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观与史学方法上的再较量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这几年又有了进展。这时期出现的史学理论专著近二十种。其中介绍与阐述唯物史观的就有十余种，如艾思奇、吴黎平的《科学历史观教程》，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吴恩裕的《唯物史观精义》，沈志远的《社会形态发展史》，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史》，吴玉章的《中国史教程绪论》等。其他方面的，如刘节的《历史论》，林同济的《文化形态史观》，范任宇的《民生史观》，柳诒徵的《国史要义》等。发表的史学理论文章近二百篇。各种学说，相与争鸣。

这时期，有不少历史学者从旧的历史观与治学方法中逐渐解脱出来，学习用唯物史观去观察和解释历史问题。吴晗写《朱元璋传》的过程，就是一个向唯物史观不断迈进的过程。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也逐渐认识到“旧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认为，“研究陌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项任务。我们的研究，只限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在方法上只是一种“实证主义”。他在初步学习和研究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说，这“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的治学方向”^[1]。

史学界的这种进步，是与这时期的两场争论分不开的。

1945年，国民党曾组织召开了一个“全国历史学会”，完全排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会上大倡其乾嘉考据派的史学方法，贬损已经“风景云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胡适虽未能参加这次会议，然而他却以五年时间从事《水经注》的版本研究，再次为日趋没落的资产阶级史学吹嘘一些生命之火。据他自己后来介绍说：“为什么我发了疯，化了五年多的功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的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水经注的案子。”“我也是借水经注一百多年的糊涂官司，指出考据的方法。”^[2]他们认为，只有考据学才是历史科学。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集中异同之材料而评判之，举闲散无友之事件而贯穿之，绳之以科条，要之以必信，俾后人得认其统绪而瞻其真相。”说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史统”^[3]。有人认为，搜集史料的标准应撇除其训诲功用，只要把史料按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加以编排，即算了事。^[4]

胡适等人所掀起的关于史学方法的较量，当时被称为“古典派”的“复古运动”，是“乾嘉学派”的复活。为此，翦伯赞写出了《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史料的搜集与辨伪》、《史料与史学》、《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正在展开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文章，纪玄冰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郭沫若的《战时中国历史研究》，胡绳的《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杜守素（国庠）的《答某君问什么是历史》、《关于历史概念答海峰先生》等文章。他们检讨了20世纪30年代重观点轻材料，犯了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毛病；强调了充分占有材料的重要性；充分地肯定了前人在搜集、考订与整理上的功绩，及其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也指出旧的治学方法的严重缺陷：忽视地下出土文物，钟鼎铭文、石刻、简牍和稗官野史的重要性，只重正史，偏于一面；忽视生产、生产方式、经济和群众生活史料的价值，只重政治，只重视上层人物活动史料；不分主次，不分轻重，一视同仁，孤立地、片面地使用史料的毛病，批评了一些人的顽固的自封性，守高曾之规矩，沾沾于个别字句的钩研，矻矻于鸡毛算皮的小事，支离破碎的考据，平列排比的编纂；忽视少数民族史，宣扬大汉族主义，等等。翦伯赞还尖锐地指出：“今日之所谓古典派，实已由‘史料的整理’，堕落到‘史料的玩弄’。……实质这些玩弄史料的专家，正是章实斋之所谓‘横通’，盖琴工碑匠之流亚。”“史学的任务，决不是史料的玩弄，亦不止于史料的整理，而是要辨证史料，综合史料，写成完整而有系统的历史。”“诚然，史料的整理与鉴别，是研究历史最基本的工作，但史料不就是历史，正犹砖瓦不就是房屋，秫黍不就是酒。”“没有正确的方法，则虽有史料，也不会成为历史的资料，‘正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没有方法不能写成历史，即搜集史料，也不可能。因为史料并不像放在钱柜里的金银，随手可得。而是像矿石一样，埋在人所不知的地方，没有采矿学的知识，虽身入宝山，也只有空手而回。”他还指出，古典派“这个学派，具有回避现实，学以为学的传统，足以愚弄青年”，使青年‘昏迷于废纸堆中，不省人事……不辨黑白，不辨是非”，“特别会把《水经注》当做最了不得的学问”，“结果和蠹鱼一样，葬身于断简残篇之中”。这就不仅是“玩物”，而是在“玩人”^[5]。

史学理论的第二场争论，是英雄与时势、领袖与群众关系问题。

抗战时期，“战国策”派的陈铨曾发表文章，鼓吹个人崇拜，说“英雄是人类历史的中心”，“没有他们，宇宙万物也许就停止了”。后来，陈铨又写出了他的《再论英雄崇拜》，进一步强调英雄崇拜的重要性，说没有英雄，“人类世界，就会永远停滞在兽的状态”。“英雄所以可贵，还在他们有先知灼见，创造时势”，他们是社会上的“先知先觉，出类拔萃的天才”，“所以在人类社会中间，必须要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说人们可分成金，银、铜，铁四等，英雄是金、银，而群众则是铜、铁。只有能够崇拜英雄的人，才是“高尚纯洁的人”^[6]。1946年，他将这些文章汇为《时代之波》一书，由大东书局出版。

吴泽针对这种英雄史观，写出了《个人领袖英雄的历史作用论》，正确地阐明了唯物史观关于个人与领袖、群众与领袖、群众领袖与历史的正确关系，详细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1948年，上海文汇报的“史地周刊”，组织了“时势与英雄”的讨论，发表了孙健、立人，张友聚、蔡尚思等人的论辩文章，将这场辩论推向了高潮。后来吴玉章发表了《荣誉属于谁》的文章，可算对这场争论作了一个小结。吴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初投身于革命阵营的知识分子，大都受到这篇文章的教益。它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观念：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国家的新历史。

以上所说的几个方面，当然不是当时史学界的全貌，更没有囊括诸多历史家的成果。然而，我们却可以说，这是当时史学界的几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史学在这一段历史的激流中的重要面貌。我们还可以说，这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面对实际，走向人民。”这个宝贵的经验传统，在今天的史学界，仍有提倡和坚持的必要。

原载《史林》1987年第3期。

[1] 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

[2] 胡适：《治学方法》，转引自《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

[3] 顾颉刚：《史学季刊》发刊词。

[4] 张荫麟：《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

[5] 翦伯赞：《正在展开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文萃》二年第15、16期，1947年1月。

[6]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时代之波》，大东书局194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