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这些研究代表了目前有关欧盟的最具权威的经济和社会预断的话，那么在欧洲宪法遭到拒绝之后，与之相对立的将一体化作为一种政治进程的历史理论对现状必须说些什么呢？可想而知，莫劳夫奇克不允许任何疑云遮盖那阳光般明媚的前景。欧盟刚刚度过最为成功的十年，其间的东扩仅花费了极其微小的代价，且不需要欧盟的业已令人满意的机构作出显著的改变。他可以如此告知心满意足的《展望》读者们，这些机构继续出台着“几乎在一切情况之下廉洁、透明、有效并积极回应欧洲公民的需求”[39]的政策。那么，欧洲宪法呢？仅仅是在公众关系领域里的一种无必要的实践，这种实践活动的终止并不代表欧盟的失败，实际上证明了其稳定和成功。
然而，欧盟内部难道就没有民主赤字吗？根本没有——会有这一问题是因为人们搞错了。欧盟处理的事务由专家进行最佳操作，这些事务与选民并非直接相关，包括贸易壁垒、竞争规则、产品监管、法律判决、国外援助。把这些事务与公众决策分开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取的。公民们都明白这一点：公民可以不尊重他们的党派、议会，但是却非常尊重他们的军队、法庭和警察。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些政治事务，是因为这些事务——本质上即税率和社会服务——对他们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们在国家层面上决定，也理应如此，而欧盟则缺少独立的财政基础和民政管理，因此它对上述事务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在欧盟自身的领地内，它应该避免受到公民投票或其他注定失败的以直接民主决策为目标的尝试施加的煽动性干预的影响。“强制性的参与会适得其反，因为公众的反应注定是愚昧、毫不相干且基于意识形态的。”[40]在任何情况下，促使欧盟民主化的愿望注定会落空，因为“它与我们对发达的民主政体运作方式所形成的社会科学共识是完全相反的”（原文即为斜体字）。[41]我们不应忘记，“政治方面的学习、动员、评议以及参与对理性的公民来说，代价不可谓不昂贵”。[42]而幸运的是，民众自身皆清楚这一点，他们拒绝为关注欧盟事务而付出时间和精力方面的高昂代价。他们会迅速作出反应，以反对使自己更多地涉及欧盟事务的任何尝试：促进欧盟民主化的方案不能增强其合法性，反而会使欧盟不再那么受到支持。在不过分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情况下，已废止的欧洲宪法中可能有些用处的特点可以无声无息地渗透到国家议会，因为“欧盟最大的战术优势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那就是‘无聊’”。[43]
作为一种旨在剔除民意所有痕迹的诡辩，上述说法的坦诚值得赞许。然而，若言欧盟的合法性并不在于那种不太适宜的民主，那么，它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莫劳夫奇克的答案——如同我们在前面读到的那样——相当直接：“欧盟旨在推进自由市场，其主要的利益集团支持来自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44]或更为直截了当地说，“欧盟基本是有关商业的联盟”。[45]它应当继续这样存在。欧盟对新自由主义的偏见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负责任的分析师不会相信，当前欧洲国家的福利体系具有可持续性。[46]这些福利体系既不能也不应该在欧盟层面上重新被阐明。“社会欧洲是一种妄想。”反过来说，就欧盟那完美的合理性而言，现存的欧洲是所有国际机制中最好的样板。
莫劳夫奇克过于乐观的观点和吉林汉姆的观点格格不入。吉林汉姆的《设计新欧洲》（Design for a New Europe，2006）对欧盟目前状况的判断绝无任何必胜信念，而是趋向于过分的危言耸听。欧洲宪法招致投票否决是欧盟合法性之危机的有力证据，而导致危机的理由也很充分。从德洛尔时代起，官僚腐败、偏见和盲目干预已经成为不负责任的布鲁塞尔的委员会的特征，其中只有国内市场和竞争这两个部门还保持着诚信。而斯特拉斯堡的议会一直是毫无作为的清谈俱乐部。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欧洲理事会都被一些荒谬的法国项目所控制，如在外太空建立全球定位系统，以与美国早已建立的全方位的系统进行竞争，更不用说那些为了延续濒于崩溃的共同体农业政策所作的腐败交易了。如此退化而腐败的机构能有可信度吗？一体化消极模式中本质上很简单的任务已经变质为一种复杂而又不透明的机构，公民对它几乎完全摸不着头脑。
更为糟糕的是，欧盟抵制农业科技进步，导致欧盟陷入了实际上的蒙昧主义。布鲁塞尔对转基因作物——孟山都公司是世界上转基因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其总部在美国圣路易斯——的封锁体现了国家主义者的无知与无能的极限。同样自以为是的态度可能会使欧盟没有能力处理今天它所面对的两个最大的挑战：一是正在进行中的重大变革，亦即新科技革命使得信息、纳米和生物科技成为工业创新的最前沿；二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流入全球市场，可以使传统商品大量生产的成本远低于过去。欧盟先是落后于美国，同时还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或许明天还将会面临印度和巴西所带来的压力。
前述第一个方面更加关键，但更少被公开谈论。欧盟面临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的变革，它们使“植物与动物、活物与死物乃至生与死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欧盟始终无法释放与它们竞争所需要的市场活力。[47]什么是要做的事呢？吉林汉姆的补救措施是十分严苛的。毫无疑问，废除共同农业体政策和服务自由化是第一要务。然而，除了这些必要性被如此大肆宣扬但却没有付诸实施的方案，更加激进的改变则是必需的：至少得是一场真正的“烧毁一切空洞言行的大火”，它将终结区域基金，抛弃欧元，缩减欧盟委员会，抛售布鲁塞尔的欧盟建筑，并将欧洲议会改造成一个小型的无害的咨询机构。理想的蓝图是构建一个从爱尔兰到乌克兰的自由贸易区，较之旧时的欧洲贸易联盟（EFTA），妨碍它的规则和官僚要更少，果真如此的话，这样的欧洲将会把民主作为一体化真正的终极目标加以纠正和发展。
这些提案——半是玩笑？——的愤怒具有哈耶克的态度更为强硬的文章的精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提案远远背离了他的精神遗产。很明确，哈耶克所称的“国家间联邦制”之愿景旨在维护市场的自由运作，使之避免遭受民主的干扰，他一直高度警惕民主所带来的种种危险，而宁愿设想摈弃对普选权的迷恋的“有限民主”（demarchy）。[48]他的推论和后来在欧洲中央银行内形成的思想一致——市场管理可凌驾于国家主权的程度越高，就会越远离来自下层的要求国家干预或重新分配的选举压力。对他的追随者来说，要反其道而行之，就好像构想正确的一体化目标是推动民主而非保护我们不受民主之害一样，是异想天开的举措。然而，除了进一步的东扩——吉林汉姆在文字中特别表露出对乌克兰的同情，它并非布鲁塞尔最热门的候选国——其主张一直是一种没有详细的制度说明的姿态。
《设计新欧洲》有意避开任何可能因建构主义而备受指责的方案。事实上，吉林汉姆在书中所描述的是影响广泛的破坏性计划——一体化之消极模式犹如埋在欧洲委员会、议会、结构基金和货币联盟里面的炸药。这些方案的极端性反映了吉林汉姆的欧洲一体化历史长篇叙述所得出的结论的困惑程度。因为他的表述不能解释为什么机制改变所解放出来的各种力量在最后关头会迅速地消退——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没有信念的政府与没有未来的反对派形成的僵局。在诸多政治事件的表象背后，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局面不再存在。
莫劳夫奇克和吉林汉姆对欧盟的描述中指示性部分的结论是迥异的。一个要维持它的原状，另一个要推倒它的大部分。在这种分歧的背后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虽然皆致力于市场，但是对公共生活的设想却完全不同。按照莫劳夫奇克的理解，政治学似乎只不过是经济学的分支，遵循相同类型的功效计算，结果具有可预测性。吉林汉姆则相反，他试图把经济学尽可能地与政治学分离开来；他认为，经济体系的自发运作只可能被任何种类的政府干预损害，且有被后者毁灭的危险。在此，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结局永远都是意想不到的：对于市场而言它们是良性的效应，但多数情况下对于国家却具有讽刺性的或者恶性的效应。J.G.A.波考克最优秀的文章之一，同时也是他最长的一篇文章就是对“辉格党原则种类”[32]的历史重建。自由主义的种类反而更多。不过奇怪的是，在当今众多的版本中，欧洲或许被表述为一个实质上受到偏爱的对象。在这些版本当中，“自由政府间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绝非最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