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的历史学

方　豪

一、民国成立前的史学界

中国史学，发展至清末，已有了一种崭新的气象。而所以造成此一新气象的原因，实有多种：有些因素是颇为久远的，有些因素则是非常偶然的，而有些因素却是很直接的。

使中国学术界于不知不觉中获得近代治学的科学方法的，无疑的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教士，这是很远的因素。他们传授给我们西洋哲学和理则学；他们指示我们推测日月食必有赖于望远镜、实地观测和精密的数学推算；他们也告诉了我们测绘地图，不可照抄前人的图志，必须以三角法，利用仪器，实地测量；其他如水利、火器、机械、建筑等，无不如此。利玛窦等且很大胆地要求中国学者直接去研究经书的本文，他们把中国经学分为“古儒”“今儒”，实际是等于提倡怀疑精神，要中国学者不应信任“今儒”所说的一切。这些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最先接受的是张养默、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王徵、李天经、方以智、金声等，然后再由他们传给他们的门生和朋友或自己的子弟：如李之藻的儿子次虨、徐光启的儿子骥、孙尔爵五世孙朝俊、方以智的儿子中通等，或爱好理则与修历之学，或喜研究机械，或留意于一般西学，可谓家学渊源；当然他们的友朋、子弟又会影响于友朋、子弟，这也就是我在十三年前即撰文推知徐霞客受有西洋科学影响的理论。黄宗羲为经史大儒，梅文鼎博学嗜古，江永究心经学，于三礼用功尤深：戴震精于考证名物制度，其学得力于永为最多；孔广森从震习公羊春秋；焦循则于经无所不治，而尤精于“易”，这几位所谓考证学派的大儒，对于后世的历史学者影响很深，但他们无一不研习西洋数学或历学，亦可说无一不熟谙西洋治学的科学方法；他们中多数也是对地理、金石等有惊人造诣的，他们本于西洋科学方法，研究经学，亦亟亟于实证的获得，渐渐展开了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而这两种学问也成了民国以来历史学所以能高飞远飏的左右二翼。

我说有些因素是非常偶然的，如：甲骨文中的材料，使我国古代史丰富了不少，而甲骨的出土和入市，以及被人发现为有价值的古物，都是很偶然的；和甲骨文同一年（光绪二十五年）从敦煌石室中散出的唐、宋经卷，这更是偶然不过的一件事，普通说是王道士（圆箓）扫除积砂，因而破壁，王道士则说是“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显然是掩饰自己的过失，或故弄玄虚，但其为偶然则一也。

除了文物的发现以外，人事上亦有非常的巧合，可谓适逢其会。

我国当代的史学，受欧洲和日本学者的影响不小，而他们中的几位巨子，亦都不早不迟的在民国前若干年，相继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本新史学的出现，亦是很晚的事。我们可溯源于明治十九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成立史学科以及聘德国史学家黎斯（Ludwig Riess）为教授，时民国前二十五年。桑原隲藏以研究唐、宋、元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史著称，他在光绪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由文部省派来我国留学；次年春，应清廷之聘，任某馆教习，寓居北平西城劈柴胡同。

在他以前，光绪二十三年（明治三十年、1897年），后来专攻我国与南洋交通史的藤田丰八，助罗振玉所主持的上海农学社译农书；同年，王国维亦从之习日文。明年，罗氏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又请藤田任教；后又担任江苏师范学校、北京农科大学总教习。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春，以中国近代史为终生研究目标的矢野仁一，亦应清廷之邀，讲学于故都。服部宇之吉亦曾受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著有“东洋伦理纲要”、“孔子及孔子教”等。盐谷温则为叶德辉入门弟子，著有“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内藤虎次郎在民国前后来华游历凡九次，著有“中国文化史”、“中国史学史”等，与王国维、罗振玉等交往颇密。

欧洲学者中，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庚子义和团之乱时，他还是一个小兵，守北堂（一说守使馆）。大家都知道他是第二个运走敦煌经卷的人。我从一个荷兰老修士方立中（Van den Brandt）的口中，更知在拳匪围攻北堂时，他即已尽读北堂的藏书，无知的与自私的法国教士，竟以极低的价格，出卖了一部分珍籍；八国联军进城后，故宫流出的许多书，也都被他用各种方法而获得。

法国沙畹（Emmanuel Eduard Chavannes）在汉学上的成就，仅次于伯希和。他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来华，任译官于使馆，实比伯氏早到我国。后回国任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当选为研究院院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再来中国。

比沙畹、伯希和更早来华的，还有法国汉学家高迪爱（Henri Cordier），同治八年（1869年）即来我国，至光绪二年（1876年）方才回国。著名的汉学国际权威刊物通报（T'oung Pao），即是他和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联合创办的。施氏曾在香港任通事，历访我国都邑，同治十一年（1872年）归国。

继高迪爱而在巴黎东方现代语学校任教的葛兰言（Marcel Cranet）亦于宣统三年（1911年）至民国二年在北京法国公使馆任职，从事汉学研究。

利用汉文材料而成《马可波罗行纪》三册（冯承钧有译本）的沙海昂（Antoine Charignon）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来华，为铁路技师；入民国后任交通部技正多年。

荷兰汉学家哈克曼（Heinrich Friedrich Hackmann），以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七年（1901年）在上海传道。葛罗贝（Wilhelm Grube）为俄人，但毕生居于德国，治中国文学史，通满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来华，居北京二年，通汉、满、蒙三种文字。而尤深于元史、清史研究的福兰阁（Otto Franke）亦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供职外交界，服务北京、上海、厦门等地。

近代英国汉学家中最称渊博的翟理斯（Allen Herbert Giles），以同治六年（1867年）来华后，历在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任领事。对于中国古音最有研究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留我国甚久，至民国七年始返国。曾任我国红十字会会长、南洋公学校长、盛宣怀秘书、黎元洪顾问、新闻报及上海时报经理，以余力研究我国艺术的福开森（John C.Ferguson），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旅华在五十年以上。洛弗尔（Berthold Laufer）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来华，居长安数年。夏德（Friedrich Hirth）以同治六年（1867年）来华，三年后，供职我国海关；光绪四年至十四年供职上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返美，在华凡二十五年。罗志意（W.W.Rockhill）则于光绪九年（1883年）任北京美使馆二等书记官。

其他英、法、美教士曾居中国，而于汉学研究有素者，不暇列举。这些欧、美和日本的学人，在民国以前，即与我国爱好史学的人士多所接触，我们史学的前辈哪能不受他们的影响？

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斯文赫定（Sven Hedin）即到中亚考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楼兰故址（即罗布淖尔）发现晋代的简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职于印度政府的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亦到塔里木盆地作第一次考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作第二次考察，曾到敦煌和敦煌西北部的长城遗址发掘；民国以后，他还在那方面做过两次考察。

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三十一年（1905年），德国人勒柯克（A.Von Lecoq）在吐鲁番发掘，规模颇大。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俄人库兹洛甫（P．K.Kozloff）在宁夏北部，掘得西夏黑城故址。日人橘瑞超、大谷光瑞也曾组织中亚探检队，（日人习用汉字“探检”二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年、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宣统二年（1910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在新疆北部和甘肃作过三次探检。

这些学人的考察和发掘，都是很有计划的；但他们不先不后的都在同一时期，注意于大体上属于同一地域的古文物的寻求和探讨，而为民国以后的中国史学界平添无数新鲜资料，指示研究的途径。这样碰在一起的事，不能不说是一种偶然。

至于直接的因素，我以为促成民国以来史学发达的原因，实和民国的成立有不可分的关系存在。

中国的革命，乃由于清政府的一再丧权辱国；清代的学者亦因此而对最早侵略我国的俄国与我国西北地理加以注意。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松筠的《新疆识略》等，沈垚的《西域小记》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即为此一方面的代表之作；并由此而推演为域外史地的研究，于是而有沈曾植的《岛夷志略广证》、丁谦的各史四夷传地理考证、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书，中外交通史亦开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