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关于艾伯特·O.赫希曼《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出版20周年

对像温度这类物理现象的估计，背景很重要。例如，哈瓦那的居民在11月份摄氏15度的日子会感觉非常寒冷；而同样摄氏15度对于2月份赫尔辛基的居民而言却是舒适的。当我们评价自己拥有的物品时，背景也同样重要。因此，140平米的房子对郊区最上层中间阶级的居民而言会小得不舒服，然而对相邻城市中的贫穷居民而言却异常宽敞。不按照这些方式理解“背景非常重要”的分析家会发现，要理解或解释许多普遍的行为是困难的。

批评家经常抱怨新古典经济理论完全忽视了社会背景的作用。作为回应，许多经济学家引用了博弈论的最新成果。在这些著作中，明确假定人们会对其他人将如何解释以及将如何作出反应进行预期，并且在他们自己做决策时考虑这些反应。实际上，这一步是对早期著作的一种完善，那些早期的著作假定决策者完全忽视其他人。即便如此，它仍然构成了社会相互依赖这一受到严格限制的概念。

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当主流理论家描述下面的两人博弈时，提供了其如何受限之一瞥。试验者给参与人A10美元，并且要求参与人A在两个提议中选择，在他自己和参与人B之间分享这10美元:（1）每人5美元；（2）自己9美元，参与人B1美元。一旦参与人A作出了选择，参与人B要么选择接受，则博弈结束，每个参与人得到提议的份额；要么选择不接受，则两个参与人什么也得不到。发言者解释道，新古典经济理论预言参与人将提出9美元/1美元的分配方案，因为对参与人A而言9美元优于5美元；并且理性自利的逻辑将使他认为参与人B会接受这个提议，因为得到1美元将比什么也得不到要好。“实际上，大多数人不是会拒绝这样的单方提议吗？”坐在听众席上的一位研究生问道，他意识到对参与人B来说，1美元的吸引力要依据他所处的背景来决定。发言者回答道:“但那仅仅是个恶意的做法！”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问题是在全世界的实验室试验中，参与人A很少会作出预测中的单方提议，并且当他真这样做时，参与人B通常会拒绝。

如果我们相信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自己动机的描述，那么像恶意这样的东西在他们的拒绝中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的年轻经济学家好像并未因这种动机在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可能性而感到震惊。相反，这群人中的某些聪明者——包括最近享有很高专业声望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正在尽力拓展理性经济模型以包含它们。

事情并不总是如此。20年前，经济学专业最有成就的一些成员勉强承认，人们在某种显著的程度上偏离了狭隘的理性选择模型的预期。

艾伯特·O.赫希曼通常都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当狭隘的理性选择模型坚持人们将不会自愿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作出贡献时，他已经指出成千上万的人们多次作出过这种贡献，并且通常要自己承担很高的成本。在《转变参与》一书中，他的伟大目标不仅在于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承担这种成本，还在于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以循环往复的模式这样做。

当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为这部简短的伟大著作出版20周年纪念版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正在巴黎休假。由于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我就非常喜欢和推崇，因此我立即就同意了。由于我把我的那本书留在了纽约伊萨卡的家中，因此我要求编辑另寄一本给我，以便我在坐下来写这篇序言前重新阅读。

在这本书寄送的那段时间里，我禁不住从记忆中重构赫希曼教授的观点。对他作为社会行为分析家技能的赞美在于我发现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如此激动人心——并且总是如此，因为我在第二次阅读时发现我重构的细节跟他的原始观点很少类似。

对于他尽力解释的现象，凭记忆就足够了。他的基本观察——即他采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地阐明的——就是，社会好像是按照严格的20年一个周期在私人的可获得与公共精神两种模式之间摇摆不定，例如，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私人消费倾向为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激进主义铺平了道路。我的第二遍阅读证实了我的记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解释的真实现象。

然而，在我重构赫希曼教授解释的细节时，记忆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好。或者可以更精确地说，是赫希曼教授的原创性观点激励我按照新的方式思考他尽力解释的那类现象。

赫希曼教授将它的解释描述为失望理论。在消费强劲增长时期，人们对突然能够支付得起的新的耐用消费品有很高的期望，结果却发现这些期望很少得到调整。这里，他引用了蒂伯·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对于舒适（相关欲望得到满足的状态）和愉悦（伴随满足欲望过程的实际感觉）之间差异的讨论。吃饭缓解饥饿，读一本好的小说能够缓解疲劳。采用西托夫斯基的术语，这两种经验都是愉悦的持续可靠的源泉，因为它们满足的欲望是重复发生的。有效的空气控制系统在你初次购买它时也会产生令人愉悦的感觉，但那种体验是非常短暂的。一旦你习惯了，就不再让你持续感到舒服——如果对非耐用品的体验让你预期到持续的愉悦感觉，那它带给你的很可能不再是小满足而是失望。

赫希曼认为，对私人消费经验失望的那些人在社区运动招募中会成为成熟的候选人。他承认，在这类运动中，要求参与者付出的时间是一种实际成本。但是，他又接着指出，集体行动也可能散布这种人们发现的体验——作为私人消费者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在强度上，他们更像是饿了很长时间之后吃的一顿饭，而不是更像一度长时间地坐在空气得到控制的房间中。

赫希曼教授的一个案例研究是1968年席卷美国和欧洲的反抗运动。怀疑论者对这些反抗运动中参与者承担巨额成本的程度表示怀疑。那个时期，我正在伯克利读研究生，我回想起，我们参加由反抗运动组织的免费摇滚音乐会的自觉性可能不会成为表明我们反对越南战争程度的最有效方式。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许多人实际上为参加这些运动支付了很高的成本。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许多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都带着真切的满足感。

那么，反抗运动为什么实际上没有让这种情形占据主要地位呢？赫希曼回答道，在经济高涨时期，随着耐用消费品的不断增加，对政治行动的长期参与最终导致失望。一方面，它最终需要的时间和精力远比大多数参与者预期的多得多（尽力回忆结束时间比你预期要早的最近一次会议！）另一方面，许多参与者好像对他们承担这些成本而其他人不承担的事实变得更加敏感。在不断增加的受挫浪潮中，当对私人追求的回归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时候，循环就完成了——既然许多参与者会在私人环境中忘记他们更早期的失望，情况就更加如此了。

我记得赫希曼的观点不是关于失望的，而是关于背景的。正如他所承认的，道德满足是让人们承担社区运动参与成本的回报之一。然而，一个人必须从道德信誉中获益的标准是有弹性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合作越来越有效力的时候，我们就越难以符合道德承认的标准。例如一项慈善活动由二手车销售商实施要比由一个大主教实施要求更高的道德承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集体行动的要求，无论是开始参与还是一直参与都越来越难以实现道德满足。这样，问题就不再是人们对他们参与的具体结果感到失望，也不是对超出他们预期的高昂参与成本感到失望，问题可能仅仅在于参与者越来越难以获得道德信誉。一旦努力和回报之间的不平衡变得足够大，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向另一种追求。在这个问题上，公共参与循环背后的驱动力也可能被看作失望的一种形式。但是，失望的特定根源远不同于赫希曼所思考的。

相互对应的是，我的重构与赫希曼最初的观点好像和我最初的想法稍微不同，但事实上存在好几个相同的核心特征。实际上，他整个的阐述可以被看作一个大纲，即许多重要行为不参照社会背景就根本无法理解。最终，他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如果不首先指出每种情况下参照的合适框架，就不能评价从私人消费或公共参与中获得的满足程度。正如他足够清楚地表明的，在一种环境下证明是令人满意的行动，在另一种情况下同样的行动可能就会被证明是完全相反的。

当然，赫希曼教授不是第一个抛弃狭隘理性选择模型约束的社会科学家。例如，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会强调社会力量如何影响私人决策。赫希曼与其他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是在深层次上理解传统模型。很清楚，他赞赏其逻辑和解释力。他的目标不是抛弃模型，而是说服我们考虑模型的一个更加详细的版本，即一个包含了社会背景起核心作用的版本。

这项工作是重要的，因为社会背景很重要。实际上，基于我们所拥有的有限证据，它好像比理性选择传统模型所强调的其他解释力更加重要得多。尽管通常难以预测观念的影响，但打个似乎安全的赌，在我们对社会和经济行为的解释中，10年后社会背景和社会影响将无疑比今天表现得更加突出。

社会背景不仅影响我们采取的行动和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而且还影响我们对新观念的接受本身。在专业人士还没有好好考虑其犯下的严重错误时，《转变参与》就已经出版了。我相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赫希曼的这部著作不如他的其他著作——如《欲望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和《退出、呼吁和忠诚》（Exit，Voice and Loyalty）著名的原因。《转变参与》的20周年纪念版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时候出版了。还不熟悉这部富有洞见性著作的学者们很快就会发现，它对我们当前研究计划中的许多最紧迫的问题直接阐明了观点。

罗伯特·H.弗兰克（Robert H.Frank）
于康乃尔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