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国史学的艰苦时期（上）（抗战时期）

抗日战事发生，全国史学者，大多数随各大专学校或学术机关西迁。中央大学迁于重庆附近的沙坪坝和柏溪；中山大学初迁罗定，继至龙州，终至云南澄江；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则先组织联合大学，在长沙开学，后定名西南联合大学，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迁至昆明；武汉大学迁于四川乐山；浙江大学，初迁建德，再迁江西吉安与泰和，三迁广西宜山，最后乃迁于贵州，分设遵义、湄潭、永兴场三处，仍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北平师大与北洋工学院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先在西安成立临时大学，后迁汉中；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部令改称西北联合大学，设于城固，设分校于古路坝、汉中、沔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迁于兰州，继承北平师大；东北大学战前已迁至开封，并再迁至西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乃迁往四川三台；复旦大学先迁庐山，再迁贵阳，三迁重庆菜园坝，四迁重庆北碚；暨南大学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秋暂迁租界，三年后在福建建阳设分校，太平洋变起，全部迁于福建。凡以上各校播迁所及之地，亦即吾全国史学者讲授著作之所，虽穷乡僻壤，无不安之若素。

中研院史语所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自北平迁上海，次年迁南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秋迁长沙，民国二十七年春迁昆明，民国二十八年迁至郊外龙头村，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冬迁至四川李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秋迁回南京。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亦将全部文献资料运往昆明，而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迁回北平。陕西发掘或采集的古物，在抗战时半数存于西安陕西考古会，曾被敌机炸毁一部分，半数仍存北平，胜利后收回，并续修《北平志》，将战前之陕西田野工作扩充至陕、甘两省，而将历史组范围缩限于中国西北史地。

在抗日战争尚未产生时，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中央研究院与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合组西康古迹考察团，参加者为安特生与祁延霈，当年秋完成工作，得遗址二十九处，采集陶器、石器甚多。

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一月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六月，中研院又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苍洱古迹考察团，以吴金鼎为团长，在大理附近调查遗址三十八处，发掘遗址七处，属于史前者二十处，又发现墓葬十七座。中央博物院出版有《苍洱考古报告》。其地点在苍山山麓，洱海海滨，称砂陶文化。

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三十二年（1943年），中研院、中博院筹备处及中国营造学社组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彭山、新津等处调查遗址十七处，发掘五处。工作者有高去寻、吴金鼎、曾昭燏、夏鼐、陈明达诸人。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九月六日，四川古物保存委员会与四川省立博物馆发掘成都西郊琴台古墓（即王建墓）。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三月二日至九月二十一日，由中研院、中博院筹备处之营造学社及四川省立博物馆合组琴台整理工作团。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中研院、中博院筹备处及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参加者辛树炽、劳幹、石璋如、向达、夏鼐、阎文儒、李承三等。是年八月起，发掘古董滩、察克图烽燧、阳关墓地、老虎煞、丰镐村、岐阳堡、玉门关、长城遗址、洮县阳洼湾、武威南山剌麻湾等地。

以上属于发掘方面，至于调查工作，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吴金鼎、石璋如在昆明近郊；后吴金鼎即往大理一带调查兼发掘。民国三十年（1941年），石璋如、张政烺在宜宾调查汉墓；吴金鼎则在叙府、新津、彭山、成都一带调查。

西北史地考察团团员石璋如、劳幹、阎文儒并于途中在广元、天水、兰州、酒泉、安西、黑水流域、泾河流域、邠县至西安、西安至洛阳、西安至耀县、渭水流域、雍水流域、西安至临潼等处调查古城、古堡、古墓、古庙、烽燧、石刻、造像等。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中研院、中博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参加工作人员有夏鼐、李承三、向达、阎文儒等，发掘敦煌佛爷庙墓地、月牙泉墓地等。

在沦陷区，日人所作考古学侵略，亦颇积极。“北京人”竟告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周口店山顶的发掘，开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发现“北京人”后即停止；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继续，抗战时期仍有极重要之发现，尤以研究“上洞老人”的成绩为最有价值。

抗战期中后方出版的历史著作，可举者有：

《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始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时战事已爆发。

《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四册，考证二册，劳幹著，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六月完成释文之部，次年六月始完成考证之部。

《殷历谱》，董作宾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完成。以上皆中央研究院印行。

《中国史学通论》，朱希祖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出版。《中国史学概要》，傅振伦著，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出版。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炳昶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刊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著，时论一致推为抗战期中难得的巨著。

《国史大纲》，钱穆著，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完成，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印行；《中国通史》，吕思勉著，亦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完成；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则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完成；张荫麟有《中国史纲》第一册；黎东方有《中国通史》远古篇。

郭廷以则以中国近代史料汇钞为《近代中国史》，初稿成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秋，修正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拙著《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及《中国天主教史论丛》，印行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伪齐录校补》，朱希祖著；《唐代文化史研究》，罗香林著，皆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出版。

许地山遗著《国粹与国学》，则刊行于胜利之年。

其他如劳幹、贺昌群、吕思勉之于秦汉史，杨树达、孙毓棠之于汉史，陈寅恪、周一良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之于隋唐五代史，岑仲勉、罗香林之于唐史，张荫麟、陈乐素、邓广铭之于宋史，冯家升、谭其骧、傅乐焕、陈述之于辽史与金史，韩儒林、姚从吾之于蒙古史，王崇武、吴晗、李晋华之于明史，朱希祖、朱倓、谢国桢之于南明史，萧一山之于清史，简又文、罗尔纲之于太平天国史，史念海、谭其骧、钱穆、蒙文通、冯家升之于沿革地理，陶希圣、全汉升、杨联升、李剑农、梁方仲之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郑振铎之于中国文学史，李俨、严敦杰之于中国算学史，白寿彝之于中国交通史，王庸之于中国地理学史，冯承钧之于中国南洋交通史，向达、张维华之于中外关系史，邹鲁之于中国国民党史，或著专书，或撰论文，皆卓然可观。

抗战期中，后方之史学刊物，有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说文社创刊的《说文月刊》；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创刊的《文史杂志》，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十二月出版四卷十一、十二期后，似未再出。史学论文撰著较多者有顾颉刚、贺昌群、唐兰、张维华、罗香林、朱希祖、金毓黻、缪凤林、黄文弼、史念海、容肇祖、丁山、王德昭、方豪、陶元珍、萧一山、向达、白寿彝、谷霁光诸人。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创大创刊《真理杂志》，仅出一卷一至四期。

其他各学校与学术机关出版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浙大史地系创刊《史地杂志》；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齐鲁大学创刊《责善》半月刊及《国学季刊》；民国三十年（1941年）浙大创刊《文学院集刊》；东北大学创刊《东北集刊》；齐鲁国学研究所、金陵中国文化研究所、燕京国学研究所、华西中国文化研究所共同发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华西协合大学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中央大学创刊《文史哲季刊》、复旦大学复刊《复旦学报》等；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二月，重庆史学书局出版《史学杂志》创刊号，似未续出；民国三十年（1941年）在遵义出刊的《思想与时代》，间亦有有关史学的论著。

抗战期中，学者生活艰苦，出版尤为困难，如中研院在李庄出版的《六同别录》、《殷历谱》、《居延汉简考释》等，浙大在贵州遵义出版的《史地杂志》和《文学院集刊》、《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年纪念特刊》，东北大学在三台创刊的《集刊》等，均属石印，纸张粗劣，但所收文字，多为精心结撰，美不胜收；然因印刷不易，所以很多在战时研究的成果，只能在战后印行。抗战期中，其在沦陷区闭户著书，印行问世者，如陈垣在北平有《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三书；而《辅仁学志》亦继续出版；在上海，李玄伯有《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吕思勉、童书业合编《古史辨》第七册上、中、下三编。不能备举。

对日抗战时期，政府与共党曾发表联合宣言，共赴国难，左派史学家遂大肆活跃。在延安他们有中国历史研究会，由范文澜、叶蠖生、谢华等合辑《中国通史简编》，秘密流通各学校；在重庆等地，郭沫若印行《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今昔蒲剑》、《屈原研究》，周谷城有《中国通史》，邓初民有《中国社会史教程》，吴泽有《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简编》、《古代史》；侯外庐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社会史》、《中国古代学说思想史》、《中国近代学说思想史》，又和杜守素、纪玄冰合著《中国思想通史》，吕振羽有《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纲》、《简明中国通史》等，洪流泛滥，乃至不可收拾！

胜利以后，政府迁台之前，中国近代史出版者有武波的《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金兆梓著《近代中国史》；李剑农著有《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钱杏邨则编有《近代外祸史》。苏诚鉴编著《后汉食货志长编》；李文治编《晚明民变》；潘光旦著《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朱琳编《洪门志》；岑仲勉撰《元和姓纂四校记》；王崇武著《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严耕望辑《两汉太守刺史表》；董作宾著《小屯》，分若干本：第一本为殷墟发掘总报告，第二本为殷墟文字，分甲、乙、丙诸论，而第二本甲编，付印最早，故亦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四月首先出版。

史学著作之受战祸损失者亦极多，举例言之：《殷墟文字》中编，早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付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夏间即已印成一部分，全毁于战火；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再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承印，书成，复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冬毁于战火。民国十九年（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汉代居延所发现的大批汉简，曾由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等分作释文，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印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下落不明，殆毁于火。

与史学有关的学术刊物，胜利后即相继复刊。由《安阳发掘报告》而更名为《田野考古报告》，战后复刊，又改名为《中国考古学报》，但稿件却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已付印的。新出的有《中央图书馆馆刊》、《学原》和浙江大学的《浙江学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