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直接受经今文学的启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的，计有三人：一是梁启超，二是夏曾佑，三是崔适，现在先述后者。

崔适与其说他是转变期的史学家，不如说他是清末今文学派最后的经学家较为恰当。崔氏的著作有《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五经释要》与《史记探原》诸书。《春秋复始》一书完全是经今文学的著作，根据经今文学的见地，提出《春秋谷梁传》的评价问题。后一书，《史记探原》，却是以经今文学的见地推论到史部纪传体第一部《史记》的本质问题。崔氏所以能取得清代今文学最后的经师的地位以此，崔氏所以与转变期的史学有关也以此。

原来《史记》与《汉书》，在史体上，都属于纪传体。所不同的，《史记》是“通史”，由黄帝直记到汉武；《汉书》是“断代史”，专述前汉一代的史迹。以往史学理论家对于《史》、《汉》的评价，也每就他们的外表的史体说；例如唐刘知几《史通》的《六家》篇，以“《史记》家”与“《汉书》家”相较，而称誉《汉书》“旷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而宋郑樵《通志·总序》却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其次或有考《史》、《汉》文句的异同，以观其得失，如宋倪思的《班马异同评》一书。至于明人以及清代桐城派散文家评点《史》、《汉》，以主观的鉴赏，为字句的推敲，更不足与言学术。总之，从未有对《史》、《汉》内含的本质加以区分的。到了崔适，因经今文学在经部范围之内，无论分经的或综合的研究，都已无甚可发展的余地，于是转而治史，而首及于《史记》。据崔氏的研究，《史记》属于经今文学的著作，《汉书》属于经古文学的著作。《史记》中有与今文说及本书相连，而与古文说及《汉书》相合的，都是曾经刘歆所窜乱。刘歆为什么要窜乱《史记》呢？他以为刘歆既经“颠倒五经”，势不得不波及《史记》，以为佐证，作为助莽篡汉的一种文化工作。这种伪造经传、广树证据的工作，决非刘歆一人的力量所能胜任；关于这，崔氏以为当王莽操政权的时候，曾经“征天下有通《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者，皆诣公车，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这千数人便是仰体刘歆的意旨、帮助刘歆伪造窜乱的打手，而《史记》也便是受了这些人的糟蹋！

崔氏的《史记探原》，有原刻本，有北京大学排印本。书首有清宣统二年庚戌（公元1910年）朱祖谋的序文，出版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之后。崔氏本是俞樾的弟子^[1]，与章炳麟同门，和皖派的古文派汉学有学统的关系；但他这部书却完全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康书卷二《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本曾有“其书（指《史记》）多为刘歆所窜改，而大体明粹，以其说与《汉书》相较，真伪具见”的话，已给予崔氏以一种启示。所以崔书中有许多论据，如《秦始皇本纪》，说始皇设立吏师制度，当时所学不限于法令而兼及《诗》、《书》、百家语；如《儒林传》，说孔安国并没有得《古文尚书》；都袭取《新学伪经考》的旧说而加以补充。^[2]其余，凡《史记》有“古文”二字，或与古文学说相同的，他都斥为刘歆或后人所窜改。他虽自诩有许多见解为康氏所未言；他之于康，略如惠栋之于阎若璩^[3]；但本书行文过于简短，不能列举理由，以塞反对派的责难，在方法论方面确多武断的缺陷。大概崔氏过于质朴，没有康氏的识力和气魄，因之理论的辩给也远不及康氏。所以康氏成《新学伪经考》，章炳麟以一代古文学的宿儒，拟执笔驳斥而终于中止；而崔氏《史记探原》出版未久，柳诒徵弟子缪凤林便撰皆《史记探原正谬》四卷。^[4]虽缪书迄未印行，但崔氏不能折人之口，服人之心，已可见一斑了！

[1] 《史记探原》凡例：“凡称师，谓曲园也。汉儒但称师说，宋儒犹然。《论语集注》‘愚问之师曰’，谓延平也。今用其例。”按曲园即俞樾。

[2] 崔说见《史记探原》卷三“《秦始皇帝本纪》第六”及卷一《序证》“《古文尚书》”，卷八“《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康说见《新学伪经考》卷一《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页四至五，及卷三上《汉书艺文志辨伪》，页七至十一；文繁不录。

[3] 崔氏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二月致钱玄同书：“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虽若‘五德’之说与《榖梁传》皆古文学，‘文王称王’、‘周公摄政’之义并今文说，皆康所未言；譬若自秦之燕，非乘康君之舟车至赵，亦不能徒步至燕也。”见钱玄同《重论今古文问题》（《古史辨》第五册，页二四）。

[4] 缪书见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卷二页二，国学图书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