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论时代精神

一

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它也许将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最深刻的一次变革。除非我们承认它实际上和罗马帝国崩溃的时期、宗教改革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时期或如在1789年中产阶级引人注目地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时期同样重要，那我们就将无从理解它的本质。

这不是一次由思想家们制造出来的革命，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曾预知它的到来，甚至画出了它的方向的巨大轮廓。这也不是哪一帮政治家们一手造成的革命，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曾有意无意地加快了它的到来，助长了它的声势。它的本质，恰如它的不可避免性一样，在于使我们的社会具有目前的性质的那一切事物。我们当然能够觉察它的到来并为它做好准备；如果那样，我们就能够建立一种比以往任何一种文明更加丰富多彩和牢固可靠的文明。要不然，我们也可以拿定主意打退它；如果那样，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以为我们这代人宁肯抗拒时代的潮流而不敢违抗人的法令了。

在每一个革命时期，实行基本改革总免不了要发生瓦解和冲突；而且这些瓦解和冲突总是被归诸坏人的一意孤行，而不是归诸那些较深刻的客观原因，这些原因是坏人所掌握不了的，而且坏人只不过暂时体现了它们而已。同样，我们总是不肯动脑筋去找出那些客观原因，却一味寻求某种现成的和不三不四的药剂，这种药剂至少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会把疾病的那些明显的和更痛苦的症状暂时掩盖起来。从《凡尔赛和约》迄1939年9月3日[1]为止，“après nous le déluge”[2]一直是英国每一任首相的座右铭。他一直满足于喊几句有魔力的口号，其实他却至少应该实施无情的诊断才是。因为，只有了解了疾病的性质之后，才能够担负起治病救人的艰巨任务。

据说，我们时代的毛病，是出在坚持已经过时的国家主权原则上面；如果政治组织单位和经济生产单位取得一致，我们就一步登天了。也有人说，救治之道在于改良教育；据说，我们是在训练我们的人民在一个垂死的世界上生活，而不是设法训练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到那个挣扎着要诞生下来的世界上去生活。有人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够使人们了解他们的遗产的意义，一种更新更好的精神就会统辖人类的命运。另外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病根在于宗教精神的衰退。他们断言，不恢复信仰，就无从确定文明行为的准则，只有这种准则才能在人们中间维持一个文明的目的。还有人以为，“ne pas trop gouverner”[3]这句著名格言是我们获救之道；我们的病根在于政治家们过分热衷于控制国家的每一部分。只要政府重新恢复商人做买卖的自由，我们就能进入一个创造性的新时代，战争和不安全都能永远消除了。

当然，上述这些救治方案，每一种都有点道理，尽管它是片面的和支离破碎的。诚然，一个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从战略意义上说，是和世界市场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它为了自卫，不得不限制世界市场由于其固有性质而提供给我们的物质利益的可能性。在经济方面，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使我们重新犯下重商主义时代的大多数显著错误，从而当我们的机器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为丰富产品订计划时，反而订出了限制性的计划。但是，订限制性的计划就是奉行一项必然不利于我们邻邦的政策。邻邦一定会抵制，而且，如果力量够得到，也一定会千方百计把它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但是，从主权方面说，如果它们力量够得到的话，它们使用的手段就不外是以战争相威胁，或者真正动手打，这样一来，那些把国家主权原则和战争联系起来的人，就有了有力的例证了。

然而那不过是一个片面的例证而已。因为，即使对我们生产制度的外部压力由于取消国家主权而告去除，罗马和美国的历史仍然清楚地表明：在没有其他基本改革的情况下，内部压力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将导致深刻和剧烈的冲突。毋庸否认，一个没有主权国家毒素的世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比我们目前的世界强。但它仍旧没有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重要问题，仍旧要去决定把它的力量用在哪些目标上面。

我们需要更多地和更好地适应于现代特征的教育。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公民观念，就不会否认这种需要。我们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和我们的文化遗产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活在世上根本不知道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势力，在危急关头，他们很容易就上了随便哪一种大事宣扬的骗人政策的当，只要告诉他们毛病出在哪一个人或哪一帮人身上，他们马上就向那个人或那帮人开火了。他们几乎没有受过训练来明明白白说出自己的要求。他们浑浑噩噩过日子，那条把他们的心理习惯同那些统治他们的人分隔开来的鸿沟，意味着他们彼此间多半不能互相了解。

可是，新的教育精神并不是一个和物质环境无关的因素。人们不能指望它在真空中实现。他们必须准备承认缺乏这种精神所引起的弊害，而具备这种精神后所带来的改革又必须保证能受到欢迎。这种精神之所以迟迟没有产生，是因为恰恰在这两点上存在着疑问。既得利益蓄意要使愚昧永久保存下去，而愚昧却正是我们文明的痼疾。除非我们决心向既得利益进攻，就无法摆脱愚昧；而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我们着手进攻的话，既得利益是会顽抗到底的。

宗教精神的衰微是普遍存在的。但我们如果想恢复宗教信仰，就必须郑重其事地给我们所用的名词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如果我们指的是恢复对神的信仰，那么事实证明，特别是在各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教义形式方面，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们那种提出合理凭据来证明自己确有资格被信仰的能力，正随着人们对宇宙的科学了解的每一进展而愈益削弱。此外，在人类经验中，没有一种残酷的方式是宗教精神所适应不了的；有人指责教徒们，基本上一直满足于眼看宗教对人民起鸦片烟的麻醉作用，这种指责是很有道理的。还有，人类知识中任何一种伟大的进展，都遭到过古典宗教的竭力反对，直到这种进展的真理如此明显，非想出某种羞答答的通融办法来不可。如果宗教精神指的是某种宗教教义影响常人的社会行为的能力，那么对这种主张的回答很干脆：他们作为教徒的行为假使不比一定时代中一般人的行为坏些，至少也不见得好些。

但如果宗教精神指的是坚持人们除了个人满足之外，还要献身于一个目的，那么回答肯定是：当代一切伟大的运动都能激起一种以宗教精神为主的为事业奋斗到底的品质。我们无论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好，研究使中国和印度、西班牙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复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好，必然会发觉使这些运动能够存在的根源都不外是：尽管它们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它们却能够博得人们的热烈信仰，使人们发挥一种极端大公无私的精神，这种能力始终是一切宗教获得成功的秘诀。除了在这一意义方面之外，宗教精神的衰微是各种历史原因的自然结果，现在已不可能大规模地加以改变。

当然，除非是世界重新退回到各种野蛮势力互相角逐的混乱时代。它可能会这样；那时候，一小撮信徒就可借助于五花八门的神秘教来逃避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罪恶，这些神秘教的真相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它们的意义的人才会明白。但如果我们的世界能够为它自己安排一种有秩序的合理生活，问题就在于怎样去设法利用各种伟大的宗教总是能够释放的感情上的力量，使之为那种有秩序的合理生活企图实现的目标服务。一句话，那些在历史上著名的宗教的信徒们所觉察到的衰微，乃是正在进行着的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一切政府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用敌对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否认：在我们所能预知的一切情况下，政府的存在乃是和平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所谓我们被政府管得太多（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内）的论调，却是叫人难以容忍的。只有在一个其基础为人们一致同意，而经济又普遍相当稳定的社会里，管得少些才意味着自由多些；在一个对其基础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同时又存在着以大量失业为例证的经济不稳定的社会里，只有对那些掌握着经济命脉的人，管得少才意味着自由。

那些攻击政府干涉经济领域的人往往忘记了，实行干涉主要是由于体会到过去缺乏这种干涉所致。我们所知道的控制，无论是在劳动条件方面、证券市场发行证券方面或者营造权方面，都是出于私人利益自由竞争从未导致过良好社会秩序的经验教训。这种情况可能被掩盖相当长一个时期，例如当美洲大陆的广大资源破天荒第一次被机器操作开发出来的时候；但是，一旦社会成熟了，像别处一样，那充满机会的国土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就成了失败的国土，除非我们能控制住那种贪得无厌的心理，使它为一个一致同意的社会目标服务。商人们曾有过整整一个时代来行使他们的权力，为社会目标服务；即使今天，除苏联之外，商人仍然绝对是国家机器的主人。然而，在这个时代，他们的那种使人民相信他们要求不受政府管束是对人民有利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显著地削弱了。

商人们从来不埋怨旨在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府干涉；关税、津贴、出口奖励、特种信贷，只消举出少数几个例子就够了，他们是绝对不会不赞成的。商人所反对的干涉，不是企图给消费者以保护，就是给劳动力市场中的非特权阶级以保护。为了反对这种干涉，商人们乞灵于那些“经济法则”，而且由于醉心自由，竟把它们和自然法则等同起来了。但是，他们忘记了，经济学的“法则”实际上只是从一个依稀地以我们当今的世界为蓝本的抽象社会的逻辑中推断出来的。在那个抽象社会里，竞争总是完全的，劳动力总是机动的；在这个幸福的概念世界里，一个矿工今天失业，明天就可以奉市场的命令当一家纱厂的经纱工，他和他的雇主都总是同样地对这个市场的作用了如指掌。

商人们所依恃的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别人为他们制定的战斗纲领，这些人代替他们抒述己见，反对腐朽封建社会的保卫者。他们确定了某些假设，这些假设，经济学家的权威从亚当·斯密[4]直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5]都认为是天经地义，那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机构无论经营什么都一定比私人企业经营得差；立法权是为公众利益着想；每个人都最熟悉本身的利益，而且最有条件来促进这种利益。

这种经济学主要制订在这样一个时代，那时眼界不断开阔，乐观主义不断增长，对“无形的手”的不可避免的恩惠充满了信心。这种经济学目睹新人们向权力的道路飞速前进，以致难得停留下来考察一下社会为他们的前进所付出的代价。它一点也不知道继承来的财富的影响，不懂垄断，更不懂金融公司的奥妙或者在我们时代业已支配经济舞台的金钱势力。它承认了金本位制的无可避免的效力；它确定了普通投资者获得秘传知识的能力，这种知识事实上是少数特权分子的专利品。它骄傲地宣称，它的制度意味着消费者的主权，而不问它的分配方法对于社会有利到什么程度。它甚至扬言制度的魅力就在于每个合作者都能从大量财富中恰恰取得他所“值”的那一部分。

可是，透过这一切来看，问题就在于它的论据能说服成功者，却说服不了那些享受不到制度好处的人。只要它那生产赚钱的能力扩展开来，它就可以相当容易地奉行它的信条；政治家们被迫作出的让步限制了公开表示出来的不满情绪的数量。但一旦那种能力开始削弱，让步的政策威胁到成功者的特权，不满就逐渐扩大到革命的规模。那些享受不到好处的人就开始攻击，不是攻击所给与的让步的数量，而是攻击让步所依恃的那种制度本身。他们看到的社会，与其说是无形的手奇迹般制造出来的融洽，还不如说是傻子佩利（“Pigeon,Paley）所看到的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没有经济干涉的世界去，无异于对十九世纪中叶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的代表者主张说，英国必须恢复封建经济的原则。历史不让人们舒舒服服地逃避遗产。商人别想再随心所欲地来统治国家，道理很简单：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们了。他们的全部臆测，都被活生生的事实的考验推翻了。他们明明有改革的机会，却偏要“复原”，可是，他们所谓的“复原”，指的是恢复那些恰恰造成了改革的必要性的那些条件。不能忘记，他们是贫民窟的制造者，他们的制度需要维持一支经常的失业大军，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每一种现在被视为文明传统主要部分的社会改革。

说他们真心诚意地相信“别管得太多”是句有关普遍福利的格言，是无关宏旨的；每个人都信仰那些保护他避过生活风暴的学说。商人们曾有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去证明他们的哲学的社会效力。尽管这种哲学早期也有过不少成就，到头来却只落得个惨败；它奴役整个大陆，使之为贪得无厌的私人利润效命。商人们要求随心所欲地在经济领域中实行统治，对于这种要求，只消加这样一个注解就够了：在世界首富的美国，1939年有一千两百万人依靠救济过活，而在第二个最富有的国家英国，每四个儿童中有一个营养不良。只有以彻底失败告终的剧烈冲突，才会说服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大众把他们的命运重新托付给一个新的焦煤镇的庞得贝们和葛雷格莱德们。[6]

对于我们的病症，另外还有一种特效药，也值得花些时间来谈谈。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说过，当代的危机是由于法治的崩溃。他写道：“目前的危险是专制政治。一定要防止它，方法是向政府施加合法的限制……我们必须保持和加强那些没有一个自由政府可以逾越的范围，并且使它们成为没有一个政府能合法地逾越的界限。我们必须使政府的一切非法行为都成为越权。”[7]

没有一个懂道理的人会反对这个愿望。可是，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无论在内政方面或国际事务方面，法治为什么会崩溃。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去向政府施加合法的限制。他没有交代清楚那些“没有一个政府能合法地逾越的界限”，没有提供一张应被认为越权的“政府的非法行为”的清单，也没有说明用什么方法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些侈谈恢复法治的人忘记了尊重法律是恢复法律的条件。而尊重法律，决定于法律的作为，至少同决定于法律的形式上的来源不相上下。人们破坏法律，并不是由于对法律怀着无政府主义者的仇恨，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某些重要的目标不能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实现。恢复法治，意味着创造出一种使人们愿意服从法律的心理条件。在社会非常不稳定，大多数人否认它所依据的基础的合法性的时候，是无从维持对政府的限制的。

恢复法治的问题是个双重问题。首先要研究出法治为什么会崩溃，其次要找出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来纠正所发现的缺点。我们都一致承认，条约签订者恣意撕毁条约的世界是个坏世界，或者，当一个著名的法学家竟把1934年6月30日之夜[8]当作正义的精华时，我们仿佛是生活在一场噩梦中。但是，仅仅痛哭流涕地宣告法律的毁灭的悲剧，对于恢复对法律的尊重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在那些认定法治崩溃是当代各种弊害根源的人们的头脑里，存在着某些基本程序的概念，这些程序决定了一切独特的法令的效力。事实上，我们必须记住，在人们为他们应该献身于什么目标而争执不已的时代里，没有一种程序能被认为是基本的。只有当人们感到他们具有共同一致的伟大生活目标时，法律的形式才会受到尊重。当代最显著的特点正就是目标迟迟未能取得一致。我们正处于社会生活的前提遭到非难的时期。在这种时期，维持法治的能力总是最低的。只有当人们找到能据以对主要前提重新表示赞同的条件的时候，法治才能恢复。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时代，总是对程序的价值漠不关心，对于那些价值所服务的目标却争论不休。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生命本身尚且岌岌可危，法律是更不会受到重视了。只有当形势表明冲突各方有和解余地时，法律才能够恢复它的威信。

二

一般地说，我们这时代在历史方面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它所显示的性质，也就是社会制度已断然进入没落阶段的其他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在中世纪快结束的时候，还有在法国革命爆发前的四十年中，这些性质十分明显。在沙皇制度崩溃前的半个世纪里，它们影响了大部分的俄国文学。它们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甚至就我们看不出它们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来说，也是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因为每一种没落的社会制度都习惯于向它自己强调过去的光荣，而不强调未来的希望。

这样的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缺少安全。陈规已经被打倒了；传统的习惯好像过时了；人们害怕明天将会发生些什么。这并不是我们文明中突然出现的情况，并不是1914年战争的必然结果。因为1914年的战争本身就是不安全的结果；它的爆发只不过是除国际紧张局势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紧张局势的表现，其强烈程度曾使1914年之前十年中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例如，在英国，老的政党适应不了工人的要求，就是一个重要的凶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正常的政治谈判竟找不到解决爱尔兰问题的适当方法。回顾过去，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先生之所以在1910年向奥斯丁·张伯伦爵士建议组织联合政府，就在于他已半自觉地意识到旧秩序的破产。

缺少安全，特别是在1918年以后的年代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人是靠惯例生活的，一旦这些惯例遭到非难，他们就失去了作出正常判断的能力，不能断定什么才是可以据以评价行为的标准。辩论成为挑战，新的思想仿佛是种威胁。他们开始被恐惧所支配，而恐惧就其本质而言，是思想的大敌。因此，人一旦害怕得晕头转向，就采取镇压，而不敢耐心调查研究。由于恋恋不舍老一套的东西，就硬说对老一套东西的挑战是渎神。他们不愿听取理智的劝告，即只有勇气才能应付（因为只有勇气才能理解）一次挑战的复杂内容。于是，理智的请求在他们看来无异于是叫他们投降。你请他们尝试一下，他们便像孩子怕黑一样弄得手足无措。每一项所要求的改革，在他们看来，都成了对他们最珍爱的价值的侵犯。他们什么都不肯放弃，生怕人家要他们一股脑儿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对理智的呼声充耳不闻，甚至不愿跟着别人去探求明智的判断。他们除了自己的回声之外，什么都不要听；其他一切都成了危险的思想。他们向自己担保说，人民的心肠是好的，只是受了鼓动家和知识分子的骗，仿佛鼓动家和知识分子只要能够响应人民内心的某些迫切需要，就总是有人听他们似的。

他们害怕，却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们眼看一切自己熟悉的价值都遭到了非难。学者们给他们的社会作了描写，由于摒弃了他们的传统观点而使他们大为不乐。他们尖锐地感到阶级分化的压力，感到把青年和老年分隔开来的那种对抗性。他们处处感觉到失败的阴影；由于传统智慧已经不被重视，他们甚至连自身也失败了。他们习惯于领导的那些人也失败了，因为这些人愈来愈觉得崇拜旧的偶像没有意思。

一切趋向于没落的文明社会都悲叹缺乏信心；就是说对它们的传统信仰缺乏信心。它们的统治者成了赞美过去的人[9]；黄金时代愈来愈快地成为明日黄花。对于碰到的种种要求，他们连理解也怪吃力，反而说他们自己年轻时代的人要懂道理得多。他们已习惯于行使权力，几乎不知道、也很少考虑到那些被剥夺了权力的人的思想感情。但是，他们正因为害怕，就忘了权力的秘诀在于能不断使自己适应各种新的需要，在于能认识到，要适应需要，就得有源源不绝的新人。因为，在一个充满各种新的需要的时代里，新人的新思想在吓破了胆的他们看来便成了对他们的权力的威胁。

恐惧是革命的根源，因为它妨碍了适应环境的气魄，而这种气魄正是政治成功的要素。恐惧在多方面起着这样的作用。它不光是妨碍人去承认必要的改革，也不光是仇视思想。它无论在政治上或思想上都憎恨那些有远见的人。它只有和庸人在一起才感到安全，因为庸人是按照他所墨守的陈规的模子刻出来的。举例来说，从1920年到1932年，美国有过一连串庸碌的总统，这不是偶然的；被1914年战争打破了常规的人们，都急于不顾一切地逃避新事物和实验的危险。同样，在1932年，当灾难迫使美国选举一个实验性的总统时，他所奉行的各项政策（绝大多数是每个成熟的文明国家的老一套）就大受胆小者的非难，仿佛他把华盛顿并进了莫斯科，这也并不是偶然的。

美国的情况如此，1939年前英法两国的情况亦复如此。无论在英国或法国，一个实施温和改革的政府的经验，都足以使“稳坐交椅”的人们惊慌失措。无疑地，当他们眼看新人们拼命要执掌好政权的时候，曾经挺有兴趣地怀着期望，可是他们很快就确信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安安稳稳地当家作主。正像法国旧制度觉得杜尔哥[10]那份温和的菜单太凶，消化不了，麦克唐纳政府和勃鲁姆政府所实行的温和改革的代价也使得英法两国的大老板们心惊肉跳。由于这种政府一定要有大老板的信心做靠山，老板一害怕就足以把新人撵下台。新人的地位被那些坚决奉行老格言的人取而代之，这些格言是“稳坐交椅”的人们信得过的。他们相信这样一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他们使自己的亲信当了权，但其他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新的问题原封未动，仍旧和以前一样突出。他们恢复不了对制度的各项原则的信心，尽管有选民支持，也不敢放手去做，就好比刺鱼对依附在自己身上的小动物那样无所作为。在旁人看来，他们仿佛已失去了原动力。他们碰到的问题愈严重，就愈是小心翼翼地把问题的规模对自己隐瞒起来，就愈是怒气冲天地对待批评家们认为他们看问题不全面的责难。

我想，1931年以后英国的情况尤其是这样。国内没有什么大变动。就失业、萧条地区、住宅、营养、教育等等而言，问题的重点仍旧和政府上台前一模一样。在处理印度这个严重问题上，它不能当机立断，就跟它的前辈在十八世纪处理美国问题上和十九世纪处理爱尔兰问题上所表现的一样。看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它能够勇敢地或富于想象力地去应付的。1939年战争爆发时，它放弃了一个非常温和的刑法改良法案，因为建议废除鞭笞可能影响到它在下院的多数，这也许就是它的精神实质的表现了。

在处理内部事务时的这种胆小怕事的心理，在国际方面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政治家们碰到了新的问题，却不敢凭着自信或勇气去处理。一方面是苏联，它自知力量在不断增强，它的建立基础，对也好，不对也好，反正是跟英国的经验和英国的信仰背道而驰的；但苏联最关心的却是和平，因为和平是它最需要的。另一方面是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都已推翻了民主，都热衷于改变世界地图，可能的话用谈判，必要的话用武力。德、意两国的统治者所以需要改变世界地图，一来是希望袭用故技，借国外的征服使人民对国内的专制政治觉得有了补偿，二来是为1914年战争失败和希望破灭报仇雪耻。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马上对那些渴望维持和平的强国执行一项挑衅的政策。他们宣布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发现谁不是他们的对手，就老实不客气把要的东西拿了过去。他们的每一个得寸进尺的行动，都证明英国政府在接二连三的猖狂侵略面前胆小怕事，举棋不定。它把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奉送给了意大利。它容许西班牙共和国成为法西斯独裁者的牺牲品。它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献上了希特勒野心的祭坛，甚至胡说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决心为防止灭亡而自卫是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因而要为此负完全责任哩。

有人主张，只有奉行集体安全政策，才能拯救欧洲，免得它被独裁者们蚕食光，但英国政府对这种主张却置若罔闻。它使得苏联确信英国不复有反抗侵略的意志。英国政府的政策优柔寡断，其结果便是德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当时，唯一可能阻止希特勒冒险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的因素，是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受敌；和苏联缔结的条约正好消除了这种害怕心理。希特勒向波兰提出了荒谬的要求，而在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以后，英国曾保证使波兰不受到侵略。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向波兰进攻；两天之后，英法对德宣战。这样，全部“绥靖”年代就以绥靖政策原来一心要避免的一场浩劫而告终了。

人们不禁要问：特别是在希特勒当权的六个年头中，英国政府为什么从未制订过一种足以制止侵略者的首尾一贯的行动方针？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政府首脑们天然惧怕任何一项由于包藏着威胁而可能导致战争的政策。不管你怎样责备张伯伦先生，他反正有一个重要的护身符，就是他把和平保持了好久，甚至比可以合理地指望的还要长久。尽管如此，英国政治家们在1931年以后几年中的罪状，仍旧是极其严重的。他们宽恕了日本在“满洲”的侵略及此后的侵略行径。他们宽恕了意大利的每一侵略行动，甚至对侵略者给予大量令人作呕的赞美，对他在国内的暴虐行为也绝口不提。同样地，他们宽恕了德国的每一侵略行为，甚至默许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被瓜分。所谓的对西班牙不干涉政策，不可避免地摧毁了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它的友谊对于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存心对苏联冷淡了五年，而在这五年中，苏联满可以动员起来，保卫英国所渴望维持的和平。在那些年头中，他们露骨地表示：对于德国进攻苏联，他们即使不欢迎，至少也会漠不关心；这样，人家自然要疑心他们会坐视苏联毁灭了。英国政府对两个民主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两者都是在它的首肯或默许下灭亡的），而对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这些半法西斯国家却作出庄严保证，我们不能不把这两种情况加以比较。

就算英国政府仇恨战争这一点是有莫大功劳的。可是，很明显，至少从1935年开始，他们在和那些不像他们那样讨厌战争的国家打交道，这些国家准备在赌博仿佛是合法的时候，有意利用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在那些年代里，防止战争爆发只有一法，就是在战争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坚决反对把战争作为改变现状的方法。如果这样做到的话，不管是在“满洲”还是在埃塞俄比亚，侵略者肯定要完蛋的，而侵略者的完蛋对于他以后的同伙也会有深刻影响。显然，张伯伦先生和他的同僚办事有个限度，超过限度就不打算再“姑息”下去了。但是，他们的态度的逻辑表明：在达到这个限度之前，必须对侵略者大肆恫吓，使侵略者不但懂得他所冒的危险，并且知道这种恫吓不是虚张声势。

踌躇、容许进行赌博、向独裁者献殷勤，特别是在对付一个法西斯强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表示软弱和游移。在张伯伦先生及其同僚所玩弄的复杂的实力政治把戏中，软弱和游移是主要的过失。艾登先生和罗伯特·范西塔德爵士被解职，摒黜丘吉尔先生而任用一帮名不见经传的庸碌之辈，这些做法在罗马和柏林当局看来，除了软弱和游移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含义了。张伯伦先生并不是没有获得警告，他自己党内也好，反对党也好，都曾经警告过他。他自己也很明白，他的政策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怀疑和愤怒。它直接促使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荷兰和比利时放弃一项积极的外交政策，这些国家眼看局势日益恶化而毫无办法，只求逃避一场他们事实上万难幸免的浩劫。这种政策的结果便是国际联盟的道德威信扫地。

这种政策一开始就注定要完全失败。为什么偏要采取它呢？我认为唯一的答案是：张伯伦先生和他的同僚害怕奉行另一项集体安全政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集体安全政策的要点必然是联合苏联共同御敌。他们的全部人生观是建基在仇恨苏联的哲学之上的。他们可能会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加野蛮的行径表示遗憾。但是法西斯独裁者并没有触动他们社会的阶级结构。冒推翻法西斯独裁者的危险——这是集体安全政策的含义——等于在德、意两国冒革命暴乱或共产党暴乱的危险。如果和平是张伯伦先生的主要目标，那么他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避免任何一种可能促成社会主义到来的政策；只要英国的利益仿佛没有受到直接侵犯，看来其他随便什么东西他都肯牺牲。如果希特勒在签订《慕尼黑协定》以后适可而止，如果他打算用谈判而不用战争吞下波兰那块肥肉，就没有理由不设想英、德之间会达成协议。在战争爆发前夕，英国驻柏林大使就曾向希特勒这样担保过。战争之终于爆发，并非由于张伯伦先生嫉视在德国发生的那些“坏事”。他眼看它们的恶势力日益向外扩张，却不过提出一些形式上的抗议；即使捷克斯洛伐克最后被吞并，也不过引起他为时已晚的抗议罢了。直到他不得不了解这原来是一个包括打败英国在内的征服世界的策略的重要部分，他才谴责它们是坏事。

事实上，张伯伦先生从上台伊始就玩弄实力政治，而丝毫不了解实力政治的基础是恐惧。他为两件一开始就水火不相容的事着急。第一，他急于保全英国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既得利益；第二，他急于和这样一些人媾和，殊不知英国的既得利益假使能够保全，这些人就当不成独裁者了。他唯一可以逼他们言和的方法是结成一个联盟来反对他们，这个联盟的应变力量那么强大，他们万万不敢冒险来突破。但是，由于两个原因，他没有能够结成那种联盟。第一，他害怕独裁者们垮台的后果；第二，他害怕苏联威望的提高。由于害怕，他使两个世界都糟糕透顶。他既失去了和平的希望，又使苏联陷于这样一种境地，就跟对独裁者保守仁慈的中立没有什么两样。的确，苏联领导人以为张伯伦先生会迁就任何一种牺牲别国利益的侵略行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苏联领导人误解了——不习惯于民主政治关系的人难免会有这种误解——英国人民的个性以及英国人民迫使政府注意他们的见解的力量。但是苏联领导人没有完全误解一位英国首相的个性，这位首相能一面心安理得地坐视捷克民主制度被毁灭，一面忙不迭地向一心一意在慕尼黑替希特勒做帮凶的波兰这个半法西斯国家保证领土完整。

张伯伦先生之流的真正不幸是当前这样一个革命时期的历史学家所熟悉的。他们深深感到事情有点不妙，正因为感到不妙，才觉得不安全到了极点。但是他们已和命运讲好价，由于恐惧的驱使，他们唯一知道的政策是盲目地保卫现状，而不敢去试着做一些新的实验。即便是战时编制强加给他们的集体主义，他们对之也战战兢兢，三心二意。他们几乎不敢说明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些正在塑造着一个新世界的力量徒然使他们产生恐惧和疑虑。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对政策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但是他们并不把自己的环境及其挑战和危机看作复兴的良机，却看作是一种维持现状的警告。对未知的东西怀着恐惧，是他们故步自封的主要原因。对于正在为我们形成着的新世界，他们没有富于想象力的真知灼见。

对于他们和像他们这样的人来说，俄国革命在本世纪所起的作用，恰如法国革命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起的作用一样。他们既不把俄国革命看作是年代悠久的秕政的必然结果，又不看作是两百年产业革命和三百年科学革命的合理结果，却只看到了俄国革命所附带着的那些罪恶和愚行，只看到这些罪恶和愚行主要由那些和他们同阶级的人负担了去。他们企图在俄国革命周围筑一条“防疫线”，就像他们的祖先1789年在法国所做的一样。他们不了解，这种做法肯定会造就当代的斯大林，犹如它在1789年造就了罗伯斯庇尔[11]；他们不了解，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思想的周围筑一条“防疫线”。从历史意义说，对付革命的威胁只有一策，就是实行革新，给予人们以希望和鼓舞，不然的话，革命者对于这些人就会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然而，胆小者是不能从事大规模革新的。他们的懦怯培养不出大规模实验所需要的品质。他们比谁都饱尝着“给一点点就是丧失一切”这个谬见之苦。他们偏听本阶级中代表每一种微小利益的人所提出的反对，这些人坚持说，一让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来扭转事件发展的方向。他们一味依赖老经验，其实此时此地依赖老经验，恰恰给他们带来了目前所遭遇到的困难。他们害怕新思想，对新的品质迷惑不解，对老一套的生活方式竟会遭到非难而万分吃惊。他们对待自己所亲眼目睹的种种变化的态度，正就是路易十六在和拉罗什弗科公爵[12]的著名谈话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惊奇。他们当然会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已充分准备好从事必要的改革，只不过人民所要求的一切巨大改革，在他们看来并不是必要的罢了。他们深信，正如他们的祖先在1789年所深信的那样，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大纲已经永久确定了。制度的细枝末节倒可以稍微变更一下，但是对于触动社会制度基础的改革却既怒且惧。

任何作为一个阶级而掌惯了权的人，都害怕那种可能顶替或限制他们的权力的改革的后果。查理一世如此，路易十六和他的朝廷如此，尼古拉二世和他的谋士也是如此。他们被训练来过一种刻板生活，把这种生活看作天经地义，不能想象世界竟会往和他们的惯例相反的方向发展。起初，当惯例遭到非难的时候，他们还觉得有趣；新的激进主义甚至会成为时髦，怪有吸引力的。但是，一旦怀疑增强到战斗性的程度，他们就不安起来了，而不安很快就转化为恼怒。但恼怒并不能消除怀疑，反而使他们分外难受。因此，恼怒本来在最初的时候可能会屈服下来进行辩论，现在却由于恐惧之故，一部分转变为镇压，一部分转变为对那种无忧无虑的过去的留恋。在这种关头，几乎每一个革新的建议都激起愤怒，哪怕它就像罗斯福总统所实行的社会立法一样，根本没有丝毫激进主义色彩。因为，在恐惧心情的支配下，每一种革新都是个凶兆。这是初看渺小而结果重大的事情。必须记住幕后的真相。表面的温和掩盖了阴险的意图，万一这种建议得逞，这些意图马上会暴露出来。有人主张现在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否则明天就后悔莫及了。在这种气氛之下，恐惧就成了那些当权者的终身参谋啦。

这种恐惧的心理，可能在积极敌视革新方面表现得少些，在消极等待形势转变方面表现得多些。举例来说，这是1920年到1932年美国的显著特点，也是鲍尔温爵士担任首相时期英国的特点。他们的假设是：事情听其自然的话就会好转，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们用津贴拖延了煤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煤的问题。我们用明文规定禁止总罢工，但一点没有设法去消除造成总罢工的原因。在繁荣时期，无论柯立芝总统也好，胡佛总统也好，都没有订出计划去对付人们经常预言着的经济危机；他们宁愿听那迷人的声音向他们担保，用胡佛先生的话说，1929年3月的美国业已“解决了穷困的问题”。

消极默认的理论之所以产生，一是由于满足现状，二是由于害怕创新。其结果永远是回避积极行动的需要，同时，可能的话，把造成这种需要的事实真相隐瞒起来。鲍尔温爵士对英国重整军备的需要久久保持沉默便是个绝好的例子，说明了日后为这种回避所付出的代价。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由于让希特勒德国占了两年先，其规模姑置不论，他就至少给了德国两年侵略的权利，在实力政治体系下，这几乎是一定的道理。当他的继承者着手处理这宗遗产时，实际上是被迫（尽管自己不知道）处理一种已挽救不及的恶劣局势。

我的论点很简单：恐惧蒙住了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政治关系的真相；而处于像我们当前这样的时代，总是特别需要看得清。心里一害怕，理智就绝少有影响人的头脑的机会了。因为，人们在害怕的时候，所追求的便是安慰而不是批评；他们把那些肯定不会持异议的人拉拢到自己的周围。这样，一种可怕的逻辑就促使他们甚至去拒绝他们的良心劝他们接受的革新，免得人家管这个叫软弱。惊慌失措的人总是比那些能耐心说理的人暴虐得多。这样，他们就丧失了做出妥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政治成功的要素。如果当时保守党接受了葛莱斯顿先生1886年提出的地方自治法案，就不会有1939年9月的中立和不可靠的爱尔兰自由邦。如果自由党在1874年之后承认工人有权在下院占有充分议席，现在就不至于没落得那么惨。如果魏玛共和国在早期勇敢地对付纳粹运动，它就不会可耻地崩溃。历史给人们机会去卓有远见地行动。但是他们的个人利益被恐惧蒙蔽了；因此，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恐惧蒙住了眼睛，机会也就白白错过了。

恐惧的悲惨后果的末一个事例，也值得来考察一下，因为它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我的论断。苏联从1917年建立以来，一直害怕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向它进攻。内战和严酷的外国干涉年代，当然使它满有理由怀着这种恐惧。因此，苏联的政策是建基在它的安全在于敌人的分裂这个假设之上的。所以，从1919年到1934年，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同那些自以为是1914年战争的牺牲者的国家（特别是德国）保持友好关系；如果它受到攻击的话，就可以指望这些国家即使不支援它，至少也会守中立。1934年以后，德国自封为反苏力量的急先锋，苏联就完全改变了它的外交方针。它参加了国际联盟（它先前曾骂国际联盟为强盗的同盟），并且成了那些想组织集体安全以反对侵略的国家的领袖。慕尼黑事件发生之后，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苏联关于集体安全的想法绝少有成功的希望。苏联政府做出最后的努力来和英、法妥协。经过谈判，确信英、法都没有协商诚意，苏联就转向那个六年来一直被它大加指责的德国，和希特勒妥协，这种妥协向苏联提供了德国至少暂时守中立的保证。就这样，苏联政府为了谋求安全，就放弃了它从希特勒上台以来一直保持着的反法西斯力量的领导地位。

晚近条约本身是非常不可靠的。因此，苏联就利用它那因战争增强了的实力来保证自己不受侵犯。它首先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取得了战略基地，然后强迫它们的政府辞职，把它们并入了苏联。它占领了波兰的废墟，大致以1920年的寇松线为界，然后以战争相威胁，强迫罗马尼亚归还它自己在1918年被迫放弃掉的比萨拉比亚。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外交手腕达到的，而幕后便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以上国家中没有一个抵抗得了。因此苏联得以不战而恢复沙皇时代这些地区的俄国边界。

苏联同芬兰的经验却有所不同。对这个国家，就像对日后被它吞并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一样，苏联提出了战略基地的要求。芬兰答应了苏联的绝大部分要求，但没有全部答应。过了不久，苏联政府便仿效著名的希特勒方式制造了一系列边境事件和挑衅。它拒绝了芬兰提出的调查和调停的建议。它宣称芬兰的态度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一个傀儡政府，主要是由一些二十年没有回过国的芬兰亡命者组成的，并获得了承认；苏联政府就以它的名义进一步和芬兰开战。当然，苏联政府一口咬定说，它并没有开战，因为它是代表它一手制造的伪政府行动的，尽管事实很明显，那个伪政府的权力只是跟着苏联军队的推进而逐渐扩大开来。经过三个月的英勇抗战，芬兰投降了，伪政府也就隐退了，苏联进而强迫它那战败了的敌人接受比原来更加苛刻的要求。

我想，一个四百万人口的国家，不可能对一个拥有一亿八千万人口的国家构成严重威胁，这种假设是合乎情理的。苏联从建立以来，一直是国际和平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去消灭一个在战争爆发前夕同它订有互不侵犯条约、仅仅几个月前还曾对其向社会主义迈进表示过祝贺的国家呢？苏联在芬兰的冒险行为的每个细节，在性质上都和法西斯的侵略伎俩不谋而合，过去六年来，苏联政府一直带头痛骂这种伎俩。同样是制造边境事件，同样是诬赖合法政府为匪帮和反动派，同样硬说和平友好的人民构成了暴行的威胁。当芬兰抵抗的时候，同样一口咬定是苏联的敌人在幕后操纵。战争开始后，同样拒绝直接误判或调停。甚至同样对苏联人民提出保证，就像希特勒向德国人民做惯了的那样，说什么这种行动只不过是警察行动，不必对它过分重视。

苏联在芬兰的冒险，只能用四个理由中的一个或几个来加以辩护。第一，强权即公理；第二，苏联绝对错不了；第三，那些分享苏联制度好处的人，就像卢梭的乌托邦的公民一样，是“被强迫变得自由”的；第四，苏联的战略上的需要使它不得不封闭波罗的海的一个缺口，否则，强大的敌人就会通过这个缺口直捣列宁格勒。

这四个理由当中，只有最后一个还值得讨论一下，虽然应该指出，热心为苏联辩护的人们是拿所有这四个理由做根据的。这条理由证明，自从1917年以来，苏联一直是多么害怕敌人入侵，甚至苏联实力的巨大增长也极少消除这种害怕心理。同样，这条理由也反映在对芬兰政府的大量指责中；我们最恨的莫过于那些被我们侮辱过的人。这条理由证明苏联政府实际上对它和希特勒缔结的条约是多么不信任；因为唯有强大的德国才能够利用芬兰作为基地向苏联进攻。因此，苏联的政策若不是旨在保证免受德国胜利后所给予它的威胁，就是出于下面这种恐惧心理：在西欧经过暂时的和平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可能会重新纠合起来反对苏联，说不定会利用已同它们握手言和的德国充当进攻的急先锋。

恐惧促使斯大林和他的同僚奉行一项可耻的暴力政策，这种政策恰恰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带头加以谴责的。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由于坚决谴责侵略而获得了进步舆论的有力支持；向芬兰进攻却严重威胁了这种支持。苏联的朋友们为它辩护，他们实质上是说，苏联这样做是可以允许的，但任何其他国家假使也想这样做，就该挨苏联骂了。一个公正的观察家是不愿意这样分辩的。事实上，这种分辩使苏联的敌人有了借口向它进攻，避免冲突的机会真是少极了。在苏联进攻芬兰之前，工人阶级所反映的对苏联的舆论会使任何一个民主政府难以参加反苏同盟，或对这个同盟表示默许；恰如工人阶级的舆论曾迫使1920年的武装干涉结束一样，这次也可能再度制止它。但是，在苏联进攻芬兰和希特勒进犯苏联之间这段时间内，斯大林的政策却大大促使各民主国家内工人阶级的舆论分化和迷惑了。列宁坚持和平的领土割让，斯大林却用武力提出领土要求，这两者之间的对照非常鲜明，只有那些认为苏联的一切作为都具有宗教教义性质而用不着辩解的人，才会替它辩护。这种对照又附带着一种谩骂性的伪善（如果《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前希特勒这样做的话，斯大林准会率先谴责他，各国共产党也准会恭顺地同声附和），恐怕也未必会使社会主义者好受些。凡此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决不因为希特勒进犯苏联时芬兰成了他的帮凶而有所改变。据说，孟纳兴[13]和芬兰反动派奉行那项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支持，是斯大林在向芬兰发动进攻时给予他们的，这话的确值得我们玩味。那些恭维斯大林的对芬政策英明的人忘记了，如果没有这项政策，芬兰人民一定会起来反抗孟纳兴，忘记了这次进攻损害了工人的诚意，而这种诚意乃是1917年以来俄国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研究了这个事例，是因为它证明了人们一旦被恐惧所支配，就会背弃他们当初曾昭告天下的誓言。恐惧是批判性分析的致命伤，因为它瘫痪了合理判断的机能。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只要心里一害怕，理智就仿佛成了他们的死对头。那些认为他们的政策错误的人马上被当作敌人看待，甚至连不拍手叫好也被猜疑为居心不良。恐惧愈深，它造成的残暴行为也愈厉害。统治者在一种疯狂逻辑的驱使下，为了掩饰自己最初犯下的错误，行为愈来愈残暴。他们不敢耐心思考，这样做等于使他们的顽固观念受嫌疑。他们对自己的困难熟视无睹，对任何有关这些困难的警告都置若罔闻。到头来，连报告坏消息的人也使他们受不了。就这样，他们成了谄媚者的俘虏，这些家伙帮他们建立一个排斥现实的魅魑世界。当他们困守樊笼的时候，仿佛不是彻底胜利，就只有一败涂地。他们既然驱逐了理智，也就失去了采取折中办法的机会，由于意识到最坏的事情可能发生，就只好采取预防措施，而政治也就成了一个波耳查[14]阴谋，只有先下手的人才安全。生命操在告密者和秘密警察手里，这些人最终决定了政策的要点。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不再在政治中起作用；宽大被视为恶意或软弱的证明。只有那些善于奉承、博得领导欢心的人，才飞黄腾达。

在恐惧的驱使下所采取的行动，除了其本身的意志而外，是不懂得什么叫法律的。它的根源遮蔽了任何明辨是非的能力。在这种制度下，既然成功是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原则也就没有了用处。人们必须把自己的真情实意隐瞒起来，生怕公开表示出来会吃亏，这样就等于是鼓励人弄虚作假。老百姓不再有公德心；他们被迫把自己在老一套的私人关系中隐藏起来。狂热者和暴徒掌了权，把伪君子和趋炎附势的小人当工具。他们的作风当然会引起反对，但由于人民没有办法公然表示反对，就只好搞阴谋。然而，当一个政府害了怕，阴谋就要招致报复，而报复必然远远超出阴谋者的队伍。这就使政府有借口把暴力作为政策的永久性手段；既然暴力肯定会引起仇恨，就像罗伯斯庇尔和斯大林都觉察到的，那就益发难于减轻使用暴力了。

一个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政府必然暴虐不仁；自从亚里士多德以他特有的精确性详述了它的特征以来，已经过去快二十五个世纪了。就是这种恐惧经常出没在我们的时代，并且规定了这个时代的前景。这是一种传染性的恐惧，因为，在许多国家的大集体中，头脑清醒的人必须设法对付疯子，如果这些疯子是一国的统治者的话。由于他们非和疯子打交道不可，他们会发现恐惧所引起的疯狂已感染给了他们本国的人民；现在有些英国人就把希特勒当做英雄，根据他的癖性来确定自己的野心。一句话，恐惧是疯狂的根源。它必然要迫害，不管这种迫害是采取对内镇压还是对外战争的形式；受害者的反抗徒然使得迫害日益变本加厉。这一点见之于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同样也见之于对被希特勒蹂躏的国家的野蛮袭击。那些把暴力作为夺取政权手段的人当了权以后，就进一步乞灵于集中营和机关枪。他们哪怕在戒严状态下也不知道该怎样统治。

三

笼罩着我们的文明社会的恐惧，是一种形势的结果，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民觉得它的原则是不公平的。在每一个具有类似革命性质的时代里，都能看到同样的现象。此外，在每一个时代里，消除恐惧的方法，不是取得一种人们所一致同意的新的社会平衡，就是在旧制度下找出一条新的繁荣捷径，劝告人们把未改变的基础继续接受一个时期再说。例如，谁要是研究三百年前清教主义对英国统治者的影响，或者十九世纪宪章运动者的影响，就能看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彼此都有相同的心情。统治者惧怕人民大众的心情，从中看出对法律和秩序的挑战；被统治者则要求实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只有当一种新的繁荣局面向他们提供新的福利机会时，才能说服他们断绝这种改革的念头。

这些例子可以更进一步加以概括。一个政府，只要能满足人民的根深蒂固的愿望，就总是能使他们忠贞不贰。有了这种能力，那么贫富生活悬殊的情况在短时期内就不致酿成巨变。仇恨和忌妒是免不了的，它们会造成恐慌；但它们照例程度不深，也没有组织，不至于构成严重的威胁。但假使不满足人民的愿望，就会引起不满；除非社会制度赶紧知趣地让步，不满又会成为异议。因为，异议必然会直捣它所反对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它把制度的种种不合理地方作为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原因。除非那些受到制度好处的人能够证明它们确实合理，异议转眼就会变成对不满从中产生的社会制度的构成原则的攻击。

这种情况，在十七世纪清教主义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卡特赖特[15]及其后继者为李尔本[16]和温斯坦莱[17]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批评教会仪式成了对社会原则的攻击；像约翰·戈德文[18]那样的人发现：精神获救之道在于通过政治的门户。[19]在像我们这样的政治上民主的国家中，情况更其如此。因为在这样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选择统治者的权力名义上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经常去满足他们那根深蒂固的愿望，免得遭受失去权力的惩罚。

在像英国、法国和魏玛政体下的德国这些国家里，这种情形越来越变得普遍了。在那些国家里，党组织的重要基础是经济上的，而一个发展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存在理由主要是分配的不恰当）正在和它的对手争夺工人阶级的选票。在成熟的西欧民主国家中，在没有战争和革命的情况下，这必然意味着工人阶级政党获得选举胜利，除非它的对手能给予人民大众以不断增长的物质福利，使得那种胜利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必要。

事实上，每一个经济已臻于成熟的民主国家都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一到了那个地步，不但个人的种种机会一定会缺少，而且正因为机会缺少，还会要求利用国家的权力来减轻社会不平等的后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局面正在美国发展起来，并且改变着美国的面貌。那儿十年严重不景气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对于我们来说，已由将近四十年的努力比较平均地分摊开来了。

但动力还是一样的。国家已由放任主义的国家变成社会服务的国家；只有那些愿意把国家政权用于这个目的的人，才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权。不过，他们要成功地做到这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国家的积极行动万万不可侵犯社会上一般所有主的利益；第二，它万万不可影响做买卖赚钱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靠所有主对自己赚钱能力的信心而维持着的，如果这种信心受到损害，使人们易于同意巨大社会改革的代价的心理气氛也就随之消失了。那时就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贫富之间的对照，还有它们的思想方式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无比突出。富人不得不为他们享有的特权辩护，但他们用来保卫特权的论据，在那些享受不到特权的人看来，却是不适当的。这样一来，那些认为不适当的人，就只好向那些特权所依恃的基础进攻了。

因此，他们就谋求一种新的经济体系的基础；他们愈是能取得人民大众的信任，特权分子就愈难对自己的地位保持信心。这种信心的丧失在罗斯福执政时代的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它本身又削弱了经济制度想办法来满足群众要求的能力。投资停止了，失业增加了，甚至会出现资本“罢工”这类怪现象。多数人的政治主权与少数特权分子的经济主权之间的矛盾威胁着社会安宁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恐惧就迫使人们采取违反宪法的行动。

这种恐惧，在较老的文明国家中，被各阶级间深刻的社会分化加深了——但在新世界中却没那样厉害。各阶级人们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思想也就不同。他们难得交换看法。他们很少有机会来了解对方的思想和希望。在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那么稀少，简直可以说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类的。比方说，在英国，他们各进各的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各进各的大学。教会和国家中一些永久性的重要职位，是单独一个阶级的专利品，而且为了担任这些职位，基本上是和穷人分开来进行培养的。就拿已故的巴尔福爵士[20]这样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来说吧，他在祖国的政治生涯中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然而当别人为他写传记，要提到他和工人阶级的接触时，唯一有案可查的记录却仅仅是和他的男仆及汽车司机的接触而已。职工大会[21]成立都七十年了，但当大会主席被带去觐见英王的时候，居然被当作一件天大的事情，各报纸发表社论，大肆宣扬。事实上，在过去四十年中，民主政治的进步很少触及我们的不平等的深处，以致可以不夸张地说，英国目前仍然分裂为两个民族，它们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文化。富人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极严格地决定于这样一个可耻的假定，即民主原则不适用于经济领域之内。

事实上，从历史观点看，在全部西方文明内，民主政治乃是中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争夺权力时为了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胜利成定局之前，中产阶级欢迎那种支持，但以后却一直对它的后果抱怀疑。中产阶级获得胜利以后，就到处与被它击败的阶级勾结起来，并利用它的胜利来制定法律，以保卫他们对重大权力中心的共同把持。法国革命以来的民主政治的历史，乃是在人民大众不企图把民主推广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去的条件下承认民主政治的历史。民主原则要想推进到这些领域之内，就遭到了坚决的抵抗，恰像封建贵族与上升的中产阶级斗争时所表现的一样。事实证明，如果靠资产为生的人必须从维持民主和维持所有权两中择一的话，他们是会选择维持所有权的。他们甚至还会颇有诚意地说，这样做是为了全社会的福利呢。

正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非做出那种选择不可，我们时代的气氛才充满着恐惧。因为，照麦迪逊[22]所说，财产是宗派活动最经久的原因；为了财产，人们会毫无怜悯或节制地自相残杀。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希特勒攫取政权后滥用权力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这些例子是反常的，其中一种新的平衡正在形成，那只消研究一下劳资之间的斗争就能看出：革命的暴力与人们因害怕失去财产而作出的极端行为之间的不同，与其说是质量上的，不如说是数量上的。只有在人们的基本愿望获得满足的时候，才有和平地保有财产这一特征。一旦不满的情绪广泛散播开来，恐惧就应运而生；恐惧一产生，人们就又无从理智地讨论各种革新的念头了。

因此，目前我们的争执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被打破了的，是法国革命使中产阶级掌权后所建立起来的平衡。从许多方面来看，中产阶级的政府具有许多优良的品质：积极、勤勉、稳健甚至于宽大。它不能算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政府，因为想像力不是中产阶级的特性。它基本上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政府，它最关心的是避免做出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会破坏安全感，破坏久经考验的陈规常套，而这两者正是中产阶级成功统治的标准。它把它处理私事的手段也用来处理公事；即使中产阶级的至尊无上的使命，实质上也被看作一个庞大的商业企业。使自己的观念具体化，还有在它与它所治理的那些人之间建立一种友爱关系，这两种能力本来一直是中产阶级政府的特点，现在却越来越削弱了。任何事情，哪怕是在艺术范围之内，它都如卡莱尔[23]所说，从现金交易关系来考虑。它不了解，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只有在较穷困的那一部分人也经常有生活安定和发财致富（这两者是中产阶级自己的目标）机会的条件下，才能够维持下去。

自从上次大战以来，特别自从严重不景气以来，大家都懂得，尤其在民主政治方面，现金交易关系提供不出能建立继续握权希望的可靠基础。现制度的矛盾一直是深刻的。心怀大志的人很多，而容纳他们的地位却极少。老年人对青年的抱负缺少同情，不肯让位给他们。工人不但大量失业，而且已受过充分的教育，以致痛恨失业，把失业当作社会不平等的凭据。政治上的怀疑主义大大增强了，而这个时候各种难题的规模和强度恰恰需要我们团结一致，抱有深刻的政治信仰。中产阶级的政府勉强存在了下去，但是得不到任何热烈的信任。普遍感到执政者不能胜任地应付当前的问题，激进党派的努力也没有获得相应的成果。如果说，至少在英国不曾有过真正的骚乱，那么事实是骚乱的观念早已深深印入人们的头脑。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它们的种种复杂现象（迄今为止，俄国革命仅仅是其主要事件），已经把中产阶级的政府建立起来的一套传统价值和传统方法改造了。根本改革的风暴已经刮起来了；中产阶级的统治是脆弱不稳的。

因为中产阶级仿佛不明白，处在当前这样的时代，必须理解一个事实，即形势已使我们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遭到了非难。工人们确信目前的财富分配是不公平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大政党，宣称现行的私有制不仅不公平，而且和他们可能分享到的潜在财富不相容；所有西欧文明社会的人民愈来愈深信他们遭受着的穷困是不必要的，乃是现行的经济制度造成的：帝国的臣民愈来愈痛恨自己的屈辱地位，而中产阶级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筑在臣民们的这种地位上的；工人们坚称他们已试图改造一切政治机构的形式和精神，却没有能够使社会条件合理化；宗教精神的衰微使人们不能希望来世享福以补偿今世受苦；在这一切情况下，就可以说进行根本性革命的时期已经到来了，宗教改革便是近代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不过，这里就牵涉到我已经提起过的中产阶级缺乏想象力的悲惨后果。它不能了解它的批评者的心情，把由于不信任而产生的现象归咎于忌妒。它根据自己的前提说明它的资产负债表不允许它作出巨大的让步，这就暴露出了一个受到挑战的制度所固有的弱点；不知道该怎样让步和在什么时候让步。它害怕实行根本性的改革，一是由于，像每一个长久以来习惯于统治的阶级一样，它相信同历史的交易已经做定了，二是由于，还是像这种阶级一样，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妨害了它大大方方讲道理的能力。结果呢，当它本身的安全需要它领导全国人民跳出它一向以为安全的框框时，它却偏偏下定决心留在这些框框里，简直把它们和一切阶级的福利等同起来了。换言之，除非根据它自己的条件，它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安全之可言；甚至连俄国、德国和法国中产阶级的命运都不能使它了解：根据它自己的条件来保持安全，实际上是再也办不到了。

因为，要保持安全，必须做三件事中的一件。它必须能实行大规模的复兴，借以消除对它成功地统治的能力的怀疑，这是现制度的条件不容许它做到的。或者，它必须消灭一直是它的政治表现的主要形式的民主，以便攻击工人阶级的历史性机构，对统治能力的怀疑便是通过这些机构组织起来而变为行动的。或者，它本身必须实行根本改革，使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换言之，它必须促使产生一个最罕见的历史现象：一次同意的革命[24]。

迄今为止，在德、意、法三国，中产阶级所采取的是这三个方法中的第二个。为此，它同那些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首的政党结成了同盟。但是，中产阶级把他们捧上台以后，却发现自己再也做不得主了。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代表着社会上的恶势力，他们一旦掌了权，就死也不肯放，同时拼命使国家机器适合于把持权力的需要。他们必须（不管愿不愿意）立刻满足手下一帮人的要求，而且早晚还要满足在他们夺权过程中既被他们讨好、又被他们践踏了的人民大众的要求。他们首先需要同法西斯主义分不开的那种强盗统治，而这很快就恰恰造成了原来想借助同盟来避免的不安全的条件。其次，如我们的痛苦经验所昭示的，他们需要奉行一项国际侵略的政策，这种政策最终便意味着战争。但是，由于现代规模的战争是剧烈的社会改革的必然根源，它就恰恰造成了同盟所要防止的内部分裂。

结果必然是：一种为充满剧烈动乱的时代所特有的行为猖獗一时。它不仅是战争的产物，尽管战争也加强了它；因为战争本身是我所说到的那种情绪的产物。正在崩溃着的是对法律观念的尊重，因为中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已不再能包含人民大众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各种目标。我们正处于历史上这样一个转折点，迫切需要一份巨大改革的菜单。但正因为这样的一份菜单是对中产阶级的安全概念的威胁，中产阶级生怕它对社会消化力有不良影响。因此，就像在美国十分显著的那样，中产阶级拿复兴来和改革对抗；医生愈是把病情诊断得细致深入，它就愈是害怕。我已经说过，恐惧导致心地褊狭，它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镇压。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人们既要求根本改革，又拒绝根本改革，因为这些人不研究，更谈不到能够尊重彼此的先决条件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势必会发生猛烈的冲突，除非他们能及时意识到大难临头的危险。

一句话，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东定一条法律西定一条法律，而是需要彻底改变政府的整个精神面貌。那些目前当权的人假使不协力来做到这一点，客观事实就会迫使他们所统治的社会的原则发生巨大改变。我并不信口说这种改变会是朝好的方面的改变（理由以后再谈），比方在德国，那些新贵们将会使我们的社会陷入新的黑暗时代。可是，即使情况如此，新的统治者仍旧会碰到同样的严重问题，而且和他们的前任一样无法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因为，魏玛共和国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新德国也一个没有解决；由于统治者用种种方法回避这些问题，他们到头来还会受到可怕的报复哩。

在路易·菲利浦倒台前两天，托克维尔[25]对法国议会说：“制造伟大事件的不是法律的机构，而是政府的内在精神。”在全西欧和美国，政府的那种内在精神拒绝顺应新时代的要求。它的失败，如同封建贵族统治的失败一样，是由于它不能在它的各项原则范围内挖掘生产潜力。它不得不压制发明，挖空心思想出种种限制手段，并且因技术进步而造成愈来愈多的失业。在当前形势下，有三件事非常突出。第一，当代的商业豪富使为其效劳的人们变成赤贫，又降低他们的身份，然后听任他们去接受公家救济。第二，在我们的文明中，分配力普遍跟不上我们所掌握的生产力；企业家不得不要求国家帮助，为了他们的利益而限制人们迫切需要的供应品。第三，我们的阶级关系的特征，使得科学发明既成为它所顶替的工人的仇敌，又成为被它报废了的工厂的老板的仇敌；这样，它就破坏了科学的重要含义，即用人力向自然索取丰沛的产品。此外还必须加上这样一个后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教育制度造就了大批这样的人，他们的机会和他们的抱负不相称，因此他们就被合理的失望变成了社会的敌人。

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反而由于摒弃作为国家体制的民主而恶化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摒弃民主意味着拒绝言论自由，而拒绝言论自由必然不利于科学发明所需要的精神。像我们这样既复杂又脆弱的文明社会，必须把科学发明的需要作为它生存下去的主要条件。据此，一种建立在否定民主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必然很快就会恶化，除非它同样很快地学会把它的高压手段变为和平手段。但是，要这样做，它必须学会消除不满，而消除不满的唯一办法就在于言论自由。我已经说过，言论自由是安全所产生的，而安全又只有在绝大多数人感到他们具有共同一致的伟大生活目标时才会来临。目前他们可没有这种感觉，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社会才处于剧烈动乱的深渊边上。在这种时刻，动乱的表面原因一去除，就暴露出了主要的事实：我们的社会制度的病根是它的种种荒唐的不公平。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来取消这些不公平，否则马上就会为它们发生冲突。换言之，中产阶级必须在重要的改革方面和工人合作，就像一个世纪前贯族阶级在选举法改革案方面相当明智地做过的那样，哪怕是在最后关头才做的，否则就会发生暴力的革命，所采取的手段很可能使冲突双方所抱定的目的改变掉。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后选择。至少让我们心里有数，我们是不得不去作这种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