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什么？”
“有些害怕。”
“小子哎，这个‘账’怎么算，我还没有想好，你就等着吧。”
说完话顾医生也不再理会徐晓明了，转身对潘大哥说：“大家还在‘毒日’下傻站着做什么，赶快到公路对面树阴处歇着。”
推着车，张正华对我说：“你有没有看出来，徐晓明刚才在顾医生面前有些‘男人样了’。”
“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他刚才是在没有别人招呼着，直面顾医生。已是24岁的人了，应该有个‘人’样了，不能一直就这样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下。参加培训班，看着刚开始二天的作为，我以为他吃不了这份苦，没想到这小子居然坚持下来了。我俩今后该帮时，还得助他一把。”
“说的是。这小子人柔，心地好，但有点儿小聪明反而让他吃不少亏。慢慢磨，早晚会成器的。”
树阴下，抽烟的、喝水的，聊天的，学员们享受着片刻的休闲时光。蝉儿在树上，那个“知了、知了”的欢啊；天空蓝得没有一丝儿云彩，西南风也在“午休”。
一支烟，一会儿就抽剩下一个烟屁股了，就地扔了真有些可惜，毕竟是大前门牌的烟屁股啊。
潘大哥手中也捏着烟头，只见他把烟头再次放在嘴唇上叼着，摸出飞马牌，走到顾医生身边：“顾医生，天气这么热，没有一丝儿风，再歇一会儿吧。来，接一根。”
说着话，把已抽出半截的一支烟的烟盒送至顾医生眼前。顾医生看了一眼潘大哥，没说话，伸手从烟盒中把那支已露出一段的烟抽了出来，就着烟屁股再次点燃了香烟，顺手把烟蒂扔了，踩上一脚，扭动一下踝关节，碾碎了脚底下的烟头。潘大哥也给其他学员每人递上一支。
我不会抽烟，看着他们抽烟时那种受用、惬意、满足感，激起了也想尝试一下的冲动，这也是几年后，我也学会了抽烟的诱因吧（这是后话了）。
只见潘大哥把盒中的烟抽出一支拿在右手，左手握成一拳头状，大拇指伸直放在弯屈的食指上，右手把手中烟的一头，对着左手大拇指指甲处，上下用力蹾了几下，眼见着该支烟内的烟丝向下沉移，烟卷内腔有了1公分左右的空隙。接着，潘大哥把手中的香烟与叼在嘴唇上的烟头互换，双手熟练地把因沾着唾沫而潮湿的烟头捋直一下，搓搓圆，左手再次把叼在嘴中的烟卷儿拿下，左手把有空隙的一头与右手捏着烟尾一头相对接旋转几下，又若无其事放在嘴上继续抽了起来。
我冷眼旁观其他抽烟者，都如潘大哥一样，在那特定的片刻间，全神贯注做着相同的动作。从烟卷儿与烟屁股对接完或的过程中，明显地感到技术熟练程度有差异。甚至有个别学员已成功对接上了，刚放在嘴里叼住，准备吸上一口，突然烟屁股又掉了下来，只见他条件反射地伸手去接，当烟头落入手掌心时，又给烫得赶紧甩掉。让在旁看着的我忍俊不住地笑出声，他听到笑声朝我看了一下，苦笑着弯腰把烟头捡了起来，重复对接动作。对接前，再次把烟卷儿用力蹾几下，以求增大空隙深度，直至对接成功。
当我正为他对接成功，又能一口又一口吞云吐雾而高兴时，我发现自己有些自作多情了，这几位抽烟的学员，蹾烟也好，对接也好，脸上丝毫看不到有什么表情变化。他们在做这些动作的过程中，一点儿也不妨碍他们与其他学员说话、调侃；相互间对烟卷儿对接过程中的各种动作，视而不见，全不当一回事，就是已接上的烟头又掉到了地下，也没有引起有人注意及伴随而来的笑声。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读到，这一切都是见怪不怪的事儿，是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
正陶醉于学员们因抽烟而能享受到人生无限乐趣的遐想中，突然看见顾医生指着我与张正华说：“你俩是哪个大队的，刚才我看你俩在帮徐晓明说话，你。”顾医生指指我，“在教他怎样说道歉话，他。”顾医生又指指张正华，“把他拽着到我眼前。”
他继续指着我说：“我对你有印象，记得那天在燕中上课时，就你一个人站起来对我说了一声老师好。我没记错吧？”
“没记错，顾医生您记性真好。”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而且也就我一个人站起大喊一声，顾医生当然不会忘记。但为了让老先生开心，我故意说他记忆力好。
老先生果然被“表扬”得笑容满面：“你们三人是……”
“我们三人是一个学习小组的，他叫易一文，红星大队，是位知青，也是我们小组的组长；我叫张正华，土桥大队。”张正华报完我俩“档案”，又指指徐晓明：“这位您已知道了。”
“你叫易一文，红星大队，好，这地方你熟悉。今天，我们到你大队，你带路。你把路线规划一下，看怎样走才能在不走回头路的情况下，把九个生产队都跑一遍。”
“要想不走回头路，应该沿坡下面这条河边小路一直向西，先到第六生产队，顺序而下，七队、九队、八队、五队、四队、三队、二队、一队。最后一站第一生产队，离这也就半里路。”我把行进路线顺序给顾医生报了一下。
“好，听你的。出发。”顾医生一声令下，顺手把烟头一仍，习惯性踩上一脚。“易一文，你前面走。”
说实话这条路我不熟，我到红星大队插队也就三年时间。刚下乡那阵子整天就在生产队劳动，每天两点一线，知青宿舍到田间。偶尔随生产队一条荷载3吨的水泥船外出卖公粮、打草肥、运输粪肥。经常走的道就是到大队部，因为大队部附近有一间小卖部，日常用品，隔三差五走一趟。即使返城探亲，也是匆匆穿越五队、八队、九队的村道而过。到公社所在地——燕王市，从本队出发，斜插到一队的最南边，也就是李家塘大堤，从大堤上向东而去。其他生产队都没有去过，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方位。至于各生产队的饲养场位置，更是一无所知，只知道本队饲养场的所在地。
在农村插队的三年中，全大队老老小小基本上都认识了我这个丰仓插队知青。1966年年底前，三十名知识青年在汽油灯的嘶嘶声中，在那惨白的灯光照射下，我作为知青组织的一位负责人，站在队伍前，接受再教育。作为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一员为村民们演出，在舞台上亮相。作为大队篮球队的队长，逢年过节时在各大队，甚至跨公社的篮球邀请赛上拿回了多少个奖杯镜框，挂在大队荣誉室中，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每一次的球赛，社员们都像过节上集市一样，呼朋唤友，结伴同行观看，为本大队的球队鼓劲加油，更为本大队的球队取得佳绩而骄傲。即使前段时间到公社有关部门待了一段时间，但只要有演出、球赛任务，请个假，赶回来，从不缺席。因为打球、演出，也认识了其他大队热衷于这一项活动的众多朋友。社员们认识我、熟悉我，在村道上、集市上碰到我与我打招呼，甚至叫我一声易一文，我只能点头，微笑致意，我真的不怎么清楚与我打招呼的是我大队哪个生产队的社员或是其他大队的社员。
当下，凭我对第六生产队所在位置的大概方位向前骑去。
自行车骑行了约十几分钟后，我估摸应该是到第六生产队地界了。前面稻田里有几位妇女在拔稗子草。我下车后，向离我较近的妇女准备问个讯，但她弯着腰闷着头，双手在水稻根部处摸索着，不时捋出一把稗子草，双手摆弄一下，变成一个团状的草把，顺势丢在脚下，踩上一脚，一把稗子草就变害为宝，成为绿肥了。她也不起腰直身，休息一下再干，而是继续在“稻垄”中一边前行，一边寻找稗子草。
看不出对方年龄的大小，我就不能随便开口。万一大娘被叫成了大姐，最多引来一阵笑声；如果大姑娘被叫成了大嫂，保不定引来一阵笑声中还夹杂着几句骂声。
农村中，在田间劳作的妇女们，手中在忙着，嘴巴也不会闲着，只要逮着话题，为了开心，什么“荤素”的话都说得出口，特别是男女间那么一点儿事，说起来特来劲。所以，农村中的男人们，只要不闲得慌，没有哪个傻瓜会吃饱了撑着，去惹田间劳作的妇女。
我不敢开口叫人，万一叫错了怎么办？但又不能一直站在田埂上等她们干累，起身喘一口气时再问讯。没办法了，我只能用不怎么让人待见的方法来引起她们的注意。
我摁响车铃，只见一阵铃声响过，“稻垄”里所有妇女都起腰抬头朝这边望来。
还没等我开口，其中看上去约二十岁刚出头的一位姑娘，看了我一眼：“瞧着挺眼熟的，哦，你不就是我们大队丰仓插队青年易一文吗？你摁车铃干什么？”
“我……我是易一文，我是丰仓知青，我？”我不知这位姑娘姓什么，叫什么，她与我年龄是差不多，我不知如何称呼她？
这位姑娘见我有些语无伦次，就问我：“易一文，你想说什么呀？”
见他问我有啥事，我也不再忌讳被人诟病说话不懂礼数了，直奔主题而去：“这里是红星大队第六生产队吗？”
“是啊！你没有来过我们生产队吗？”
“没来过，只知道大概的区域位置，具体的地界范围不清楚。我告诉你，我后面这些人是公社兽医站下来到各个大队，每个生产队检查夏季饲养场防疫、防暑、防蚊工作的。我再问一个事，你们队长在哪里出工，你能帮我找一下他吗，顺便把我们带到你队饲养场去。”
站在这位姑娘旁边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嫂，她快嘴快语他说：“找什么队长啊，她就是我们的队长。”
“她就是你们生产队队长？这么年轻，你贵姓？”
姑娘这么年轻就是队长，肯定是个有文化的人，她应该听得懂我“贵字”的问话。果然，姑娘回话了：“易一文，我姓陆，你叫我陆芳娟好了。我不是生产队长，我是妇女队长。你找我们队长什么事？”
顾医生替我回答了这位妇女队长的问话：“也没有什么大事，主要是考虑到在检查中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可马上与队长交换意见，商量整改措施。”
“就这事，我陪你们到饲养场去可以吗？”
“当然可以。”
“好，我陪你们去。”陆队长说着话，从稻田中一脚高、一脚低的淌水走了过来。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双手就着稻田的水把脚上沾着的泥巴抹洗两下，也不管脚丫子还在滴水，就把脚伸进了放在田埂上一双附有搭扣的浅灰色土布鞋面布鞋中，再把本已挽到膝关节处的裤脚放了下来，起身说：“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