穆木天1926年文学批评的思考方法，他不把郭沫若纯粹化和简单化，注重郭沫若思想和创作上的内在矛盾，提出郭沫若“五四”接受的世界文明又充满了欧洲“世纪末”情绪，表现为与泰戈尔、卢梭、尼采、庄子影响直接相关的泛神论倾向，这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在积极的方向，泛神论转化为无神论，由偶像崇拜者而达到偶像破坏者，这里，他赞美匪徒（《匪徒颂》），祝福大自然的黎明（《日出》），祝福一切生命的早晨的醒觉（《晨安》），这就是他的入世的倾向。而在消极的方向，他是如卢梭一样，高叫着：返到自然，要回到原始的共有的社会里，要像原始人似地不停地劳动，这就是他的出世的倾向了。”^[13]他认为后一种倾向“五四”退潮后在郭沫若身上有更为突出的表现，如《星空》贯穿的“幻灭绝望”, “是‘五四’精神低落的反映”，即“泰戈尔、王尔德等的影响，代替了惠特曼、尼采等的影响。格律的诗歌代替了自由律的诗歌。唯美的神秘主义的倾向代替了浪漫主义的倾向了”^[14]。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穆木天对郭沫若1922年末后的诗歌创作出现的一种“新的因素”，又有所批评，即郭沫若“尽量要发挥（诗歌的）社会性”作用，这在《前茅》中的表现，较之《女神》在“形式上没有新的发展，好像理智在支配着感情，而不是感情的直接爆发了。令人感到做作的痕迹，令人感到是‘新的酒浆，盛在旧的皮囊’中了”^[15]。

可以看出，整体阐释框架及“历时性”观照方式在茅盾和穆木天的左翼文学批评中的表现，不仅较之他们前期文学批评是一个重要发展，而且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水平的提高。

在我看来，左翼文学批评直接带动了1930年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发展。

1930年代是文学论争最为频繁的年代。在左翼文学内部，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左翼批评家之间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翻译问题”论争、“典型论”论争、“两个口号”论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却很少去认识在这些论争中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左翼文学批评理论建设的实际成效。在左翼文学与非左翼文学之间，我们更多地看到左翼批评家对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的批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却很少去认识这种批评同时也带动了1930年代文学批评的整体发展：当梁实秋非难左翼文学主张文学的阶级性而招致左翼文学据理驳斥之时，他是不是也在考虑如何才能更有理有据说明文学为什么“没有阶级的区别”，像左翼文学不断通过系统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理论著作，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解和运用那样，他是不是也在努力思考怎样才能把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中国化和自我化，而形成足以与左翼文学理论相抗衡的批评理论体系；当胡秋原批评钱杏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充满理论混乱”，他不能不思考自己依据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的批评怎样才能避免“理论混乱”；当苏汶在与易嘉（瞿秋白）、周起应（周扬）进行论辩时，他不能不思考怎样才能在理论上说清楚他主张的“文艺的自由”和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作家的自由”。

最具有说服力的，是1936年出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我认为，其以“五四”为基点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历史梳理这一构想和框架，在1930年代的中国，首先是在左翼文学批评建立起的社会历史与文学发展相统一的观念影响下形成的，而且，在较短的时间里所以能完成《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规模空前的“工程”，也与作品编选和导言撰写者中左翼和具有左翼倾向的批评家占去了多数分不开，我们在10篇导言中可以看到左翼批评家与非左翼批评家撰写的导言的明显差异。胡适、周作人相一致注重历史发生原因的追溯，如胡适的《建设理论集导言》，开篇即提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种整个的叙述”，他实际所重视的是“文学革命在国外怎样发生的历史”和“文学革命最初在国内发难”，所说“新文学大系”要实现的是“替这个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作第一次的史料大结集”，对于他编纂的部分，如他所说：“这一集的理论文字，代表民国六年到九年之间（一九一七—一九二〇）的文学革命的理论，大都是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几个杂志里选择出来的，因为这几个刊物都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都是它的最早的主要宣传机关”^[16]。周作人的《散文一集导言》则立足于以他为核心形成的“京派”散文，几乎就是他1932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复述，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因，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因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并且援引他1928年所作《燕知草·跋》中的话，强调说：

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文艺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和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17]

胡适和周作人这些提纲挈领的说明，明显对新文学之发展出的左翼文学是拒绝的，可见，他们较之鲁迅、郑伯奇、茅盾等撰写的导言之不足，就是他们作为亲历者在坚持“五四”文学变革的必要性的同时，却难以正视新文学的发展，难以建立起审视新文学整体发展的“文学史”框架和眼光。

[1]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2] 最明显的是，茅盾发表冰心（还有叶圣陶、许地山）的小说时，通过作品后的编者“附注”加以夸赞，庐隐为小说则没有一篇，而且，茅盾对当时包括庐隐在内的青年作者多写男女爱情特别是爱情悲剧的小说，是持批评态度的。

[3] 乐黛云编：《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第106页。

[4] 乐黛云编：《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第108—109页。

[5] 同上书，第138、137、136—137、138—139页。

[6] 乐黛云编：《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第142页。

[7] “三诗人论”是指《王独清及其诗歌》（载《现代》第5卷第1期，1934年5月1日出版，作为“代序”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出版的《王独清诗歌代表作》）、《徐志摩论》（载《文学》第3卷第1号，1934年7月1日出版，收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作家论》）、《郭沫若的诗歌》（载《文学》第8卷第1号“新诗专号”， 1937年1月1日出版）。

[8] 穆木天：《郭沫若的诗歌》，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第309页。

[9] “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10] “‘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这种知识阶层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这种新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热度’关系，往往首先卷进革命的怒潮，但是，也会首先‘落荒’或者‘颓废’，甚至‘叛变’, ——如果不坚决的克服自己的浪漫谛克主义。”（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120—121页）

[11] 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第309页。

[12] 同上书，第311、312、313页。

[13] 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第316页。

[14] 同上书，第323页。

[15] 同上书，第330页。

[16]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7]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