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博马舍

一、生平与创作道路

早年生活 博马舍（Beaumarchais，1732～1799），戏剧家，原名皮埃尔—奥古斯丁·卡龙（Pierre-Augustin Caron），1732年1月24日生于巴黎，父亲是个有名的钟表匠。他受到良好教育，从青年时代起，他对音乐和文学产生兴趣。20岁时他学习钟表技术，曾发明了一种零件，获得国王钟表匠的头衔，为国王、王族和宫廷制造小挂钟和怀表，最后为蓬巴杜夫人制造了一只镶嵌在戒指上的表。1755年，他正式进入宫廷，次年娶了一位贵族富孀。他改名为博马舍，这是他的妻子一处产业的名字。但十个月以后，他的妻子去世，他却未能获得妻子的财产。他擅长弹竖琴，并改进了这种乐器。他的才能吸引了几位公主，做了她们的教师，并成为王室音乐会的主脑人物。此时，他认识了金融家帕里斯—杜维尔奈。这个银行家曾建立了军事学院，一直盼望国王参观该校。博马舍利用自己的影响，让银行家达到了目的。帕里斯—杜维尔奈为表示感谢，让博马舍熟悉金融事务，自此以后博马舍开始积累财富。他买下国王秘书一职，获得贵族称号，后又成为猎队少将。发财以后，他生活阔绰。1764年，他前往西班牙，设法获得国王的接见，接到向西班牙政府供应军队粮食和给养的订货，并计划开发路易斯安那，给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供应黑奴。回到巴黎以后，他卖掉官职，在孔德街建造华宅。他计划在希农开采森林，他已经买下了这块地方。

早期创作 博马舍这时对写作产生了兴趣，他受到狄德罗的戏剧理论影响，写出《欧仁妮》（Eugénie，1767），未获成功。剧本描写陆军大臣的儿子克拉兰敦伯爵勾引外省贵族少女欧仁妮，表示要娶她，其实只想玩弄她。后来他良心发现，放弃了一门陪嫁丰厚的婚姻，娶了欧仁妮。剧本的序言《论严肃戏剧》（Essai sur le genre dramatique sérieux）提倡写作“正剧”。这是“介乎英雄悲剧和轻快喜剧之间”的一种戏剧。这篇序言定下了博马舍今后创作的纲领。

1768年，博马舍同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尽管事务繁多，他又写出一个新的正剧《两个朋友》 （Les Deux amis，1770），但只演了两场。主人公是一个商人，在破产时得到朋友、包税人默拉克的帮助。但默拉克也陷于困境，他终于得到另一个承包商的无私支持而渡过难关。

1770年，帕里斯—杜维尔奈去世，本来要给博马舍留下15000利弗尔，但银行家的继承人德·拉布拉什伯爵指控他的叔祖的合伙人有欺诈行为，要博马舍赔偿损失。初审时博马舍胜诉，但复审时却败诉。同年，他的第二个妻子也去世，他又受到前妻亲属的攻击，说他强行取得岳母的签字。他不够明智，让公主参与到他的事务中来。他受到各方面的污蔑，濒于半破产状态。法官戈埃茨曼受理这个案件，博马舍想同他来往，送给法官妻子100金路易，还有钻石表和给秘书的15路易。他得到的回音是，如果他败诉，这些礼物会全部退还。博马舍并没有赢得官司，但法官妻子只肯归还部分礼物，扣下了15路易。戈埃茨曼也污蔑他，并得到同僚的支持。博马舍有可能被送去服苦役，于是他起而反击，发表了四卷《回忆录》（Mémoires，1774），揭露法官戈埃茨曼一家和他的支持者，暴露当时司法界的贪赃枉法。《回忆录》第二卷发表后，博马舍得到公众的支持。第四卷在三天内就售出一万册。最后，博马舍获得胜利。2月，法院改判，国王甚至同他谈判，答应完全恢复他的名誉，派他到英国去执行秘密使命，让·杜巴的夫人的诽谤者保持中立。博马舍一时声名大振，被看成社会弊端的揭露者。《回忆录》确是关于18世纪风俗的一份宝贵材料。

博马舍在英国执行使命获得成功，刚登基的路易十六又派他到英国去，索取路易十五的书信，监督销毁一部攻击王后的著作。博马舍完成了任务，为此到过荷兰和奥地利。在英国期间，他认识到要帮助争取独立的美国人，并说服了路易十六。

成熟期 在此期间，博马舍写出一部喜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Le Barbier de Séville，1775）。这部喜剧原先有五幕，不受欢迎，博马舍在几天之内改成四幕，获得了成功。剧本描写阿勒玛维华伯爵离开马德里，来到塞维勒，想找到他看上的一个姑娘罗丝娜。她是个孤女，被她的保护人、医生霸尔多洛看守在家里。这个老头想娶她为妻。清晨，伯爵在罗丝娜的窗下唱歌，这时他以前的仆人费加罗出现了。费加罗如今是理发师，他愿意为伯爵效劳。在费加罗和罗丝娜的配合下，伯爵以骑士身份来到霸尔多洛家里，要求住下。但老头为嫉妒所驱使，十分谨慎，不让伯爵的诡计得逞。于是伯爵又化装成罗丝娜的唱歌教师巴斯勒的学生。但巴斯勒不期而至，伯爵给了他一袋钱，堵住了他的口，他承认自己发烧，要去睡觉。可是霸尔多洛听到了一对年轻人相约的话。他说服罗丝娜，她的情郎在欺骗她，而她在气恼中泄露了伯爵要把她劫走的计划。费加罗和伯爵当晚冒雨从窗子爬进屋里，一对情人又和好如初，签了霸尔多洛为自己准备好的婚约。医生的提防无法阻止爱情的胜利。

1776年，博马舍掌握法国政府给他提供的100万利弗尔，建立一个商号，为美洲的起义者供应武器和给养。他租用船只，招募船员，其中有一个水手，在帝国时期当了海军元帅。当年12月，博马舍运送了200门大炮以及25000人的枪支弹药，随后又继续往美洲输送，可是没有如数收到应得的钱款。

博马舍注意到戏剧家的权利屡受侵犯，1777年7月3日，他创建了作家协会，这个协会一直延续至今。1778年，博马舍准备出版他所崇敬的《伏尔泰全集》。他购买了伏尔泰在国外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并购买了印刷机器和铅字。全集于1783年开始出版，于1790年出齐。

他可能从1778年开始写作《费加罗的婚礼》（Le Mariage de Figaro，1784）。可以说这是《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续篇，但费加罗如今成了真正的主人公。故事发生在三年之后，费加罗又成为阿勒玛维华伯爵的仆人，他就要娶伯爵夫人的侍女苏姗娜为妻。但他受到重重阻挠：他曾答应过马尔斯琳，同她结婚，因此她要阻挠费加罗和苏姗娜结合；朝秦暮楚的阿勒玛维华抛弃了妻子，在追逐他的未婚妻。主仆二人在暗暗地激烈搏斗。费加罗交给伯爵一张字条，让伯爵相信，有人在追求伯爵夫人，以此愚弄爱嫉妒的伯爵。伯爵对侍从薛侣班确实有点不放心。他给费加罗以反击：与法官串通一气，要判决费加罗与马尔斯琳成亲。可是，马尔斯琳突然发现费加罗是她与霸尔多洛所生的儿子。正当大家准备庆祝费加罗的婚礼时，苏姗娜与伯爵定下一个约会。费加罗获悉后以为自己受骗了。在花园里，换上伯爵夫人衣服的苏姗娜让费加罗明白过来，他跪倒在她的脚下。伯爵以为费加罗是跪在自己妻子脚下，把佃农都叫来作证。但在火把的照耀下，他认出了穿着伯爵夫人服装的是女仆苏姗娜。他在不知所措和无可奈何中，同意了费加罗的婚姻。

这个剧本激烈抨击现实的内容引起当局的恐慌，连国王也发表了反对的看法。经过几年的斗争，博马舍获得了上演该剧的权利。演出的巨大成功把博马舍的声誉推到了顶峰，却也招来了怨恨。博马舍加以还击，掌玺大臣下令逮捕他，博马舍被关进了圣拉撒路监狱。但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博马舍只被关了五天。国王同意在特里亚农宫演出《塞维勒的理发师》，而且王后扮演了罗丝娜，德·阿尔托瓦伯爵扮演了费加罗。

后期创作 博马舍的财产达到了几百万。他用一种唧筒把塞纳河的水吸上来，供应巴黎市民，获利丰厚。其他银行家出于嫉妒，让米拉波撰文攻击博马舍。博马舍倦于反击，他写出了一部歌剧《塔拉尔》（Tarare，1787）。博马舍后来多次改变主人公的政治信仰。最早这是个绝对君主制的拥护者，1790年他改为宣扬立宪君主制，1795年他成了共和党人。1787～1789年，博马舍建造了一所豪宅，就在现今的博马舍大街上。1792年，他上演了《有罪的母亲》（La Mère coupable）。这是以费加罗为中心人物的第三部剧本。博马舍以他的仇敌、律师贝尔加斯为原形，塑造出伪君子贝雅尔斯的形象。这个人物潜入阿勒玛维华伯爵的家中，发现了伯爵家的秘密。他想分裂和毁掉这个家庭，但受到高尚和机灵的管家的阻挠，这个管家就是费加罗，但他已失去快乐而大胆的性格，变得规规矩矩，面目可憎。贝雅尔斯不久发现了伯爵夫人的过错，她和薛侣班有一个孩子；而薛侣班早就战死了。她的孩子叫莱昂，和阿勒玛维华伯爵收养的孤女弗洛雷丝汀生活在一起。有罪的母亲只得哀求伯爵原谅自己的过错。伪君子最后面目暴露，一对年轻人终于能够自由相爱。

在法国政府的同意下，博马舍到荷兰去购买六万支枪，但谣传他藏匿了部分枪支，为反革命一方提供武器。他被捕了。出狱后他继续做买卖枪支的生意，但在国外获悉他的名字列入移民名单中，财产被查封，他的第三个妻子和女儿进了监狱。他躲到汉堡，一直等到督政府时期才返回巴黎（1976年7月5日）。晚年他撰写回忆录《我的六个时期》（Mes six époques）。

1799年5月18日，博马舍因中风去世。

二、戏剧创作

博马舍是18世纪最重要的戏剧家。圣伯夫说过：“18世纪如果没有博马舍，就像没有伏尔泰、狄德罗和米拉波一样，便不完全了。”博马舍确实是18世纪末最重要的法国作家，他是启蒙作家的继承者。

博马舍一生写过五个剧本。《欧仁妮》和《两个朋友》只能算是试作。《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是他的两部重要作品，具有强烈的揭露倾向。《有罪的母亲》虽然描绘了一个伪君子，但这个形象远远比不上莫里哀笔下的达尔杜弗。达尔杜弗要破坏一个资产者的家庭，他的背后是一个反动的宗教组织，他的活动危及处于盛期的封建王朝。而《有罪的母亲》中的贝雅尔斯要破坏的是一个贵族家庭，他是作者用来攻击仇敌而塑造的一个角色。问题还在于，剧本中的阿勒玛维华伯爵成了一个正人君子，品德高尚；伯爵夫人则道德堕落，有个私生子，成了有罪的母亲。费加罗也失去了旧日批判社会的激情。总之，博马舍改变了以往揭露社会弊端的内容，使这个剧本丧失了三部曲中前两个剧本的深刻社会意义。

戏剧主张 博马舍的两部代表作足以使他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他取得这样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他在《论严肃戏剧》中指出：戏剧应该“是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忠实图画”，它应该使人“获得出色的道德教训”。因此，他反对古典悲剧描写古代的帝王将相，因为“真正的内心兴趣，真实的关系，总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存在于与帝王之间”。他认为要描写现代日常生活，表现“离我们的身份更近”的题材。博马舍还说过：“戏剧是个巨人，能制敌于死命。应该将沉重的打击留给作威作福和社会罪恶。”他的任务是撕下统治阶级的假面，揭露恶习弊端。此外，他继承莫里哀的观点，在《〈费加罗的婚礼〉序》中提出，要“在教育中娱乐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博马舍选取的是现实题材。他的两部杰作以强烈的现实性为其特点，充分激发起观众对现实不满。 《塞维勒的理发师》已经包含了公众感兴趣的东西。而在《费加罗的婚礼》中，社会讽刺变得更为鲜明，与群众的激奋情绪合拍。

批判精神 博马舍对现实的批判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抨击社会的黑暗现象，二是通过反面人物对新事物的咒骂来揭露贵族和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前者大多以费加罗的嬉笑怒骂写出。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费加罗向伯爵义正词严地指出：“只要大人物不来伤害我们，就等于对我们施恩了。”面对伯爵骂他懒惰、荒唐，他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老爷，照你们对仆人要求的品德，您见过多少主人配当仆役的？”这是对贵族阶级的大胆挑战，指出贵族在品德上根本不如下层人民。等级观念是封建观念的核心之一，贵族时时不忘他们与下等人的距离，自以为比他们高贵。按理说，贵族不可能与仆人拉关系。所以当伯爵要与费加罗套近乎时，费加罗马上含讥带讽地说：“您用得着我，就把我们两人的距离缩短了。”费加罗与伯爵相遇，总是这样短兵相接，毫不相让，在气势上压倒伯爵。伯爵虽然乔装打扮，但仍改不了贵族的高傲习气。费加罗尽管当过伯爵的仆人，但他在社会上混过一阵，阅历丰富，具有平民思想，敢于和伯爵唇枪舌剑。他对伯爵的态度反映了当时人民对贵族的不满情绪。《塞维勒的理发师》的基本内容，虽然模仿莫里哀的《太太学堂》等剧作以及斯卡龙的短篇小说《防不胜防》（La Précaution inutile），描写孤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新意不多，但博马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抨击却是他的前辈作家所没有触及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这个剧本的价值所在。

《费加罗的婚礼》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更为激烈。在第五幕中，费加罗的长篇独白预示了人民群众对贵族阶级即将到来的冲击：

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这么扬扬得意！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多的享受？您只是在走出娘胎的时候，使过些力气，此外，您还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从根本上否定了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认为贵族一钱不值，完全比不上平民的学问和本事，因为贵族不劳而食，而平民需要施展一切手段来谋生，从生活中学到了许多本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尽管伯爵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到头来仍然斗不过费加罗。费加罗愤怒的抨击不仅对准了贵族阶级，而且指向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他揭露当局“布置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这种特务行径正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为了控制民众骚乱而施展的伎俩。不仅如此，费加罗还指出政治就是搞阴谋。费加罗进一步指责司法机构的腐败：法官贪赃枉法，司法程序烦琐，样样收费，对大人物宽容，对小人物严厉。他嘲弄言论不自由，书报检查严而又严，稍稍触及时弊，便被关进巴士底狱。剧本对封建社会的抨击是这样犀利和尖锐，以至路易十六读完剧本以后十分恐慌，他声称：“这真是可憎的东西，永远不准上演。除非拆除巴士底狱，不然的话，上演这个剧本将有危险的后果。”当局越是禁演，群众就越是想一睹为快。在群情激昂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该剧终于同观众见面。当局为了泄愤，制造事端，把博马舍逮捕下狱。人们散发传单，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当局被迫释放了博马舍。这场禁演与反禁演、逮捕与反逮捕的斗争，终于以博马舍和群众的胜利而告终，它预示了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局势。博马舍说过：“我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只动摇了国家；而在这更大胆、更有煽动性的尝试中，要彻底推翻它。如果允许这部作品这样做，那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了。”丹东说过：“费加罗杀死了贵族。”拿破仑则说：“《费加罗的婚礼》就是转入行动的革命。”剧本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费加罗这个形象最为光彩夺目，他是批判封建社会的主要人物。费加罗比莫里哀笔下的司卡班复杂得多。他有丰富的经历，既当过伯爵的仆人，又写过剧本和流行小调，耍过笔杆子；他还做过江湖郎中和理发师；他曾在强盗窝中混过，当过赌场老板。这是一个为了生存而混迹于底层的平民。他聪明机智、诙谐乐观、充满活力、玩世不恭、大胆无畏、藐视上层人物、敢于针砭时弊。他集中了法国喜剧和小说中仆人形象的各种特点，是司卡班、吉尔·布拉斯等仆人形象的深化。他深谙这个社会司空见惯的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手段，完全信奉并实践损人利己的一套。与其说他是下层人民的形象，不如说他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不过，他深深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知道贵族看不起仆人，向仆人讨好只是为了一时的需要。他的性格中值得称赏的一面，就是敢于“犯上作乱”。他一旦知道了伯爵在追求罗丝娜，而罗丝娜也爱上了伯爵，一心想冲破霸尔多洛这个顽固不化的封建老头的樊篱，便义不容辞地助这对情人一臂之力。他深有感慨地说：“如今的时代，可怜的青年是很不幸的，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这种可怕的选择：或者是安静而没有爱情，或者是有爱情而没有安静。”他认为“有爱情而没有安静倒是格外有趣”，因为不顾封建观念的约束，追求自由恋爱的婚姻，是他的主张和目标。愚弄霸尔多洛，这是“惩罚一个坏蛋，同时又使自己得到幸福”，完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他为了自身的幸福，更是敢于同貌似强大的伯爵进行斗争。他认识到，胆小如鼠的人要受流氓无赖的捉弄。由于他在生活中学到了许多学问和手腕，“比100年来统治全部西班牙的还多”，所以他在这场斗争中稳操胜券。但在剧本中，博马舍并没有着意展示费加罗“捣鬼和弄钱”的“拿手好戏”，或者天生当政客的本领，而是描写他如何为了自身利益与贵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正道上。他懂得与伯爵周旋，软硬兼施。他决不让伯爵在自己的未婚妻身上占到半点便宜，在各种场合要伯爵承认真正放弃了初夜权。伯爵想通过法庭来迫使费加罗就范，费加罗却化险为夷。原来霸尔多洛和马尔斯琳是他的父母亲，他和马尔斯琳也就不可能结婚。伯爵的打算落空了。为了最后击败伯爵，费加罗把所有仆人、工人和参加婚礼的乡下人都请到伯爵的府第，作为他的婚礼的证人，让伯爵无法食言。他的胜利预示了第三等级的胜利。费加罗在最后的流行小调中唱道：国王和牧童虽然出身不同，“命运使他们有这么大的距离；只有思想能改变一切。”所谓思想，自然指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否认国王的地位，认为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下层人物有争取爱情的权利，他们同贵族应该一样平等；只有掌握了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才会不朽，而固守落后思想的人终将被时代淘汰。至于苏姗娜这个女仆，她在剧中成了费加罗的助手。特别在第五幕中，她与伯爵夫人互换角色，让伯爵遭到彻底的失败。她的机灵和对爱情的忠贞与伯爵夫人对薛侣班的动心恰成对照。下层人物比上层人物优秀的思想，再一次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

剧本的第二个抨击社会的手法是通过对反面人物的描写，起到反衬的效果。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霸尔多洛是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他除了想把自己的监护对象占为己有以外，还对新事物充满了仇恨。他恶狠狠地说：“我们这个时代产生过什么，值得我们赞扬它？各式各样胡说八道的东西：思想自由、地心吸力、电气、信教自由、种牛痘、金鸡纳霜、‘百科全书’、正剧。”先进的科学成就和新思想，在他眼里都成了大逆不道的东西。启蒙思想盛行的时代成了“野蛮的时代”。平时他摆出主人的臭架子，认为自己永远有理：“只要我们承认这些下贱东西有理，你们不久就看见主人的权力变成什么样子了。”但他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虽然狡猾，却很容易就范。巴斯勒同样是一个爱钱如命的家伙。他把造谣的作用描绘得活灵活现：谣言就像最弱音变成强音一样，蠕蠕而动，徐徐前进，口口相传，恶毒的言辞会到处飞扬，一转眼工夫就变得庞大无比，振翼而飞，成为普遍的呼声，汇成憎恨和毁灭的大合唱。博马舍在这里将戈埃茨曼一伙的造谣本事概括到巴斯勒身上，对毫无公理可言的法律及其执行者给予致命的打击。

在《费加罗的婚礼》中，阿勒玛维华伯爵成了反面角色，他是一个爱寻花问柳的人物，但居然是安达卢西省的首席法官，而且还想利用法律来达到自己的淫邪目的。他的府第可以用作法庭，担任审判官的法官比利阿多生竟然是个口吃的人，因为这个职位是他用钱买来的肥缺；书记官名叫“两只手”，因为他靠两头讨好拿到双份好处。他认为一旦穿上法官的袍子，别人就会发抖。一场审判就像一出滑稽戏。博马舍通过这一幕讽刺了当时法庭办案的荒唐和司法机构的乌烟瘴气。阿勒玛维华伯爵是大贵族的典型，他见异思迁的浪荡本性在《费加罗的婚礼》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描写。其实当初他追逐罗丝娜也是因为玩腻了周围的妇女，要寻找新的刺激。他既想在苏姗娜身上占点便宜，行使丑恶的初夜权，却又不许伯爵夫人有越轨行动。马尔斯琳说他又嫉妒又荒唐，霸尔多洛补充说：“荒唐因为厌烦，嫉妒因为虚荣。”这段对话正是一语中的。这个荒淫无耻、腐败透顶又为所欲为、作威作福的大老爷，象征着掌握封建权力的贵族典型，作为封建王朝在外省的政治代表，他竟被下人捉弄，他的失败下场反映了旧制度行将崩溃时外强中干的本质。

博马舍这两个剧本的历史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们有助于酝酿民众中的反抗激情。观众从中看到了贵族阶级的反动和虚弱，以及不堪一击的实质。《费加罗的婚礼》本身就是一出富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喜剧，它的上演经过以及博马舍所遭到的迫害，又证明了统治阶级把它视为洪水猛兽的恐惧心理，因此这几乎是一次革命前夕的预演。

喜剧创新 博马舍在艺术上有不少创新，尤其是《费加罗的婚礼》，堪称“乐剧”。博马舍擅长笑的艺术。这部情节复杂的喜剧，在主线之外，交织着几条副线。费加罗与苏姗娜的婚姻是一条主线；伯爵对苏姗娜的追逐、马尔斯琳要费加罗兑现娶她的诺言、伯爵夫人想夺回丈夫的心、薛侣班在苏姗娜和伯爵夫人之间寻找接近的机会，这些构成了剧本的副线。其中的纠葛形成种种笑料，最后汇聚成“狂欢的一日”，而在调换角色中又生出许多笑料。这种不断转换的关系，就像令人昏眩的编舞。可笑的人物或者情节、甚或对风俗的讽刺所产生的笑料，接近波德莱尔所谓“绝对的可笑”。博马舍在序言中指出：“在我的剧本中产生一种情节的逗乐：那个勾引女人、受到阻挠、对生活厌倦、疲乏不堪、决心总是确定的丈夫，在这一天中，三次跪在他妻子脚下，她宽宏大量，十分敏感，终于原谅了他：她总是这样做的。”一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他的行动显得如此可笑！而这一情节贯穿了整个剧本。博马舍就是这样善于把讽刺和笑结合起来。又如第三幕的开庭，博马舍将法官写成口吃，既嘲弄了法庭的严肃性，又讽刺了封建法律的荒唐和不合理。有时，博马舍从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中，引出一段犀利的台词：当伯爵对费加罗说，如果他想往上爬，只消跟着自己学学政治，不料费加罗说他懂得政治，接着说出当时无言论自由的一番话，令伯爵无言以对。有时，博马舍让人物自我招供，暴露出丑恶的嘴脸。如伯爵不知伯爵夫人乔装成苏姗娜，在她面前坦白自己已经不爱妻子，他现在喜欢苏姗娜的地方，就是三年前他在罗丝娜身上发现的东西。这番话把他的喜新厌旧、厚颜无耻和盘托出。辛辣的讽刺就包含在人物的话语中，把伯爵的可恶和可笑都写了出来。

博马舍还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逗乐手法：第一，人物言行不一：伯爵虽然朝三暮四，费加罗虽然标榜宽宏，两人仍然互相嫉妒。只不过他们立场不同，一个是出于虚荣心，怕妻子出丑，自己也要丢脸；另一个是出于爱情，生怕未婚妻有什么闪失。第二，从场景和人物的动作引出笑料：薛侣班拿到伯爵夫人的丝带后，不想归还，绕着沙发椅子转圈，让苏姗娜追赶；他待在伯爵夫人的卧室纠缠不休，不料伯爵来到，他慌忙之中躲进梳妆室里；捉迷藏似的追逐，以致接吻和打耳光弄错了对象，伯爵想找到苏姗娜，却遇到自己的妻子，薛侣班想吻伯爵夫人，却吻到伯爵的脸上，伯爵一记耳光打过去，却打在费加罗的脸上。第三，人物的言行出尔反尔，显得可笑：如伯爵见伯爵夫人不肯立即开门，疑心她有外遇，严词责问，一定要她打开梳妆室，待到他发现苏姗娜待在里面时，又忙不迭向妻子道歉，显得十分愚蠢。第四，敏捷的对答：费加罗口齿伶俐，应付裕如，常常巧妙地回敬伯爵和其他人物，有时妙语连珠，如：“没有指责的自由，就没有谄媚称颂。”语言像警句一样。这些喜剧手法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虽是喜剧，同今日的话剧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这并不奇怪，因为博马舍提倡创作正剧，主张以散文描写日常生活。这种正剧就是话剧的前身，所以博马舍被称为现代戏剧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