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O.赫希曼和《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rmatya Sen）在为赫希曼的著作《欲望与利益》出版20周年纪念版写的“序言”中指出:“艾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其著作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形势、人类行为以及对确定性、忠诚性和承诺的性质与意义的理解。”^[1]赫希曼人生和学术经历丰富，曾经在多个国家学习、从军和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他的著作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等多个学科，内容丰富、思想深刻。

一

赫希曼1915年4月生于德国柏林。1932—1933年在柏林大学接受教育；1935—1936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1936—1938年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Trieste）学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41年移民美国，先后在伯克利（1941—1943）、耶鲁（1956—1958）、哈佛（1964—1974）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直到1974年加入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并于1985年在该校退休。他还曾经参加过法国军队（1940）和美国军队（1944—1945），并在美联储工作过（1946—1952）。1952—1956年任哥伦比亚经济顾问，并于1958—196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国际经济关系教授。他还曾经被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巴黎大学等授予荣誉学位。

赫希曼一生著述颇丰。以英语出版的著作有14部，以其他语言出版的著作有10部，大部分著作都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如《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瑞典语、日语、印度尼西亚语、孟加拉语和韩语；他曾经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篇，《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5篇。

赫希曼研究的问题在不同时期有很大的变化。在赫希曼的个人网页上，对其不同时期研究主题的概括是:“艾伯特·O.赫希曼一直研究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他主要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拉美国家专制体制出现而80年代又回到民主治理模式的经济原因。他将退出—呼吁二分法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种组织，从家庭到民主德国的衰落。他探索了从马基雅维里到托克维尔社会思想史中对于‘利益’与‘欲望’的比较。他还写了过去两个世纪中‘回应’和‘进步’修辞采取的主要形式，表明了某种不变的观点所发挥的强大吸引力。后来，他致力于研究他所谓的‘自我颠覆’，系统地回顾了他的基本理论和模型，并且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修正、限定以及复杂化。”^[2]实际上，赫希曼讨论的主题远不止这些，但这些领域却是他整个研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除了在20世纪40年代主要关注国家经济实力的差异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外，赫希曼主要的研究集中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他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他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地位，而后来提出的“退出—呼吁”机制则体现了人们对国家的态度，虽然这部著作将这一机制应用于企业、组织等领域。

二

《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是赫希曼于1982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该书出版后，先后被翻译为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日语等；2002年，该书出版20周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纪念版，并请了康乃尔大学的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经济学、伦理学和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H.弗兰克（Robert.H.Frank）作序。国际上许多著名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杂志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3]

在这部著作中，赫希曼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人们为什么有时候会积极参与像游行、示威、罢工这些公共活动，而有时候却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私人事务中？赫希曼发现了这个在私人参与和公共参与之间的循环，即人们有时候会将几乎全部时间投入到私人事务中，有时候会拿出较多的时间参与公共事务，并重点对原因加以解释。他给出了一个看上去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解释:失望。我们会对私人生活感到失望，同时我们也会对参与公共事务感到失望。赫希曼教授在第一、二章讨论了与失望有关的理论，包括失望在人们偏好变化中的作用、失望的类型等；第三章是对新增财富的历史考察；在第四、五章讨论了消费者从私人关注转向公共舞台的问题；第六、七章则讨论了公众参与公共行动遭受的挫折，这成为他们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的原因；第八章从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私人动机，如通过腐败追求私人收益等，回归到人们参与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的统一。这样，赫希曼通过公众在私人领域的失望和公共领域的失望，解释了从私人参与到公共参与又回到私人参与的循环过程。

赫希曼教授通过引入“失望”概念解释了私人—公共—私人的循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失望”是与效用相对，但又不同于负效用的一个概念。效用体现的是消费或参与活动给人们带来的满足；负效用体现的是消费或参与某种活动不仅没有带来满足，反而造成了损失或不满；而失望可能给人们带来正效用，也可能带来负效用，但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比如，一个人消费某种物品，预期能够产生10个单位的效用，但在消费之后却只得到了5个单位的效用，那么该消费活动虽然产生了正效用，但消费者却可能由于实际得到的效用与预期效用之间存在差别而感到失望，而这种失望可能成为该消费者从消费一种物品转向消费另一种物品的原因。从规范和实证的角度看，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差别可能成为失望的根源。应该得到而实际上没有得到，会产生失望；应该实现某种目标而实际上没有实现，会产生失望；应该得到10单位的收益而实际上只得到了5单位，也会产生失望。

“失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经济学家们却很少关注。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能与失望是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而无法客观衡量有关。基数效用论强调效用可以用具体的数值表示出来，但却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效用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序数效用论克服了基数效用论采用具体数值表示效用的做法，采用人们对不同产品组合的偏好比较来反映人们的效用排序，但同样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不同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组合的偏好排列存在差别。效用如此，失望也如此。面对同样的情形，不同的人其失望的程度存在差别，相同的人在不同背景下失望的程度也存在差别。从这个角度讲，赫希曼提出用失望来解释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及从公共事务中的退出，虽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却不一致。因此，赫希曼的著作虽然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各方面，虽然体现了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富有洞察力的解释，但却没有完全融入主流经济学，这也难怪阿玛蒂亚·森称其为伟大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说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正是这个原因，赫希曼的著作引起了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的广泛关注；也正因为此，赫希曼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而非经济学教授，虽然赫希曼的研究并未脱离经济学的主题。

无论如何，赫希曼教授的《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都是一部伟大的著作，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涉及了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体现了作者一贯的研究风格和对现实问题观察、思考与研究的敏锐。

三

我大约从2002年开始阅读赫希曼教授的著作，最初是《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后来是《欲望与利益》以及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写的“多种利益”（interests）、“退出与呼吁”（exit and voice）辞条。其所讨论问题的饶有趣味加上他深刻的思想，使我对其著作往往产生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我虽然阅读过赫希曼的一些著作，但当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问我是否有意翻译其《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一书时，我心中还是存在几分疑虑的，因为赫希曼的著作涉及多个学科，要读懂并且翻译其著作不可避免地需要多学科的宽广知识面。好在网络资源非常丰富，遇到不明白或不熟悉的词语或人名，可以在网上查找。在此，感谢范蔚文先生的信任。

在《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英文版寄达的时候，恰逢儿子李希正出生，这给我的生活平添了几分温馨和愉悦。但是，为翻译该著作以及从事其他研究和教学工作，我不得不经常放弃陪儿子的时间，好在母亲和妻子能够理解我的工作，她们承担了几乎全部的照顾孩子的任务。在此，将本译著献给我的母亲、妻子和儿子，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和歉疚。

本书的翻译虽然历时不长，但耗时不少。在此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以尽可能准确、无误地表达赫希曼的思想，但仍然可能存在不当之处，还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的电子邮箱是casslzg@126.com。

李增刚
2007年6月于山东大学

注释

［1］见阿玛蒂亚·森为赫希曼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欲望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出版20周年纪念版写的序。《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http://www.sss.ias.edu/community/hirschman.php.

［3］笔者在Jstor过刊数据库中进行了搜索，共找到11篇书评。分别发表在《经济学文献》（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经济学》（Economica）、《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