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李达与《共产党》月刊

李达（1890—1966）　湖南零陵人。1913年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就读。1920年回国，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主编《共产党》月刊，担任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创办人民出版社及平民女校。1924年9月脱离共产党。长期在长沙、武汉、上海、北京等地高等院校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理论著作。1949年底重新加入共产党。先后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是全国一届政协委员，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著作收入《李达文集》。

主编《共产党》月刊

1920年8月，留学日本的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之目的回到上海，陈独秀告诉李达，他已与李汉俊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并邀请李达参加，李欣然接受，随即成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一面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一面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从8卷1号起，改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李达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经常为该刊撰稿。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言论和出版都受到钳制，《新青年》作为公开的刊物，难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同时《新青年》原是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需要继续发挥其学术性强的特色，所以仅有这样一份杂志已远远不能满足筹建共产党的需要，必须要有一个内部的理论刊物。

为了宣传党的主张，统一建党思想，上海发起组决定创办理论性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向各地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建党学说。该刊由陈独秀、李达、俞秀松、杨明斋等筹办，李达担任主编，陈独秀、袁振英等参加了编辑工作。编辑部设在李达的寓所，先是在老渔阳里2号，后移至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根据形势的需要，《共产党》月刊创刊号选定在1920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纪念日，表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政党。该月刊着重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俄国共产党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思潮，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明确显示中国共产主义者要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主将

李达每期都为《共产党》月刊撰写社评性的《短言》、消息和重要文章。在《短言》中明确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就是“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还指出：“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号召中国无产阶级“举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

建党前后，在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烈论争中，李达充当反对无政府主义主将的角色。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倡导“绝对自由”的谬论，李达以“江春”的笔名在《共产党》月刊上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这些文章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组织和纪律、集中和领导的必要性，指出：“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集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是分散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诬蔑这是共产党故意造成的不平等，文章指出：“以这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当生产事业若是发达到了极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但“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文章深刻揭露和批判无政府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坚定地表示：“我奉劝我们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总要按照事实上理论上去为有效的努力，不要耗费有益的精神。”为了干革命事业，他大声疾呼：“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

呕心沥血办刊物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随时都有刊物被查封和人员被搜捕的危险。李达在十分困难的秘密工作环境里，将其主要精力和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主编《共产党》月刊上面，在最紧张的时候，从写稿、审稿，到校对、发行，全部工作几乎都由他一人承担。刊物的经费虽然由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支付，但遇到拮据时，李达仍要四处奔波，设法筹措，有时把自己译著的稿酬拿出来垫支。

为了掩人耳目，《共产党》的名称不便对外使用，曾以《康敏主义周刊》（“康敏主义”即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无政府》、《安那其》等封面出版，发表文章也多不署真名。《共产党》月刊还出现过不能如期出版的情况，如第3号本应1921年1月7日出版，结果到4月7日才出来，间隔了3个月，原因是付印前，稿件曾被法国巡捕房没收，所以该期的首篇文章的头一页以“开天窗”的方法，用醒目的大号字写上“此面被法捕房没收去了”，以作抗议的警示。

《共产党》月刊是一个半公开的刊物，共出刊6期，于1921年9月停刊，最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该刊的历史使命虽然暂短，但作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必读材料之一，在广大革命者中广泛流传，争相阅读，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贡献。上海发起组要求其成员除阅读《共产党》月刊外，每星期还组织一次学习会，由李达和杨明斋两人负责讲解，再组织大家进行讨论。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则《通知》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个刊物。毛泽东当年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誉《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将该刊发表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

1921年2月，李达接替李汉俊代理上海党的书记，主持上海发起组的全面工作。由于李达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党的宣传工作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使之得以在党的一大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