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析建立前秦政权的苻氐家族那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心理,则看他们是否认同汉文化,还是以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首领自居,即是否有扰乱中华之心态?据《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所云:“时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辰于是入居塞内,贡献相寻。乌丸独孤、鲜卑没奕于率众数万又降于坚。坚初欲处之塞内,苻融以‘匈奴为患,其兴自古。比虏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处之于内地,见其弱矣,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义。’坚从之。”《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第2887页。可见苻融称匈奴等少数民族为“虏”,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苻坚既未反驳,却听从这个建议,这说明他在心理上并没有觉得自己也是胡族。再从在苻坚准备进攻东晋王朝时前秦政权的那场讨论来看,据同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所云:“坚引群臣会议,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坚曰:‘吾闻武王伐纣,逆岁犯星。天道幽远,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国,而为勾践所灭。仲谋泽洽全吴,孙皓因三代之业,龙骧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第2911-2912页。“下书期克捷之日,以帝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立第以待之。”《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第2917页。值得注意的是苻坚只是说“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却没有什么民族征服的文字语句,并列举了武王伐纣,夫差、孙皓灭亡的事例,还准备在灭亡东晋之后将东晋孝武帝、谢安、桓冲君臣请到其统治中心仕宦,并委以重任,这也看不出民族征服之意,也就是说苻坚等氐羌统治者并不存在扰乱中华之心理。

至于为何前秦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没有打算扰乱中华,相反在文化上认同汉文化?这就要从他们所统治的地区文化方面考虑。可是苦于《晋书·地理志》中缺少风俗篇章,只能借助《隋书·地理志》有关各区域文化的论述。那么前秦政权最初割据关中地区的人文环境如何?据《隋书》卷二九《地理志》记载:该地区“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817页。。可见该区域文化并不发达,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该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苻氐家族曾在后赵时期被迁徙至山东地区,而山东地区的人文风俗,据卷三〇《地理志》记载:该地区大多是“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好尚稼穑,重于礼文。”《隋书》卷三〇《地理志》,第843页。“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隋书》卷三〇《地理志》,第843页。“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隋书》卷三〇《地理志》,第859页。“人多重农桑,性尤朴直,盖少轻诈。”《隋书》卷三〇《地理志》,第860页。“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隋书》卷三〇《地理志》,第860页。“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隋书》卷三〇《地理志》,第862页。由此推测前秦政权最高统治者苻氐家族曾在山东地区受到先进的汉文化影响,接受了汉文化。此后该政权又曾经一度统一了中国北部地区,包括文化较发达的山东地区,因此在该政权统治区域的文化根本不存在什么“乱华”现象。


综上所述,在前秦割据政权中,苻坚、苻融、苻丕、苻朗等统治集团成员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其中苻朗在淝水之战后逃往江南,其学识得到东晋文化水准颇高的士族认可,并撰有著述。此外,该政权在制度上沿用汉魏旧制,设置学校,教授生徒,教授贵胄子弟习读典籍。至于该政权只是在苻洪、苻健时期实行了“一国两制”,此后即未见记载,而且是以汉魏旧制为主,匈奴单于制为辅的权宜之计。那么为何前秦政权的统治者在诸多方面认同汉文化?这则要从那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心理上考虑,他们认同汉文化。这是因为中国北方农业地区汉文化底蕴深厚,人们或“好尚稼穑,重于礼文”,或“务在农桑,好尚儒学”。正因为如此,当以苻氐家族为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进入该地区后,即被该地区的先进汉文化所征服,或自愿或被迫地接受了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文化。所以他们不论是割据关中地区之时,还是统一整个中国北方之时,并不是以所谓胡人身份想要扰乱中华,而是只想割据一方。这亦说明该时期在文化上并不存在“乱华”的情况,进而可以认为在文化方面十六国北朝时期所谓“五胡乱华”之现象是不存在的。


作者简介:

黄寿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