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

一、农业经济的恢复

榆林境内地貌复杂，西北部为毛乌素沙漠南缘风沙草滩区，南部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西南部白于山区为梁状低山丘陵区，全区降水稀少，位于农牧交接带，自然条件不利于种植农业发展。历史上的榆林曾经“畜牧为天下饶”，但随着明清两代不断扩大屯垦，加上落后的耕作方式，使得榆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民党统治时期，植被继续遭到侵蚀，水土流失更加严重。过度垦殖形成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将曾经繁荣富饶的榆林变成了不毛之地。

从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到1948年4月延安光复，榆林的农业经济更是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荒芜耕地不少于百万亩，水利设施破坏惨重，粮食减产在半数以上，境内近20万人民陷入饥饿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榆林、绥德两地委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要求将恢复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来抓。在农村组织变工互助、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畜牧业等工作，使农村经济很快恢复，出现了百万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发展变工互助组。经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十分强烈，但不少农户却因劳力、畜力、生产资料不足，发展生产仍有困难，于是农民自发的组成变工组。1950年，榆林、绥德两地委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广，发展变工合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变工组通过种植高产作物，改良农作物品种等办法增加农业产量；神府地区集资购买耕牛，低价出租给农民。1950年冬，两专区农村普遍建立起变工组。变工组有效解决了生产资料匮乏的问题，实现了农村内部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使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发展，农业经济取得显著的进步。

兴修水利，水土保持。在党和政府的主持下，水利工程勘测设计与施工密切配合，做到了投资省、效益好和质量高。相继建成了织女渠、定惠渠、云惠渠3处万亩灌区。着手试验和推广沟壑土坝、淤地坝、坡式梯田，种植柠条和草木樨等植物防止水土流失。

畜牧业的发展。1950年，国务院拨给陕西3000两黄金作为老区建设资金，并将其中85%作为发展畜牧业生产资金。采取3年一期对半分红的公私分养办法，将羊、牛分给榆林、绥德贫困户，以此来帮助农民发展畜牧业。加强保畜组织和示范点建设。修搭棚圈，储备草料，改善饲养管理，引进优良品种，恢复草场，建立家畜及畜产品检疫制度，保护牲畜，减少死亡，扩大再生产。正是采取了爱畜、保畜、增畜运动，陕北的牲畜存栏数不断增长。

二、工业经济的恢复

新中国成立前，榆林、绥德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主要以手工业为主，现代工业数量极少，规模也很小，主要集中在榆林城，而且均为国民党二十二军军办企业。因此工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是要推行手工业合作化道路，兴办现代企业。

1949年，榆林分区有各类工业企业62个，总产值323.9万元，主要产品有原煤、食盐、陶瓷、地毯、食油、纯碱等6种，仅占国民总产值的3.8%。除国民党二十二军开办的几个小厂外，其余均系私人开办的小手工业作坊，生产工艺落后，产量低、质量差。绥德分区没有现代工业，均为作坊手工业。主要行业有铁木、砖瓦、缝纫、皮麻、酿造、编织、雕刻、绱鞋、修理等，从业人员不足2000余人，散居在城乡各处。1950年，榆林、绥德两地委依托本区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制定了“扶植皮革、毛织帛业为主，其他为辅”的工业发展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兴办现代企业，给榆林地区的工业生产带来了勃勃生机。

新中国成立后，榆林毛纺织工业发展很快。1950年5月1日，利用原榆林职业中学实习工厂的毛纺织设备与修械所合并成立榆林毛纺织厂。1952年至1955年，省工业厅投资26.88万元，先后三次对榆林毛纺厂进行扩建，规模达到纱锭200枚，使毛纺业成为榆林的支柱产业。

皮革业是榆林地区的重点产业之一，主要企业有榆林地区畜产公司皮服厂和陕北榆林新华制革厂股份有限公司。1950年，在榆林工业学校校长姬伯勋、榆林县工会主席李文正倡议下，由郭季宁招股集资2万元，建立了隶属专署的陕北榆林新华制革厂股份有限公司。1953年省工业厅拨款12万元，另有流动资金5万元，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

制碱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榆林重点发展的工业之一。1947年9月神木县解放，1948年8月，人民政府派张明德与碱厂协商，决定成立公私合营企业，改名陕北榆神碱厂，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神木县碱厂，经过技术改造，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产品外销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

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改善榆林落后的交通运输和通信状况。1952年12月，修通了连接榆林、绥德两专区南北大动脉的榆绥公路，两专区开通了客、货汽车运输。西包线、吴定线、榆定线三条干线公路也先后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全区对外交通。修成了米佳路、榆乌路、延靖路等三条县际支线公路和若干专用公路，汽车运输也发展起来，设置绥德公路管理段对公路进行管理养护。1949年6月13日，开通了榆林—西安无线人工电路，9月以后又陆续与包头、东胜、延安等地开通无线人工电路，1954年7月，西安—榆林长途通信线路架成，同时开通有线人工电路。

为了发展工业生产，人民政府对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采取扶植政策，使其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榆林的私营小手工业开始繁荣起来，榆林张家、刘家、杨家木工泥水活在全区享誉盛名；朱家的制匾，刻工细致，形象逼真；陈家的马鞍手艺在榆林独一无二。李氏引进15台缝纫机、曹氏引进44台缝纫机，两家联合注资建立成衣局，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加工中式袍褂、中山装、军服、旗袍等服装，生意较为兴隆。

绥德的手工业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以绥德县为例，1952年，有棉纺织业56户100人，年织白土布5120丈；针织业23户26人，年织土线袜子5612双；毛织业20户60人，年织毛口袋2142条。另外还有铁业、木业、印染、皮麻、缝纫、棉花加工等。

三、蒙汉贸易的恢复

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与中原汉族有着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高原上各民族向中原地区输出牛、羊、绒毛、皮张、盐等物品，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布匹、茶叶、铜铁器等生活必需品，双方经济有着较强的互补性。榆林则是蒙汉互市的重要场所，也是全国重要的皮毛牲畜集散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与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在榆林分区的领导下，榆林专属工商科和商会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开展政策宣传和热情服务，吸引蒙古族同胞来榆林进行商贸活动，使榆林的蒙汉贸易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榆林商人就成立“边商同业公会”，引导榆林边商与内蒙古牧民进行物资贸易。榆林和平解放后，为恢复蒙汉贸易，1949年8月榆林市政府与商会召开了榆林市边商座谈会，多次向边商宣传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政策，要求开展互惠互利的公平交易，鼓励边商利用广泛的交际网邀请蒙古族同胞来榆林做生意，并专门举行了三次骡马大会。在第三次骡马大会期间，榆林专属工商科特别召集了33位蒙古族同胞召开座谈会，赠送礼物，表达民族团结的愿望。通过商会组织宴请，政府招待看戏等方式，加强了沟通，增进了友谊。蒙古族同胞对党的民族和边贸政策了解后，来榆林经商的蒙古族同胞日益增多，边商数量和贸易额都呈快速上升趋势。

1949年8月以后，榆林市政府与商会每年都要在榆林城，榆林小壕兔，定边梁镇等地举办一两次蒙汉骡马大会，会期10天、半月不等。1949年8月20日，榆林市商会通告“我们定于阳历9月5日照旧在榆林市续开骡马大会，会期附设赛马大会，演戏助兴……农历九月十日会亦照例举行”。1949年10月8日，榆林市罗明市长在市政府工作报告上说：“恢复两次骡马大会，第一次成交牲口200余，第二次成交300余，对榆市商业有助，如鞍架历存旧货销完。会期召开蒙汉贸易座谈会，请伊蒙客人看戏”。

随着蒙汉贸易的发展，各市镇逐渐形成了比较专业化的商品市场。镇川镇集市以皮张绒毛、药材等货物为特色，在此设庄采购皮张绒毛、药材等货物的天津、河北、山西、甘肃等地客商字号有20多家。镇川居民艾氏有陕北“皮毛大王”之称。神木高家堡集市以经营盐碱生意为特色；定边安边集市以黑白羊皮与羔皮、绒毛为特色，同时兼营大盐、甘草；府谷麻镇是府谷县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最为兴隆的集市，山西河曲、河北、天津及神木、榆林等地客商纷纷到此经商。

1951年，仅榆林城一地就有1300多名边商常年在内蒙古从事商业贸易。同业公会599户，其中货店业占59户，百货布业占108户，杂货油业占174户，边商业占66户，寄货主占31户，其他各业占161户，商业人数占全市人口总数的4.1%。自报资金总额3747.6万元，占全部公会资金总数的66.46%，与解放初期户数比较增加了59.4%。

蒙汉贸易的发展活跃了榆林的商品经济，加强了蒙古族同胞与汉族之间的联系，增强了蒙汉两族人民的情谊，不但有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有利于民族团结、合作、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辛努力，榆林地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方面，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上最好时期，牲畜存栏量也有了大幅增加；工业方面，在政府的扶植下，现代工矿业开始起步，一批国营工业企业创办起来。1949年榆林有国营工业企业7个，1952年发展为12个，产值67万元，比1949年增长近一倍。1952年，全区工业产值达到526万元，较1949年增长42.9%。现代交通运输、通信业也有了初步发展，为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四、治沙造林造福后代

榆林地区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交界地带，属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较少，风强沙大，历史上过度的屯垦和放牧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得毛乌素沙地不断向南推进，榆林地区也成为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如何阻止沙漠对人民生活环境的进一步侵袭，减少风沙对榆林地区带来的危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榆林面临的重要任务。

1949年，榆林地区仅残存60万亩天然林，林木覆盖率只有0.9%，流沙已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吞没农田牧场120万亩，沙区6个城镇和412个村庄受到风沙侵袭压埋，仅存的145万亩农田也处于沙丘包围之中。榆林地区全境有570万亩荒沙，大部分系沙漠腹地的大沙、流沙。沙子活动性大，立地条件差，治理难度大。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地、日益肆虐的“沙魔”，党和政府带领榆林人民打响了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北治沙、南治土”的植树造林攻坚战。

1950年4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土地利用工作队进入沙区调查规划防沙造林，并筹建了榆林第一个治沙造林林场——陕北防沙总林场。6月初，陕北防沙林业委员会成立，李子川任主任，师儒清、蔡学周任副主任，指导全区的防沙造林工作。为了摸清沙漠的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防沙造林工作，陕北防沙林业委员会派工作组历时3个月，分东、西两段对沙漠进行初步勘查。在靖边、神木、镇川等地设立总林场分场，建立了6个县林业站、6个区林业分站，并在神木县瑶镇、靖边县杨桥畔、榆林县古城滩创办3个苗圃，初步形成总场、分场、分站、苗圃组成的治沙造林体系。

1952年6月，西北农林部组织“陕北防沙造林勘查队”，对榆林沙区进行勘察设计，较系统规划制定了防沙造林工作。1953年3月，林业部长梁希陪同苏联专家来榆林考察治沙造林，并在鱼河南沙推广苏联的“防沙板”挡沙办法，但未能成功。同年，榆林县牛家梁村试行引水拉沙修渠造田。村民们采取引水拉沙法修通黑海子渠道，渠水所至，荒沙成田，开创了治沙造田的新途径。1953年改“陕北防沙总林场”为“榆林地区防沙造林局”，国营造林比重逐渐增加。绥德专区于1953年设“无定河造林局”，所属8县先后建立了县林业站。

1955年，毛泽东发出12年内“绿化祖国”的号召。1956年3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延安召开了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全国青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植树造林运动。榆林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植树造林高潮。1956年，榆林专区成立了林业试验站，推广榆林县金鸡滩村马柱才、鱼河农场李生旺，定边县小滩子村李守林摸索的“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先滩地、后沙湾”的造林步骤，采取引水治沙、引洪漫地、围沙造地、扬风移沙、造林治沙等综合治沙方法，将生物治沙和工程治沙相结合，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治沙策略，由单一的植树治沙向综合治沙推进。当年，全区有15万青少年参加了春季突击月植树造林活动，建设东起府谷，西至定边的陕北防沙林带。1956年春，榆林专区造林28.4万亩，育苗2515亩，零星植树264.6万株，封沙护草、封山育林8万亩，搭障蔽40.8万米。1950年到1956年，榆林专区营造各类林木50万亩，国营造林比重由20.5%，增加到23.3%；集体、民营造林由1万亩，增加到38.4万亩；在长城沿线设立了20个国营林场和10多个国营苗圃，为大规模治沙造林奠定了基础。

通过榆林人民的艰辛努力，榆林地区防风治沙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可贵的是，榆林治沙活动所形成的“榆林治沙精神”是榆林各级党组织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集中体现，是延安精神的弘扬和继承。为了改善榆林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为了榆林人民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带领人民向沙漠宣战，实施了系统的长期的治沙工程，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宁愿治沙累死，也不能被沙子欺负死”，气壮山河、波澜壮阔的治沙大会战表明了老区人民敢为人先的豪迈气概，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意志，体现了“改变贫穷面貌、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榆林人民在党的带领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迷信，不盲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走出了一条科学的、可持续的治沙之路，为后代完成“人进沙退”的壮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